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于孔子的庄子，不仅是战国时期与孔、墨学说对峙的大家，而且其思想对后世的许多文学艺术家影响极大。本来按老庄的哲学思想来说，是反对“五音”、“五色”的艺术创作的，认为那是违反“自然”的人为技巧。可是恰恰就在庄子宣扬任自然，返质朴的著作中，给了后世艺术家一些有益的启发，“解衣般礴”论即是突出的一例。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君曰：“可矣，是真画者矣。”（《庄子·田子方》）
《田子方》等外篇，一般认为不是庄子本人的著作，但能代表庄子的思想。这段文字，描写了一个画家受宋元君之命来作画，他的举止与众不同。他步履舒缓，行礼之后，不像别人恭恭敬敬地在那儿站着，就自己回到房子里。未作画前，把衣服脱掉，光着身子，伸开两腿坐着。所谓“解衣般礴”，就是脱衣箕踞。古人席地而坐，有两种姿态：一种是有礼貌的规规矩矩的坐法，先跪下，脚掌立起来，屁股放在脚后跟上，上身直着。汉代铜器长信宫灯那个宫女的坐相就是。箕踞是另外一种坐法，是不恭敬不礼貌的一种坐法。庄子妻死时，惠施往吊，见到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很气愤，认为太放肆无礼了。
庄子的哲学思想很灰颓。但这个人很有才气，善于用故事讲道理，阐述他的观点。正如鲁迅说的：“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汉文学史纲》）“解衣般礴”，是借用画画的故事讲道家“任自然”的思想，本意原不在论绘画；但这种不受世俗礼法束缚的思想却道出艺术创作的一条特殊性，即艺术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惟其如此，所以后世的画家是赞同这一理论的，它甚至成了作画的代名词。无论是画画还是写字，精神上都不能受束缚，精神一紧张，就画不好，写不好了。从古人的书画活动和发表的意见中证实了这一点。汉末的蔡邕，是书法家，几种书体都写得好。他说：“书者，散也。”他的意思就是要写字的人把精神放开。接着他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矣。”（转引自朱长文《墨池编》）
欧阳修《集古录》说：“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也指出书法家的精神状态同书法艺术优劣的关系。
据说王羲之的《兰亭序》写了许多次，第一次最好，后来怎么也达不到第一次写的效果，因为那种兴致后来没有了。苏轼写《赤壁赋》，也是头一次写得好，后来写的不如第一次。画画有类似的情况，有的画家勾草图，不经意画，但非常生动，正式作品往往倒不生动了。写意画，就是那么几十分钟，欣然命笔，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作画时，人的精神状态应该怎样，《庄子》之前没人论述过。“解衣般礴”说出了艺术创作这种特殊的脑力劳动的一种特殊性，故深为历代画家赞同。清初画家恽南田说：“作画须有解衣般礴旁若无人之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画论丛刊·南田画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