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的说来，抑郁与性兴趣的衰退彼此联系。在某些例子中，性兴趣衰退反映了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它通过抑郁被压制下去。易于抑郁，或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在发怒时倾向于退缩进个人的自我之中，而不是直接对付令人恼火的局面。由于这个道理，性兴趣的萎缩可以成为这些人表达敌意的一种试用有效的途径。
容易抑郁的人通常对自己的对象倾注大量的感情和依赖性，因此一旦受到对方的冷落——失去所爱的人的爱情与性兴趣——便会大大地刺激或强化他们的抑郁感，无论对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是如此。
如果这种冷落表现得十分微妙，潜伏得十分隐蔽，人们可能在慢性抑郁的心态中生活上好几年，除非有急性状态的绝望或情绪的大幅度变动来结束这一恶性的模式。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对于丧失爱情的敏感性来源于这类人爱慕别人的方式，尤其是这类人往往过深地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过分依赖所爱的人，在两性关系中过多地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一旦他们遇上了这样一种人，后者付出感情的能力与愿望远不及他们——不幸的是这类事经常发生——这时便会产生严重的平衡失调。除非双方接受恋爱方式中存在的这一差异，否则迷恋较深的一方会屡屡感到遭受冷落，因而会狂热地搜寻感情的印证，他对双方关系可能破裂所存的焦虑也会大大加深。“谁爱得更深，谁就低人一等，命该受苦……”
如果性体验使人丧失了人格的统一，就会在人们心里产生负罪感，这是性行为与抑郁之间的另一重要环节。几个世纪以来，文化价值、道德教化、父母之间大量的冲突与人的个性特征结合在一起，向儿女们灌输了大量有关各种各样性行为的深刻负疚意识。但是自十年前开始，发生了对于性价值的全面反思，其中包括对许多性行为形式的反思，从手淫、婚外恋直到同性恋。一些人对这一变化拍手称快，另一些人对此咬牙切齿，大多数人则感到困惑不解，忧心忡忡。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一种对性生活更开放、更真诚的态度，但不幸的是，当前的性解放却掩盖了健康的负罪意识，这种意识应当制约那些容易危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性行为。这种类型的负罪感，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能促使人们避免那些有损于自尊心、会导致抑郁的性交往。一旦失去这一保护机制，许多人在面临如此众多的性机遇时，会更加容易陷入不正当、早熟、有时甚至是令人堕落的性行为之中。我们有充分理由抛弃那种把性行为当作“脏事”而横加禁止与限制的做法，但许多人同时却把如何识别、如何正确对待正当的性负罪感的能力也一起抛掉了。
虽然压制性负罪感已成为普遍现象——婚外恋似乎不足为奇，有些人对此加以提倡，作为对于不尽人意的婚姻的一服“姑息剂”——这种局面对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产生了特殊的问题。
同龄人的压力，正迫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其感情远未来得及为性生活作好准备之前，便参加了性活动。十几岁的青少年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从中他们能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并确定自己人格的范围与限度。他们自然有些羞怯。性对他们充满着神秘感，按照传统，性体验应当逐步探索，逐步尝试，这样它才能最终统一到自己完整的人格中去。
与这一渐进型性模式针锋相对的是一场及时求欢的强大攻势，这潮流来势汹猛，使人不禁感到若不顺应时势，只怕是自己身子出了什么毛病。对年方十四的少女来说，对性的渴望与浪漫的憧憬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一旦面临避孕药、人工流产之类的问题，会扰乱她们性格的健康发展。许多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于完全的性活动所伴随的复杂感情寓意也未作好准备。
他们产生了大量的迷茫、厌倦，人数众多的青少年酗酒、吸毒。在他们还未来得及准备好之前就使他们沉涸于性与感情纠葛之中的那股社会压力，是造成这一切的祸根。
抑郁的根源在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在爱情与性的问题上，情绪比任何其他场合更容易受到影响。美满的性关系如果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这一框架加以约束，将会大大增强人们这样的自我感觉：“我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万事如意的人。”
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
在当代社会中，“攻击”这个词成了入侵别国领土，无论是军事上的，如象美国在朝鲜或越南干的那样，或是经济上的，如入侵另一公司的销售领域，或者是人身方面的，如一个人剥削另一个人。
当我们把一个人称为“攻击型”的人时，眼下是用了这个词的贬义内涵，暗指他自私、贪婪、心怀敌意，有时甚至是个危险人物。当一个人追求自己目标时，可能对他人造成危害，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击性在何种条件下、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
实际上，当人们将它转向合理目标时，当个人目标与他人的权力处于某种恰当的平衡状态时，攻击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健康和高度道德的品质。例如，教育正朝着这样一种体制发展，它允许班上的不同的学生根据其天赋才能有不同学习进度。这就是迈向释放健康的攻击性的第一步。以前，聪明的孩子受到惩罚，为了全班的缘故，必须拖住他们。而较迟钝的孩子，每当他将自己的分数与班上别的同学比较时，则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迟钝。
任何一个能否成为建设性攻击型的人是和他的情绪、精神状态与性格密切相关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提出，任何人都拥有一定的能量——从有机体和基因甲产生的生物能。即使环境条件对于成为攻击型人才十分有利——当主动性与创造性行为受到高度评价而不是被窒息时，大多数人仍有一种内在障碍，限制了他们自由地成为攻击型人才。
一位有经验的企业家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可靠的人更难找。而精力充沛、能坚持到底的人，能不断开拓前进、亲眼看到工作完成的人，简直是屈指可数。我们的社会看来不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人才。每当主动性崭露头角，好象人人都想赶快把它掐掉。”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能量自由外流都有顾忌，因此看到别人显示出主动性便惊惶失措，妒忌与竞争性也随之冒了出来。有一个人真正为别人的成就感到快乐，就有更多的人忌妒、怨恨、指责他们，来弥补自己攻击性的不足。
由于被人接受是正常的需要，因此许多聪明、有才华的人因为具有攻击性而被大泼冷水，并冒着被社会遗弃的风险。人人都能记起同学之间有一种压力，要求每个人学业上尽量不露锋芒，不要流露出对功课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只是为了免遭全班同学的嘲笑与白眼。同龄人的压力，病态地逼着人们走中庸之道。
除了环境影响之外，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的攻击型人才还取决于他本身性格中的某些成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驾驭怒气的本领。攻击与发脾气是两回事，但攻击能力与一个人能否成功地处理愤怒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正常的愤怒，相反，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这种愤怒常常披着紧张、激动、肠胃不适和恐惧的外衣——总之它可能披着任何伪装，除了抑郁的真面目之外——到处惹事生非。
人类面临危险时作出的反应不是愤怒——自我防卫或进攻，就是恐惧，如可能的话就逃跑。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恐惧或逃跑是其对精神压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
为什么患有慢性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的人难以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处理自己感情的方法模式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在每个家庭或每一种文化内部世代相袭。譬如，要是在家庭内部表达合理的愤怒是不能容忍的，或者，如果任何独立意识或抗拒的表示都受到挫折，那么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全部被赶到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感情被掩盖起来，沟通也被阻塞了。
敌意的释放导致情绪高涨，使正常的攻击性回归，这是医治抑郁症时常见的格局。病人仿佛心底储藏着一股无法表达的怒气，在治疗时一点一点地发泄出来，直到完全排完为止。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强烈要求跟自己所爱的人保持一致，有时这种倾向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混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样一来，向自己父母或爱人发火就变成朝自己发火。当这种怒火被引向外界之后，自尊心便能得以恢复。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抑郁症患者害怕自己内心的愤怒。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在童年发育时期、特别是发育的“口腔”与“肛门”阶段形成的。在发育早期造成创伤的事件，会使人们日后需要依赖他人时不知如何行事。当依赖要求遭到拒绝时，无论是现实或出于想象，他们的反应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勃然大怒。
儿童发育的“肛门”阶段指的是孩子接近三岁的时候，这时大小便的训练已经完成。如果这一时期养育孩子的方式过于死板，便会压制儿童的热情与自发性，使他们失去朝气，还会遏制他们的创造潜力，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掺入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成分。这样做还会导致一种强制性，使儿童在今后生活中缺乏精神复元能力。童年时期上述这些心理焦点的结合，会在成年时产生强烈的、无法满足的依赖需求，它是沮丧与愤怒的来源，还会造成一种僵化的情感能力缺损，威廉·赖希将它称之为“情感障碍”。这就使人很容易罹患抑郁症。
弗洛伊德本人曾作过这样的臆测：人们会发现他的许多心理学概念，包括敌意与抑郁之间的联系，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这些生物因素终将会被认识。譬如，现已发现，甲状腺亢进（甲状腺活动过分）患者倾向于过分容易动感情，受到轻微的挑衅时也常常大动肝火。而甲状腺功能衰退的人则倾向于冷漠抑郁。治疗甲亢病人，无论是外科手术或用药物来制约甲状腺的过分活动，都能缓解躁动不安、神经过敏的倾向。甲状腺功能衰退，通过服用甲状腺激素治愈之后，会缓解病人的淡漠状态，恢复病人受挑衅时表达愤怒的能力。
消除内心的怨恨
愤怒与抑郁以及与之相关的自发性与攻击性障碍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一联系会进一步被抑郁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强化。患者受到伤害、冒犯、威胁的机会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于他的自我价意识受到挫伤。平时不可能使他心烦的只字片语或无动于衷的表情，如今他能从中得出受到冷落的结论。矛盾的是，抑郁症患者本人的行为屡屡激起他人的愤怒与拒绝，而远非他所梦寐以求的温暖。对于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人来说，当抑郁本身正是患者内心狂怒的体现时，抑郁特别令人恼火。
以抑郁来表达自己的沮丧，并随即饱尝他人的怒气作为报应。这种模式表现了称作“被动攻击型”的行为：攻击性，并不是积极地汇集起来直接对准某一目标，而是被抑制下去。患者企图以迂回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这种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别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担后果。
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也是后天习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弄痛自己，父母亲会有所反应。当孩子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应的方法时，他们乐于放弃这种戏剧性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式，来引起别人注意或表示沮丧。如果我们对那些易于产生消极攻击性行为的人作番调查，便会发现，在他们性格形成时期，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对付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人，自我伤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报复”办法，因此他们通常对感情交流感到严重困惑，并缺乏反应能力。
这种行为容易演变成一种坏习惯。有严重抑郁的人高度缺乏主动性，这本身通常也是一种表示愤怒的消极方式。
种族和血统因素对于人们经受或处理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响，在美国也不例外。尽管在美国，人们与自己的原籍已相隔两三代之遥，但处理怒气的方式不仅会由于生活接触代代相传；而且根据荣格的文化潜意识的概念，如果断定几千哩的路程或一个世纪的年代便会大大改变传统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来的大厦结构，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质上是个“大熔炉”
的美国社会无法计算沟通方面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种族特征的相互冲撞。
例如，一对夫妻发现，虽然两人几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高度相容，但各自处理怒气的方式的差异几乎毁了这场婚姻。丈夫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会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几分钟后怒气便烟消云散，而且很可能把这段插曲忘得干干净净。妻子是苏格兰——英格兰血统，十分重视控制感情，很少发怒。感情受到伤害时，她变得沉默孤僻，感到强烈的被冷落感，并且由于自己无力释放内心翻腾的激情而觉得自己无能。她往往以一种微妙、挑衅的冷嘲热讽来施行报复，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种自以为是的气焰。直到他们上诊疗所咨询、开始全力以赴闯出这条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认识到自己发怒的全部后果，直到她学会如何更善于表达自我，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跨文化的研究报告中记载了这一事实：在严格宗教环境中成长的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欧血统的家庭，那么他们在面临内心愤怒时有退缩的倾向。内心抑郁是他们对挑衅的一种常见的反应方式。相反，来自并不那么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别是南欧血统的人，显示出相反倾向——在激怒时，更少流露出抑郁感，而更易于将强烈的感情引向外界。
对于所有抑郁症患者，仅仅使其怒气释放并不一定有疗效。乍一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与下面这个观点有矛盾：抑郁本身往往是敌意的表示，而当抑郁症患者比较善于发泄自己的激情时，他便重新获得了能量与攻击性。但是，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愤怒之中，有一部分来自其神经过敏：他们消沉的自尊心怂恿他们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所感到的伤害，除了可能来自于实际事实，常常还来源于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