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时机得当，并实实在在受到了挑衅，那么因此而引发的愤怒就能为重要的目标服务。但是治疗并不是旨在使原先感到抑郁的人成为一包炸药。病人逐渐意识、并在治疗中宣泄的大量怒气，是由于起先未能正确对付抑郁而储存起来的，或是曲解了周围的事件而产生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从环境中获得的正面反馈有很大的依赖性，因为这些反馈能一次次支持自身价值的完全感。学校是这类反馈的理想环境。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年轻人能努力学习并获得好分数。如果有体育才能，他就能全力以赴，把自己培养成篮球明星或足球明星。求学的岁月一旦流逝，一个人想从环境中获得自身价值的证据就难得多了。如何测量？根据挣得的钱吗？根据每一天妻子或丈夫对自己说“我爱你”的次数吗？根据收到的社交活动的请柬数目吗？
当正面的反馈机会逐渐减少时，遭受拒绝的机会增加了。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繁忙了，它无心顾及人们正当的敏感心理。对那些比一般人更需要自我印证的人来说，它更加漠不关心。抑郁患者的自我关注使他将冷淡看成是冷落，而冷淡有时实际上是相当程度的尊敬与爱。因此他容易受伤害，容易疑心遭人冷落而发怒。
在治疗过程中，关键在于能使敏感性的愤怒得以发泄，不过医生当然不会鼓励病人在别处撒野。治疗的重点放在帮助病人更准确地决定自身价值。病人往往身不由己地依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议论。而治疗就是要将其自尊心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样，伤害减少了，发怒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了。
与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
抑郁症患者有一种拖延耽搁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活动与决策时，还表现在对刺激的反应上，这便成了又一个沮丧与怒火的发源地。
治疗是一系列反思，是用新眼光再度评价感情与经历。当包围着急性抑郁症的感情湍流退潮时，病人与医生便有机会来共同探讨病人看待本身经历时所依存的核心依据。一种由阿德勒发明的技术可用来迅速发现这些原因，并能释放一部分附于此上的情感。这种技术是问病人生活中最早能记起的是什么，此时此刻他能回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必须小心地在如何满足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不能造成过分的依赖性之间确立起一种平衡。不然只会延长恢复过程，并使之复杂化。任何人在害怕或感到束手无策时必然比平时更具有依赖性。由于他们要求医生帮助解除自己的痛苦，他们很可能将依赖需求投射到医生身上。治疗的本身结构——按时与一位理解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人见面——加上有机会集中精力解决伤脑筋的问题，这两者都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自发的依赖性。
病人每周就医次数与逐渐增加的依赖性之间是有联系的。一位每周就诊一两次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性不会高于每天就诊的病人。认真确定病人与医生一起相处的时间数量——一小时还是半小时——能给以安全感，并限制可能增长的依赖性。
前后自相矛盾，态度暖昧不明，会损害任何联系，包括精神治疗在内，这时依赖性也被破坏殆尽。有位女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地更改与医生的约见，并且往往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见。她下意识地不让自己过深地卷入精神治疗中去。矛盾的是，她却在制造新的不稳定状态，这进而加剧了她的恐惧感，从而使她感到更加束手无策。
开始时，一般的抑郁病人每周就诊一至两次，而就诊时间一般规定为45分钟。一旦良好的气氛充分地建立起来后，接下来的就诊频率便可依据有多少事情可谈、病人生活中仍有多少动乱、病人还剩下多少内省力而定。在治疗的全过程中，由于病人容易对自己依恋的人产生强烈的需要，因此抑郁症患者常常要同自己想多看几回医生这一欲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得与尽早结束治疗的冲动作斗争。
治疗专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鼓励病人与那种危害自身、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
这就要求医生必须进行大量的规劝，需要高度的耐心。有些病人一旦意识到某一种行为危害性很大，便会停止那种行为。但是许多人往往一拖再拖，因为他们还没看清医生忠告的意义，或者因为他们不愿舍弃一种错误的想法：这种行为会带来某种满足。
一个医生仅仅建议病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常常是不够的。他必须向病人指出，这种改变会诱发一些抑郁，但是同时能宣泄感情，这些感情可经几次就诊加以解决。例如一位病人一贯强迫自己发生一系列毫无感情的性关系，他可能正在隐瞒内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全感。
许多抑郁症患者可以成功地恢复健康而不需要他们家人过多卷入。但是，如果病人及其家属同意治疗专家能与家庭中关键成员见见面，让专家来决定家属与病人之间关系中的某些性质，这样做总是有帮助的。毕竟，家庭是一群相互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能够使病人感到抑郁，也会受病人抑郁的影响。没有人会在封闭的真空中得抑郁症。病人通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病理状况。他的康复必然会引起波动——整个家庭集团的价值观与权力平衡的变动。
通常有两种情形使得治疗专家更加积极地参与病人的家庭。一是接受治疗的患者因婚姻方面的纠纷造成了抑郁，或者由抑郁引起了这方面问题。其二是治疗青春期少年。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便与家庭进行一些接触，对于评价环境、掌握问题的全部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医生治疗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时很少与家长商讨，因为病人自己更愿意倾听医生这位不寻常的成年人的意见，医生与家长多接触就会慢慢地、无可挽回地危及病人对于医生的信任与信心。如果与家长接触过多，丧失这种信任的危险性就太大了。必要时，家庭成员往往被介绍到一位社会工作者或者治疗专家的同事那儿去进行商讨。
但是医生与抑郁病患者的妻子或丈夫合作则是很常见的，这样不仅能使病人的配偶明白怎样更好地与患者相处，同时还能够调整可能最初造成抑郁的态度与行为模式。偶尔，在病人的抑郁症消除之后，夫妻双方可以再共同就诊几次。
有时候患者亲属根本不愿出场，当婚姻开始恶化、濒临离婚的地步时，产生这种阻力是常有的事。有时，患者的配偶觉得有些事他不能或不愿泄露。他也许会以为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病人的抑郁负责，从而，往往毫无根据地感到羞辱和内疚。他也许害怕医生也会在他身上“找出毛病”。也许他不愿意放弃婚姻中那种“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优势。在许多场合，他们并不懂精神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也不懂自己干嘛非要卷入不可。
当患者一旦从抑郁中康复，最后的决定是何时终止常规就诊。病人可以这样问：“我可以停止来您这儿了么？”医生也可以建议：“我想该是终止我们会面的时候了。”病人对外面事物的考虑，往往会影响这一决定，譬如，离开这个城市，外出度假，因为公务太忙无法按时就诊等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决定明确表示出来，而不要采取推迟、违约的做法。
精神治疗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病人与医生间关系的结束，任何一方对对方都应该依然保持开放，一旦将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病人再度前来就诊——如发现某种问题，有某个想法或体会要告诉医生，医生要随时准备为他排忧解难。弗洛伊德的《终止的与未终止的分析》一文写于一个不同的时代，描写了一种不同的过程。他强调，在精神分析中应该达到这么一点，在这点上分析终止了。他认为可以运用人格的改变，或出现无法克服的阻力这两条标准，若两者中出现一种，分析家就应中止精神分析。够了就是够了。
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停止精神治疗的观点多少有些失之武断。除了病人考虑重新恢复精神分析外，通向精神分析诊疗所的大门已经牢牢地关闭。这种决策的后果是：对于许多病人来说，长期精神分析之后，生活又出现了种种危机，需要去拼搏；可这时他们被拒之门外，不能进行短期咨询，本来这能使他们更加灵活地应付各自的特殊困难。预防精神病理学——包括使康复病人保持良好状况——当时还未诞生。
当前，治疗专家鼓励病人与自己保持联系的做法日益普遍。这样一来，医生能追踪病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从而万一将来产生危机，他便有了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时所必需的资料。
精神治疗究竟应该持续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三年都有。
众多因素决定了治疗期的长短及其效果：开始治疗之前，病人得抑郁症有多久了？他因设置了陷阱，使生活复杂到了什么程度？他目前生活处境稳定吗？财政上有保障吗？他的灵活性如何？他学习速度快吗？治疗专家处理抑郁症的熟练与有经验程度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患者的治疗期限。例如，倘若他有严重婚姻纠纷，或者置身于一个压根儿令他灰心丧气的职位上，这时，治疗的时间要大大超过治疗那种由于年迈的父母去世时的紧张境遇所产生的单纯的、不太复杂的抑郁。
精神治疗向患者提供一个使自己从抑郁中解放出来的机会，患者同时还能获得有价值和有益的内省力。近年来这一过程由于三环抗抑郁药的问世而大大加快了步伐。
抵制性纷扰
在人类关系中，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要求满足亲密与性生活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抛弃了把人所扮演的角色看得比人本身更重要的道德观。它反映了家庭生活的分崩离析，祖父母、父母亲与青少年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天地之中。尽管人口熙攘，寂寞却是流行病。普通人感到孤独，彼此感情疏远，这些感觉使人越发需要亲密，也对亲密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挑战。一对男女青年赤身裸体站在卧室之中，必然会以一种最直接、最不加掩饰的方式——性的与情感的方式——迎向对方，这里不存在任何角色，没有任何社交礼节，也不用涉及过去与未来。
由我们的文明助长起来的、深刻的人性丧失，使这一时刻变得尤为难堪。
在丧失人性的普遍过程中，性也同样“物化”了。由于性和自尊心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非人格的性现象助长了抑郁的蔓延。寂寞及疏远感成为体验抑郁的常见方式。同时，许多孤独、抑郁的人转向了性，将它视为消除内心空虚的一剂灵丹妙药。虽然当代文明赋予性满足以极大价值，但性交往的深层动机通常却完全是非性的。在自尊心消沉的时候，性征服，或者发现自己仍有性欲，可能暂时缓解抑郁感觉，但是当这种伪造的自信心一旦烟消云散，抑郁感通常会迅速回复。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真正的自我强化。
在两性关系中，体验性快感与性满足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两性关系的框架中还包括爱情、相互信任、荣辱与共、甘苦同尝。存在主义者马丁·布伯将两性问“你——我”关系的重要性概括为真正的亲密基础。感情上的接近，以及满意的性体验需要双方自由地进人一种“我俩”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与“你”合而为一。这种体验的深度，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情感的，都是以情欲高潮来体现的，它允许人们在片刻之中舍弃平时“自己”的疆界，和爱人一起“溶入”共同的结合之中。并非一切性体验都必然具备这一独特的性质，但相互爱恋、相互关心的一对男女在性交时，这一性质时常会显示出来。
为了允许自己参与这一结合，双方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首先，在“舍弃自我”的同时个人的人格必须充分地保持完整，当这一体验结束时，立即复原。如果这一自我界限的短暂舍弃对个人的威胁太大，那么继而出现的恐惧感会妨碍他充分参与性体验的能力。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信任，必须相信与你共享片刻欢情的对方也能够、并愿意为了“我俩”的缘故放弃他（或她）的“我”。信任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性体验是数小时以至数月共同分享除性生活之外的其他体验的产物，只有当亲密与性高度统一的布景安置就绪，这样的性体验才会登台。
并非所有性交都需要这种人格的交融，当前，“在干草堆上很快地打个滚”已成为人们宣泄性冲动的主要手段。完整的性体验必然激发自尊心的升华，但在这种场合，这样的升华不可能出现。人的自我价值只会因此而缓慢地一天天没落，不管人们怎样企图否定这一点。
性和谐所需要的并不是技巧方面的讲究，而是在那片刻情欲魁力的基础之上肉体与灵魂的相互慷慨赐予。这样一来性关系中人性的因素与性欲统一了起来，如果双方期望长期保持这样的性关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情欲的吸引力与性兴趣如果缺乏爱情的依托，很快就会黯然失色。唯有爱人之间存在的相互关心、相互依赖、以及感情的公开交流，才能使情欲在漫长的岁月中永存魁力。
事实上，当性交被用来与暗中的抑郁作斗争时，人的自尊心会进一步受到损害。
性欲衰退是抑郁症常见的症状之一。当人们发现性与情绪之间失去联系时，多半会惧怕自己的性功能发生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譬如，许多四五十岁的男子与妇女错误地以为性兴趣的衰退一定是与日渐衰老有关的生理变化所造成的后果。抑郁症患者的性淡漠也可能被性关系的另一方误解为爱情的消逝，或者他（她）自己丧失了性吸引力。有时的确如此，但更经常的并不是如此。为什么抑郁的人会丧失对性行为的兴趣呢？原因多种多样。人一旦感到恼怒、悲观、焦虑、沮丧，这些心情本身就会迫使他的注意力离开性欲。对于遭到别人冷落特别神经过敏、容易产生负罪感、发泄怒气时可能存在障碍、以及性冲突本身，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也会干扰他的性冲动。
但并非所有得了抑郁症的人都丧失了性欲。事实上，许多例子表明，抑郁与性功能的亢进有关，这种现象叫做性纷扰。性纷扰表现为体内激起一种直接的性交迫切感，它与非性的性交意图截然不同。性纷扰可能是由性激素的变化造成的，但也可能是抑郁反应所激起的焦虑与忧患的后果，因为焦虑加剧性的迫切心理的情形并不少见。
许多在离婚以至守寡之后体验到抑郁的妇女，会注意到自己性冲动的激跃，她们仿佛觉得自己简直无法保持常态。除非这样的性意识能与躁狂性情绪亢奋有关——有些人在压制抑郁的过程中会感到轻微的兴奋感——体验这样的性感觉通常是不舒服的、令人心慌意乱的，而远非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