孔子是活动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称得上“百家争鸣”的学术活跃时代。当时最有影响的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及以墨子为首的墨家等等，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宣传某种他们认为是真理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在百家中立一家之言；而后世把他们视为圣人贤人，有的以至被抬到师表、教主的地位，并非他们当时所预料。今日我们评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应该以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作为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角度进行分析，这是科学的治学态度。就孔子来说，他本来是一位思想活泼的学者，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不少学术问题。对于艺术，在诗论上他有贡献，影响后世很大。孔子也发表过有关工艺美术和有关绘画的见解。
孔子谈服装色彩的意见，见于《论语》：
子曰：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乡党篇》）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篇》）
古代是以黑色为礼服的颜色，因此稍稍近于黑色的绀（天青色）和（浅绛色），都不能用来镶边，为其他颜色的衣裳作装饰。所以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用这两种颜色装饰自己的衣服。红、紫两色为官服之色。红色（朱）又是正色。故做官服，朱紫也要有所区别。
孔子认为，礼服、官服和便服的颜色若不严格的区别，就像郑声破坏了雅乐一样，是不能容忍的。画史上记载，明初戴进想入宫廷画院，他画了一个穿红袍的人钓鱼，有人就说坏话，说红色是官服，怎么能穿在钓鱼人的身上呢？一句话，就把戴进的画否定了，使他终生未能进画院。
孔子争议的不单纯是服装的色彩问题，而是把服装的色彩同是否遵守“礼”的问题联结在一起了。孔子提倡的“礼”，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思想，其外在的具体表现则是区别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即所谓“仪”。区分等级的服装色彩，是体现“仪”的一项重要形式。这同孔子指责季氏享用“八侑”之舞超越等级是一个道理。因此，孔子论服装色彩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工艺美术创作或色彩学研究，都已失去了意义。
关于孔子论绘画，有二则记载，一则出于《论语》：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侑》。商，即子夏，子夏名卜商）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形容妇女笑得好看，眼神顾盼很美。诗句出于《诗经》（《魏风·硕人》），与绘画无涉。“绘事后素”，是说先有白底子，后有画。子夏提了两个问题，即诗和画，孔子只回答了画的问题，说先有白底子然后才有画。接着子夏又问道：礼的产生在什么之后呢？孔子说：卜商你启发了我，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
“绘事后素”，似乎是当然的事，没什么可讨论的。实际上包含一个道理。孔子认为，礼、乐这类活动只是礼的仪式，真正的礼是内在的思想，不是外在的形式。比如他曾表示，“礼”并不是仅指献玉帛之类的活动；“乐”并不是仅指演奏钟鼓之类的活动。“绘事后素”，我认为是讲文与质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个本质，也都有表现本质的形式。这就是质与文。“素”是质，“绘”是文，文是表现质的。
“绘事后素”，不单见于《论语》。《周礼·考工记》中也记载着：“凡画绘之事，后素功。”可见在当时这种观点是颇为流行的。
孔子还有一则画论，见于《孔子家语》。有人考证这本书是伪作，但从它所记载的内容看，是符合孔子的艺术思想的，我们不妨引用。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观周》）
从以上文字看，最晚到了周朝，绘画已经从工艺美术中独立出来，宫廷、庙堂都有了壁画。那个时期的壁画已随着建筑物毁掉了，但这段文字却证明当时有壁画，其内容也很具体。尧舜和周公，是孔子景仰的圣君贤臣，当他看到尧舜同桀纣对比；当他看到周公怀抱着年幼的成王在斧形的屏风（斧扆）前接受诸侯的朝拜，心情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所以孔子的“明镜察形”、“往古知今”的议论是合乎他的思想的。
孔子强调绘画寓褒贬别善恶的作用，同“使民知神奸”论实质上是一样。孔子要求文艺为礼教服务，是他的文艺观的核心。但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因为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只是一家而已。人们完全可以不听他的。到了汉代“独尊儒术”的局面形成之后，孔子的这一绘画功能思想就风靡于世了。我们只要看看汉代遗留下来的画像石如山东武氏祠石刻，那些圣君、贤相、忠臣和与之对比的淫主等画面是屡见不鲜了。唐代美术评论家张彦远所说的“成教化，助人伦”，也不外是孔子的绘画功能论的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