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在颁布法令时，只是准许他们保留这一古老的习惯：“对士无礼、对上不敬之庶民，可斩立决。”在德川家康的法规里，没有一条一款指出，普通人和武士家臣之间应该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政策基础是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二者都向大名俯首称臣，都直接依附于大名。他们处于不同的等级，正如大名也是处于某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上上下下都有法令、法规、管制和义务。不同等级之间则只有距离。这种分隔曾因环境需要而一再得到连接，但那不是体制本身所有的。
在德川时代，武士家臣不仅是舞刀弄剑者，他们上司财产的管理者以及平和艺术的专家，比如古典戏剧（即能乐）和茶道。所有文书的处理都是他们的事，大名的计谋也通过他们熟练的操作而得到实施。在长达200年的承平岁月里，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很有限。商人虽然有其等级规定，但开辟了一种品位很高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追求城市的、艺术的和愉悦的生活；跟商人一样，武士们尽管刀不离手，但也发展了平和的艺术。
农民们尽管没有防备并反击武士的法律权利，而且背负着沉重的税粮任务和各种各样强加于他们的限定，但他们也有些安全保障。拥有土地就是一种保障，因为在日本，这是一个人的尊严所在。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土地是不能永久转让的，这一法令是对每个耕作者的保障；这跟欧洲封建主义不同，后者只保障地主的利益。农民对他们最为珍视的土地拥有永久的权利，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时，不辞辛劳，精耕细作，直到今天，他们的子孙后代还在那样耕作着稻田。尽管如此，他们仍是支撑着整个寄生虫似的上流社会的大力神，那个社会有大约两百万人呢，包括将军的政府、大名的机构和武士的俸禄。他们交的是实物税，即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交给大名。暹罗也是一个水稻国，那儿的传统税率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不过，实际上比这还高。在有些藩，高达80%，而且还老是有劳役或征用，这一切都是在压榨农民的体力和时间。跟武士一样，农民也控制着自己的家庭规模，在德川家族统治的数百年间，日本的总人口数量几乎始终没变。对于一个亚洲国家来说，在那么长的承平时期，如此固定的人口数量说明了那个政权的大致情况。这是斯巴达式的政权，对由税收供养的家臣和税收的交纳者，都有严格的限制；不过，在每个下属和他的上司之间，这个政权相对来说是可靠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责任、特权和地位，如果这些被损害，那么最穷的人可能会起来反抗。
纵然是一穷二白，农民们也会起来反抗，不仅反抗封建领主，还反抗将军政府。在德川统治的250年间，这样的反抗活动至少有1000起。引发反抗活动的不是传统的重税——“40%属于皇家，60%属于耕作者”，而是反对额外的赋税。当农民们再也忍受不了自己的处境时，他们会一大群一大群地奔向领主，但请愿和裁判的过程则秩序井然。农民们写好要求调整赋税的正式请愿书，呈送给大名的内臣。当这份请愿书被中途劫留，或者，大名根本不关注他们的抱怨，那么，他们会代表到首都去把他们的状子呈给将军。在有些著名的例子里，他们趁某高官坐轿子经过首都的街道时，把状子塞到他的轿子里，只有这样，他们的状子才能保证递到将军手里。但是，不管农民们冒什么样的风险递这请愿书，幕府当局随后就会展开调查，而差不多一半的裁决有利于农民。
然而，幕府判决对农民请求的支持并没有满足日本社会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们的抱怨或许是正当的，国家尊重他们或许也是可取的；但是，他们中的领袖已经逾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律。不管裁决如何对农民有利，他们触犯了要求他们效忠的根本大法，而这不可能不被注意到。这些领袖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他们的正义事业与这样的判决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农民们都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被判刑的人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成群结队来到刑场，领袖们或被放在油里煮，或被砍头，或被钉死；但是，在行刑现场，人群没有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事后，他们可能会为死去的领袖们修建神社，尊这些人为殉难烈士，但他们接受那样的刑法，把它看作等级制法律的组成部分甚至核心部分，而他们正是靠着这法律而活着。
简而言之，德川将军力图在每一个藩把等级制固定下来，让每一个阶级都依赖于封建领主。在每一个藩里，大名处于等级制的顶端，他被允许对倚赖他的人施行特权。将军在行政上的大问题是如何控制大名，他想方设法阻止他们搞联合或实施犯上作乱的计划。在各个藩的边界，保留着关卡，由关员检验过往行人的证件，对“出女入炮”行为进行严密监视，以防万一大名运出他属下的妇女，同时把武器走私进来。没有得到将军的许可，任何大名都不能自立婚约，以防他们用婚约组成危险的政治联盟。藩之间的贸易受到了阻止，甚至到了连架桥都不允许的地步。将军的奸细们也使他对大名的花销情况了如指掌，如果某位封建领主的金库将要充满，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昂贵的公共设施建设，使他的财产回到原来的水平线。在所有规定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名必须在一年中有半年住在京城，甚至在他回到自己领地去住时，他还得把他的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掌控在将军手中的人质。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当局确保维护上层的控制，加强其在等级制中的支配地位。
当然，在这一拱桥似的等级制中，将军并不是最后用来封顶的那块石头，因为他是受天皇的指派而拥有统治权的。天皇及其由世袭贵族（公卿）组成的宫廷被迫隐居在京都，没有实权。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少于较小的大名，宫廷的礼仪都受到幕府规定的严格限制。然而，哪怕是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废除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并存的双重统治模式。这在日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2世纪开始，大元帅（将军）就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国家，而天皇是被剥夺了实权的。有那么几个世纪，职权的分化到了这样的地步：傀儡天皇把实权委托给某个世袭世俗头领，再由那个头领的某个世袭顾问具体施行。在原先权力的委托之上总是还有委托。甚至在德川政权的最后最绝望的日子里，佩里将军也没有怀疑到日本存在着天皇的政治背景。1858年，我国的第一任驻日使节堂森德·哈里斯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他自己发现日本居然还有个天皇。
事实上，日本的天皇观念在太平洋岛屿上一再被发现。他是圣主，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行政管理。在有些太平洋岛国，他是参与的，在另一些岛国，则委派别人替他执政。但他的人格总是很神圣。在新西兰诸部落，圣主是如此神圣，乃至他可能吃饭都不用自己动手，而且那用来喂他的勺子都不允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在他外出时，他得由人抬着，因为他的神脚涉足过的任何土地都会自动变得无比神圣，以至于得转到他的名下。他的脑袋尤其神圣，不让任何人抚摩。他的话能传到部落神祇的耳朵里。在太平洋的某些岛屿国家，诸如萨摩亚和汤加，圣主不会屈尊进入现实生活。国家的所有事务都由一名俗主承担。18世纪末，詹姆斯·威尔逊曾访问过东太平洋岛国汤加，他写道，汤加政府“与日本政府最为相像，在那儿，圣主几乎是军事首领的政治犯。”汤加的圣主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但他们行使一些仪式性的职责。他们得接受果园里的第一批果实，然后举行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那些果实。在圣主去世时，人们会用这样的话来宣布他的死讯：“天堂空了。”伴随着隆重的仪式，他被葬在巨大的王陵里。但是，他一点都不参与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