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国家原含有种种内在的矛盾，它的破绽随处可以看见，但是平心而论，它也有它的优点，不是生产落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化的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例如记者现在所谈到的法国，第一事使人感到的便是利用科学于交通上的效率。在法国凡是在五千户以上的城市，都可由电车达到；在数小时内可使全国军队集中；巴黎的报纸在本日的午后即可布满全国（关于法国报业的情形，当另文记之）；本国的信件，无论何处，当天可以达到；巴黎本市的快信，一小时内可以达到。巴黎的交通工具，除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外，地道车的办法，据说被公认为全世界地道车中的第一。这是研究市政的人告诉我的，我虽未曾乘过全世界的地道车，但据亲历的经验，对于巴黎地道车办理的周到，所给乘客的便利和工程的宏伟（有在地下挖至三层四层的地道，各层里都有车走），觉得实在够得上我们的惊叹。全巴黎原分为二十区（arrondissement），有十三条的地道车满布了这二十区的地下，成了一个很周密的地道网。你在许多街道上，常可看见路旁有个长方形的大地洞，宽约七八尺，长约十二三尺，三面有铁栏杆围着，一面有水门汀造的石级下隆，上面有红灯写着“Metro”（即“地道车”）的字样，这就是表示你可以“钻地洞”去乘地道车的地方。撑着红灯的柱子上就挂有一个颜色分明、记载明晰的地道车地图，你一看就知道依你所要到的地方，可由何处乘起，何处下车。走下了石级之后，便可见这种地下车站很宽大，电灯辉煌，有如白昼，墙壁都是用雪白的磁砖砌成的，你向售票处（都是用女子售票）买票后，有椅子备你坐着等车，其实不到五分钟必有一列车来，你用不着怎样等候的。这种地道车都是用电的，每到一列总是五辆比上海电车大半倍的车子，里面都很整洁，中间一辆是头等，外漆红色，有漆布的弹簧椅，头尾各二辆是普通的，外漆绿色，里面布置相类，不过只是木椅罢了。车站口有个地道车地图，上面已说过；车站里还有个相同的地图，入车站所经过的路及转角都有大块蓝色珐琅牌子高悬着，上面有白字的地名，你要由何处起乘车，即可照这牌子所示的方向走去上车。乘车到了那一站，也有好几块这样的地名牌子高悬着给你看。在车里面还有简明的图表高悬着，使你一看就知道所经过的各站及你所要到的目的地。他们设法指示乘客，可谓无微不至，所以除了瞎子和有神经病的先生们外，无论是如何的“阿木林”，没有不能乘地道车的。有的地方达到目的地车站时，因“地洞”较深，怕乘客步行出“洞”麻烦，还有特备的大电梯送你上去。这种地道车有几个很大的优点：（一）车价便宜，头等每人一个法郎十五生丁（法国一个法郎约合华币二角，一个法郎分为一百生丁），普通的每人七十生丁，每晨在9时以前还可仅出八十五生丁买来回票（因此时为工人上工时间，特予优待）。（二）买一次票后，只须不钻出“地洞”之外，你在地道里随便乘车到多远的地方都可以。（三）各条地道纵横交叉，你可以随处换车，以达到你的目的地为止。因为车辆多，这种换车很迅速，不像在上海等电车，往往一等一刻钟或半小时。我们做旅客的只要备有一小本地道车地图，上面有各街道，有各条地道车，“按图索骥”，即路途不熟，什么地方都可去得。记者在这里就常以“阿木林”资格大“钻地洞”，或访问，或观察，全靠这“地洞”帮忙（汽车用不起，电车、公共汽车价也较昂，且非“老巴黎”不敢乘）。
除交通便利外，关于一般市民享用的设备，有随处可遇的公园，无论如何小的地方，都有花草和种种石像雕刻的点缀，使它具有园林之胜。马路的广阔坦平更不必说，像上海的大马路，在巴黎随处都是。此外如市办的浴室，清洁价廉，每人进去买票只须一个法郎（另给酒钱约二十五生丁），就可使用一条很洁净的浴巾（肥皂须自带，临买票时如买肥皂，五十生丁一小块），被导入一个小小的浴室里去洗莲蓬浴。这种浴室虽有房间数十间，只楼下柜台上用一个女售卖员，楼上用一个男子照料，简便得很。进去洗澡的男的女的都有。记者在巴黎洗的就是这样简易低廉的澡，因为我过不起阔老的生活。
当然，如作深一点的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会拿这样的小惠来和缓一般人民对于骨子里还是剥削制度的感觉和痛恨，但比之连小惠都说不上的社会，当然又不同了。
其次是他们社会组织比较地严密。每人一生出来就须在警局注册，领得所谓“身分证”（Carte D"identité），以后每年须换一次，里面详载姓名、住址、父母姓名、本身职业及妻子（如有的话）等等情形，每人都须随身带着备查。每人的这种“身分证”都有三份，一份归管理户口的总机关保存（大概是内政部），一份归本人保存，一份是流动的，就存在这个人所在地的警局里，如遇有迁居，须报告警局在证上填注新址并盖印。如遇有他往的时候，亦须先往该警局通知，由该警局把这份“身分证”寄往他所新迁的所在地的警局存查。外国人居留法国的，也须领有这种“身分证”。这样一来，每人的职业及行动，都不能有所隐瞒，作奸犯科当然比较的不容易。在中国户口的调查还马马虎虎，这种更严密的什么“身分证”更不消说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来，这种严密的办法，其结果究竟有利有害，也还要看用者为何类人。在极力挣扎维持现有的不合理的社会的统治者，反而可藉这样严密的统治方法来苟延他们的残喘。但是这是用者的不当，社会的严密组织的本身不是无可取的。
1933年9月15日夜，记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