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刚有了一些完善，还没来得及普及与实践，一场旨在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思想运动突然天崩地裂般地席卷而来。这便是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是非黑白全盘颠倒，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体制零敲碎打得七零八落。
一些钻了运动空子的得意之徒，自诩造反派，标榜最革命，却以最凶险的打砸抢，横行于街市，用最无耻的手段，捏造事实，颠倒是非，大肆诬陷无辜，恶搞揪斗，狂妄夺权。
当时桥林镇与兰花公社已剥离为两个同级的基层政府，本来是互不搭界的。由于桥林镇书记、镇长之间意见相左，拉帮结伙，依权仗势，与人武部方面明争暗斗，闹出了许多轰动性迫害事件，一时蒙蔽了不知所措的群众，便以为桥林镇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成了周围社队效仿的对象。
桥林镇都把敌我阵线划分得尖锐激烈，不能不影响到四周的公社大队。兰花公社书记还是董进军，他此刻已如坐针毡，没了主张。双垅大队乱了，双桥大队乱了，陡岗大队乱了，乌营大队乱了，狂热的造反派直接给这些社队书记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不分青红皂白，打倒不算，还要油煎，还要火烧。
在严峻乱局的冲击下，全县领导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县造反头头欲凌驾于全县各社队造反组织之上，各社队造反组织也开始寻求靠山，投靠大势力。桥林镇一时成了红总造反派的桥头堡。
一九六七年五月，镇造反派头目王木可纠集人员蹿到兰花大队部，因为自一九六六年六月破四旧狂飙刮起，还没见这个兰花潭有什么动静，似乎是死水一潭。这就特别需要推上一把，抓一小撮。
其实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破四旧开始的日子，以奚文化为首的“有识之士”纠集小队会计陈喜良、袁正谦已经开始了活动，随后又象征性地成立了革命组织，也举起了造反派大旗。只是农村人没兴头，不怎么呼应，没什么实质性的举措，没掀起什么浪花。不过，这样一个应景，倒也能说明兰花大队也闻风而动了，有个“革命派”。尽管这样，奚文化似乎还不满足，很想再纠集各生产小队的能人起来造反，却遭到了各小队长的反对。各小队长当年都是农把式出身，社教四清运动中硬将他们撇开作为清查对象，已经窝了一肚子气。那时候有一层层领导压着，敢怒不敢言。
现在婆婆们都靠边站了，可以自作主张，发号施令，拉大旗作虎皮，带上人马闹一闹革命了。一队罗兴广、二队朱益彬、三队陈学智、四队花松林、五队刘功昌、六队戚家豪、七队伍世扬、八队李智金、九队李安先、十队李智全、十一队李尚银、十二队古德银，大家一碰头，还是执意不做墙头草，风刮两面倒，只做自己的事，只认务好农。当然可以顺其时势，成立革命组织。具体怎么个做法，那必须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那天，桥林镇造反派头目王木可扬言要抓大队书记带走批斗。将大队书记柴运旺带到桥林镇去，那是一种怎样的意味？读过高中的古德银猛一下站到前面，指着王木可的鼻子说：“老书记领大伙干农业合作化时，你小子还在尿布包头呢！”
“你，你好大的胆子，敢辱骂我们红总！”桑克华挺身而出，便要用带来的绳子捆绑这个敢污蔑革命的年轻农民。古德银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从县中回乡，三年繁重的农业生产，练就了一身气力，臂力过人，街镇上的游荡浪子哪是他的对手。只一个回合，套古德银的绳子已经反落到了桑克华的项背上了。站一旁怒不可遏的王木可一见，立刻叫喊着，指挥同行一拥而上。古德银更不答话，一个挥斧砍柴的劈手，又把王木可打翻在地，也不问他是什么红总不红总的。
随来的人见主帅跌扑在地，威风扫地，大势不好，一齐拥前来武斗。
古德银凭一身正气，不慌不乱，没有退缩，一时撕打成了一团。桑克华仗着自己一行人多，似乎不拿下古德银不罢休。站一边的八队李智金、九队李安先、十队李智全、十一队李尚银觉得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一拥而上，不是打架，而是拉架。公允的拉架，却被跳起来的王木可骂为帮凶，这才激怒了还在观望的三队陈学智、四队花松林、五队刘功昌、六队戚家豪、七队伍世扬，索性将桑克华、王木可一行数人悉数反剪了双手。
陈学智愤怒地嚷着：“拿绳子来！”
古德银正要将夺来的绳子拴到桑克华手上，一队罗兴广、二队朱益彬已将在田里忙碌的柴运旺喊来了。泥头糊脑的柴运旺见古德银在拴人，赶忙上前解扣：“不可不可。”
古德银怒道：“不拴他，他要拴我们呢。这绳子就是他带来的！”
柴运旺还是宽和地劝着：“人家不仁，我们不能不义。”
在柴运旺的亲自过问下，被反剪了双手的桑克华、王木可一行数人，一个个被松开了，像兔子溜了大远。出了村口大潭，他们才停步回头，却是在放狠话，说是要率领红总，踏平兰花潭！
一回到桥林镇，他们也真的这么做了。“踏平兰花潭”，以造反的名义，大书特书，大幅标语连同大字报，连夜一头黑地贴满了东街后墙壁。大造舆论还不够，王木可又以造反的名义，带人扛起枪弹，寻衅来了。
兰花潭的人也料定那一班人还要寻衅闹事。以奚文化为首的“有识之士”反而举棋不定，再不敢轻举妄动了。一来，若要配合桥林镇红总，他们也吃不准以后的时势发展；二来，听命于那一班无业游民，也不太心甘情愿，毕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城市造反派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
何况古德银、陈学智他们已经大显了身手，大显了威风！权衡利弊再三，他决定还是不要得罪陈学智、古德银一班队长的好。从此，奚文化甘做银样蜡枪头，再不出头露面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王木可带着桑克华一行精兵强将，全副武装，踏上了寻衅之路。刚走到向东公路的一个斜上坡，王木可一行遇到了从县城溃退来的保派队员。踢派有踢派的红总袖章，保派有保派的赤卫袖章，两种袖章狭路相逢，便如蜈蚣见不得鸡。两派立刻拉锯起来，都称对方是黑方，都称自己是红方。
口头论争在县城早已争得不可开交，可都没有上一级领导来认证，越发僵持不下。衡量双方实力的，便只有武斗了。武斗不断升级，一些冲昏头脑的人为了夺权，开始以风作邪，借枪借弹，专横跋扈起来，也不究当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怎样的背景，更不管不顾这人民内部矛盾是来不得半点敌对的。只图夺权，哪顾及中央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告诫，都以“文攻武卫”为幌子，大肆从支左的地方军队里弄出枪支，公开武装。红总自恃人多，天高皇帝远，一意孤行。殊不知枪一到手，情形就变了，各地很快就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上江的芜湖地区真枪实弹干了两星期，南京也蠢蠢欲动……此刻，从县城开出来的这辆卡车上坐着一车带赤卫袖章的队员，他们被红总打败，正准备朝乡村发展，突然顶面撞到一队造反派，有人一下认出红总袖章中的一员曾参与县城圣公庙那场武斗。当时保派的赤卫队员已退守到圣公庙大院，戴红总袖章的踢派队员自恃拥有枪弹，公然枪击圣公庙，还用自制手雷炸塌了县府办公室一角，伤着了十几个赤卫队员，仇恨由此愈加不得开解。现在整车队员从县城撤出，不期在野外碰到了死对头。
桑克华见赤卫袖章的保派队员来了一车人，有些害怕，突然发现对方不过是赤手空拳，以为自己手上有武器，便大嚷着开枪放炮，压阵过去。为了壮胆示威，桑克华把自制的手雷高举过顶，在一番冲锋口号下，干脆将手雷掷了出去。谁知道引信在慌乱中拉断了，抛出去并没有炸响，他又掏出第二个手雷拉开了引信。正要扔出去时，哪里知道对方也在动作，拾起哑雷砸了过来，不偏不倚落在了桑克华的手雷上。轰隆一声巨响，桑克华被炸得血肉模糊，王木可的一只脚也被炸伤了！他的一班“精兵强将”哪见过这阵势，纷纷逃窜。保派队员也没有料到局面，一时吓得目瞪口呆，等看清炸死了人，也不再爬车朝前赶路了，落荒而逃。
路边遗留的尸体，直到王木可一瘸一拐赶回桥林镇，才有人赶来收殓。
死一人伤五人，受伤的五人都认定是县城开来的卡车，赶紧打电话给总部。县城红总在电话里听了事态报告，迅速调派队员在进出关口设卡拦截。
开回县城的这辆空卡车给逮了个正着。连夜审讯，得出结论，这是一场争强好胜的无端仇杀，缘于两派近日的武斗升级。这一起严重的武斗事件没有与兰花潭挂上钩，也真是幸运。
踢派和保派相持不下，武斗屡禁不止，死人是意料中的事。武斗事件传到兰花潭，令人不寒而栗。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文革早一天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陈学智、古德银都是读书回乡的知识青年，企图在党报上寻找到中央的指导意见。可是见到的除了揪斗还是揪斗，人人都变修了，必欲除之而后快。连识字不多的团支部书记项仕为等都大惑不解：
打江山的功臣哪能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可是报纸上白纸黑字摆着，不容你不信。
还是柴运旺省心，不大识字就像个不大识字的样，听一下广播就了不得了，还抓什么报看呢？农民书记就是农民书记，干脆得很，两耳不闻村外事，一心只想老老实实务他的农。
柴运旺在队务会党员会上，瓮声瓮气地说：“以后有人来揪斗我，大家别再护了，好心别办砸了事。外头既冲我来，把我交出去不就完了。
若是不交，外头又不肯善罢甘休，又无上级裁决，只怕武斗也解决不了。
俗话说‘卵人好做，不如早做’。便如韩信，都肯在人家胯下接受辱没，还有什么欺负头呢？我倒觉得，给戴个高帽也无所谓，不就屈了一下头吗。
说火烧说打倒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都是口号。口号不能不让他们喊，料是不会来真的。”
与会的一个个听了，都为柴书记的豁达伤感落泪。蹊跷的是，柴运旺这么打招呼，这么顶着头皮准备了，桥林镇的造反派再没有按狠话说的那样要拿高帽子来揪斗。个中什么原因？大概自顾无暇了吧。
运动肆无忌惮的势头很快受到了遏制，毛泽东发布最新指示，情形急转直下，混乱的武斗很快平息了。三教九流、各派势力不再敢随心所欲，擅自行动，只能照着最新指示，由解放军支左，实施三结合，文化大革命似乎又回到轨道上了。
柴运旺见大队也成立了文攻武卫组织，经过一番利弊权衡，他又请求道：“以后有外面的造反派来揪我去桥林游街，还是不可武力阻止。虽然有尚方宝剑，可以文攻武卫。”说到这里，他心里咕哝了一下，这又是谁弄的新名词？然后接着说：“毕竟斗起来不是事，倘若收不了场，闹大了事，反而砸了大蒸锅。还是息事宁人好，随他们牵去斗。就是真把我拖去游街示众，不过受点欺凌，还真会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吗？
话嘛，总是这样吓唬的。既然是一个阶级对付另一个阶级，是暴烈的行动，别指望是请客吃饭。”
大家唏嘘着，又不能落伍，只能按照外面的做法，还是成立了一个群众专政指挥部，由团支部书记项仕为等一班强壮青年按照外面的做法，将各村队划定的所谓五类分子一个一个抓到“文攻武卫”的囚牢里来，连私塾先生，还有农中的老师，也被投放进囚牢牛棚。
群众专政指挥部成了最直接行使批斗权力的机关。最先起来造反的陈喜良、袁正谦等指挥部成员更有一种沾沾自喜，欣喜着跟上了形势的趟，忙着抓捕各类人犯。
柴运旺见指挥部放着用香烟纸箱裁成的大小相等的牌子，便指着墨迹未干的大字，向又写又画的奚文化问道：“这是干什么？”
“给地富反坏右一应臭老九刷招牌呀，把他们一齐关起来，我们早请示晚回报，他们也得分早中晚，挂牌请罪。”奚文化趾高气扬地说了一通，又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模样，叹了一口气：“我们其实也不想太让这些人难堪了，却又是没办法的事，一个雷天下响，不这么做，外队又会说三道四，没法子交代呀。”柴运旺听了，心里一声“罢罢罢”，只能由大队成立的造反派去做这些不能不表明立场态度的熊事了。
坚持到党员会散了，柴运旺踩着黑地回家，奚文化追上来悄悄地说：
“他们统计了名单，上面有嫂子的名字，都是不得已呀，您回家也做做嫂子的工作。”柴运旺兜头一愣，见奚文化说得很无奈，完全是一种商榷的口吻，也不好再计较什么，嗯地应了。
回到家，妻子正在给刚入睡的两个儿子拢着给脚蹬开的蚊帐门，又拿芭蕉蒲扇掸走虫蚊。一招一式，这么关切，这么娴熟，让他难以言表。
承诺奚文化的话便如鲠在喉，觉得说出来真是对她的莫大亵渎。身不由己之下，他也不知道是该吃晚饭，还是该烧杯开水喝，磨磨蹭蹭了好大一会，还是如木头桩子一般杵在门角不知所措。
这样在心里翻江倒海了好一会，柴运旺仍是久久不能平息。还是薛爱兰笑着端来粥，他这才知道该做的事是吃饭。一口吞下了温热的粥，连咸菜也忘了尝一口盐味，味同嚼蜡。吃完饭，薛爱兰都把碗筷洗抹好了，见丈夫还一动不动地坐着，便知道他一定是心累了。怎么不心累呢？
这外面风传的红色恐怖事件，一茬茬没完没了，无止无休，叫谁也难喘口气来。薛爱兰便持意从院井打了一小桶热泉水倒进洗脚盆，端到丈夫脚跟前。直到薛爱兰蹲下身开始拿起他的脚泡进泉水里，柴运旺这才一惊，慌忙躬身抢过妻子手中的揩脚布，坚持要自个儿搓洗。
“我给你洗不一样吗！”薛爱兰执意拿捏着丈夫的双脚按摩起来。
柴运旺还是不肯消受，抬起脚丫子，抢着揩抹了，套上鞋头，一转身倒在床上。薛爱兰笑吟吟地倒了洗脚水，又打了一盆，自己洗抹了一回。
她知道丈夫又遇到难关了，准备给他放松放松。应该将洗抹了的水倒了再上床的，薛爱兰却扑上床，匆匆扒了衣。她不急着倒水，干脆留着房事后吧。罩子油灯也不吹，也留着房事后再熄吧。薛爱兰觉得丈夫这两天没下田，却比下田还累人。为什么只让他一人闷闷不乐呢？薛爱兰挨到丈夫一头，也不管他唉声叹气的脸，主动亲了一口胡茬腮帮。柴运旺没动静，迟迟之后，说了句让人听不懂的话：“兰，我没亏待过你吧？”
话有蹊跷，薛爱兰立即问道：“你肚子里有什么话？”
柴运旺隐瞒不住，也不能隐瞒了：“明儿个群专要统一行动，凡五类分子、黑帮、黑线，包括老九什么的，一齐示众，也有你的名。”
薛爱兰一听，这就是丈夫的心事，一股无可名状的屈辱从心头掠过。
一愣之后，她套上裤衩，坐在床上抽泣起来。
柴运旺断断续续地说：“我也正愤愤着，怎么把你也挂上去呢？”
薛爱兰忍不住数落起来：“我都嫁给你十八个年头了，还抵抹不了在纪家大院六年的遭罪？我成分不是早内查外调了吗，还要他们挖什么挖！”
听了妻子的话，柴运旺心里一亮，想通了，的确不能再由着他们胡作非为了，明儿要好好地去理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