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日本人与日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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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政党的产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妓,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作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和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命运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衷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厉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予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此外征韩论时代活动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这三个名士到哪里去了呢?想起这一件事来,我们就要研究日本政党的发生史了。

五参议辞职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