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器者在记下册封过程的同时，有时也郑重其事地记下王的劝勉和训诰，《何尊》、《大盂鼎》即是此类。《大盂鼎》本是证实康王时代继续大举册命分封的一件重器，铭文提到康王二十三年，周王在宗周册封南公之孙盂接替荣伯之职，命其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和贵罚诉讼，并赐予鬯一卣、冠服、车马以及土地、臣隶。但铭文开始却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康王册命赏赐之前对盂语重心长的训诫、教诲，其中特别提到先王的节酒、有仪，殷商的酗酒丧国，简直就是又一篇“酒诰”。
而更典型的则要属长篇名作《毛公鼎》。该鼎铭文涉及的虽也是周王对大臣的一次册命和赏赐，但行文主要记述的却是毛公在接受册命时所聆听的周宣王的一大篇训诰之词，诰词大意是承蒙先王受天命，建立周国，诸先大臣们尽心尽力，治理国家，使周朝延续至今，而现在天下四方“大纵不静”，政局不稳，因此要求毛公要谨慎从事，协助自己，控制局面，免致丧国。
金文中还有一些是作器者直接参与征战之事的铭功之文。如作于周宣王时代的《师簋》，西周晚期的《多友鼎》更直接反映了周人抵御猃狁进犯的历史事实。战后，多友将首级、俘虏、战利品等献于武公，武公转献于周王，周王赏赐武公土田，武公则赐给多友礼器、乐器等物。另有《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曶鼎》等，近似于法律文书和契约，涉及到了诸如土地交易、经济赔偿、赎买人质乃至刑事案件的处理等等。
由此可见，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物，大多都是为某些特殊事件所铸的用于陈列的纪念品，其中铭文所记述的内容对于作器者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参加重大活动、受到册命封赏、聆听谆谆诰命是如此；出征参战、杀敌立功是如此；增田扩土、诉讼获胜的凭证也是如此。它们既是当事人荣耀、自我肯定的载体，用来上告先祖、下传子孙，更有永恒的价值。因此，作为审美器物，这些铭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所含的内容本身，就有沉甸甸的分量。也就是说，比起殷商饕餮形象的宗教意味，周代铜器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凝结在这些铭文上面的。正是因为这些文字而非纹饰，成了一篇篇刻在铜器上的“《尚书》”。
金文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代特别是西周文字及书法“大字典”，这些文字和书法，就时人而言，主要还是出于实用，远非审美观赏，这与殷商人的甲骨文字并无二致，其偏于内容的倾向甚至更有过之，尽管如此，作为时人亲手所书的文字，金文集中体现了造字及字形结构在周代的发展及其变化，反映了周人特有的书写风格和对线型美的追求。
与甲骨文比较而言，金文的造字方法已经开始讲究规范，大多省去了甲骨文中依然存在的某些文字初创时期的原始图画成份，一些象形字已由描摹事物本身的形象，演化为由笔划交构而成的距离事物原形很远的“字”。比如在甲骨文中，像“犬”、“豕”、“兔”、“虎”、“象”等表现动物的文字，多数都还画成有首有尾有肚腹的样子，而在金文中它们都一律减省了肚腹部分，首和尾的表现也不是十分明显了。甲骨文的“首”字就画成一个动物的头形，而西周较晚时期的“首”字与后来小篆的字形已相当接近。另外，较之甲骨文的一字多形，金文的字形也已较为统一，比如“车”字，甲骨文或画一只车轮，或画两个车轮，或配以车厢，或配以辕衡，或车厢辕衡兼有，形状竟有十几种之多，而金文则基本固定为两个车轮加辕衡，后又演进为与小篆相同的车形。再比如甲骨文中的“田”字，方框中纵横交错的笔划数目不等，有的在方框外还会再加上几块方格田，而金文“田”字则一律作田字格，已与今天的“田”毫无二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形声字的比重在金文中迅速增大，在整个造字系统中明显居于领导地位，这与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只占18％（统计数字来自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形声字的意义在于文字更加脱离了“画”的桎梏，而越来越向纯粹的线形艺术靠拢。于是，人们的确在金文中看到了线条、字块乃至字幅本身所体现的两周的书体格调。
周初金文尚有甲文之风，刚劲古拙。笔划首尾都要出锋，显出波磔，人称“波磔体”。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实等特征。书写方式也只注意大致成纵，还没有横排的意识。今见周人第一篇书法之作《利簋》就是如此，其笔画的尖头尖尾、纤细劲俏，更是甲骨文字的余续，但其间婉转柔和的曲线的增多，却又与甲骨文以横直线为主的契刻书体有所区别，昭示着一个新的铭刻文字时代的开始。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虽然仍属早期作品，其中不少字两头尖，中间宽，呈柳叶形，似乎仍是早期“蝌蚪文”的延伸，然而又有许多字的笔法，铭文大字，笔法方圆并用，粗细富于变化，起止锐圆因势而异，或起笔使用方笔、收笔使用捺笔，有字方之感，或呈圆笔、半圆笔，有字圆之形，体势严谨，体态厚重，奇瑰隽美，流畅俊灵，行气款形齐整，纵横疏密相当，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且注意到文字的布局排列，呈现出由古朴刚健向圆柔平和过渡的形态。大盂鼎的线条苍劲多变，半系浇铸，剥泐（lè）所致，时制穿插出现的粗画和肥厚的点团形成一种特别的节奏感。后来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这种粗画和团块消失，字形端庄卓伟，瑰丽奇拔，风格凝重，雄浑，敦厚，工整，显示了西周早期朴厚的时代风貌。大鼎具备了中国书法所追求的圆润、饱满、朴茂、逎劲，其成就为成康时期金文书法之冠。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堪称西周前期金文典范。散氏盘，又名矢人盘，西周厉王（前857—前842）时盘器。铭文大字，笔法、结字和章法意态恣肆，奇趣横生。字大多取横势，这与大多取纵势的铭文不同。字的重心突左突右，给人跳跃感。因而其章法上也出现了变幻多端的现象，给人以行止裕如，气象飘逸之感。
周人书体风格的形成，与铜器纹饰的变化几乎同步，也是至西周中期以后明朗起来的。西周中期以后的字体明显摆脱了古拙刚劲的风格，笔画圆柔，两端平齐，不再波磔出锋，显得收束得体，书家称为“玉著体”。《毛公鼎》就是其代表之作。毛公鼎为西周宣王（前827—前782）时期的金文鼎。铭文笔法严谨，结体劲瘦，取纵势，行气流畅磅礴，章法错落自由，实为金文中的瑰宝。由于篇幅巨大，字数繁多，该鼎铭文整体观之确有洋洋恢弘之感，使人耳畔仿佛响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赞叹；而就其章法的疏密有致、成行成列，又可见周人的进退有节，“莫不令仪”；尤其是若细审其字体，但见转折自如，圆融婉通，字略修长平整，灵秀自然中不失规矩严谨，气色温和，笔势稳妥，处处显出彬彬有礼之貌。
说到书写的成行成列，这突出显示了周代审美文化追求整齐、规范的特有风貌。说起来，与甲骨文随兆刻画、左右“出击”的格式不同，金文已经全部下行左转（个别有意出新的除外），成纵向之势，由此奠定了整个古代书法布局模式的基调，其纵成行的态势是自然而就的。但横成列的追求，却应属爱好规整的“有意为之”。
其中文史珍品《史墙盘》的书体工整可谓臻于极致，在视觉上予人以审美意蕴，铭文原本就是一篇以四言为主的长篇颂辞（二百八十四字），依次历数了文、武、成、康、昭、穆和时王（共王）的功德，并讲述史墙的家族发展，称颂其先祖父考，近乎史诗之作，既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是西周时代见于书面的文学佳作。与之相应，铭文文字的书写相当工整秀丽，大小如一，特别是其排列布局，由于字数繁多，被均匀地分为前后两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齐，成两个对称的长方块状。而且纵成列，横成行，已经一丝不苟。《史墙盘》铭文，充分表现了铭文装饰美、古典美。其中，记下器主受册命整个仪式的《颂壶》，一如仪式的有板有眼，这篇铭文在书写之前，竟先画出了方格，其纵横有章的讲究更为明显。这些字体、格式进一步方整化，就是所谓的籀书或大篆了。相传籀书出自周宣王太史籀之手，从金文西周中期以后的这些发展来看，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就这样，周代青铜纹饰及铭文，共同组合成了一个独特的“文质彬彬”的艺术世界。
鼎尊象器
在青铜器上铸录文饰图形，最早是在殷商时代，就器表的纹饰而言，饕餮纹、夔龙夔凤、兽面及兽角兽爪是殷商装饰面的主体，图纹对称排列及多种纹饰交织共现的繁缛华美，且文饰呈现野蛮、狞厉、凶煞之状，是殷商时代绘饰艺术的基本风貌。到了周朝，一改殷商的风格，逐步形成自己的装饰风格，呈现装饰性和素雅感，且形象拙朴写实，透出儒雅的谦谦君子之风。不过，这个改变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西周时期的青铜工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继承商代的艺术风格。成康以后形成周代自己的风格特点。周代的青铜器同商代一样分为烹饪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
周初，周人对于灿烂的殷商物质文化大多直接“拿来”，造器都还明显带着殷商遗风，饕餮纹、夔龙夔凤、兽面及兽角兽爪仍还是装饰面的主体，多种纹饰交织共现的繁缛华美，也还是其绘饰艺术的基本风貌。“利簋”、“天亡簋”即是如此，“何尊”、“伯矩鬲”、“折觥”等西周早期的作器亦复相近。然而细心观赏体味应不难发现，即使这些承袭殷商余续、铸刻着饕餮形象的青铜彝器，与殷商近似的也只是它们外在的造型和纹饰的繁复。殷商时代最具特征的反映宗教内涵的野蛮、狞厉凶煞之状没有了，只让人感到它们的精雕细刻、形式华美，纹饰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原本就只属于殷人自己的宗教性质，留下的只是装饰的意味和功用。
与此同时，淡化殷器色彩、呈现周器格调的纹饰也开始出现，并渐渐多了起来。周初饕餮纹大圆鼎就是如此。该鼎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为已知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鼎器，两耳外侧、三銴、三足仍以兽面为饰，但整个器身只在腹上部饰有由六条夔龙合成三组饕餮的纹饰宽带，饕餮下各有一个浮雕的牛头，龙身线条婉转流畅，整体构图显得单纯明朗。还有作于周公东征班师回朝后不久的“方鼎”，器身、器足都以鸟纹为饰，而且与商器夔龙夔鸟中棱对首合成饕餮的纹饰不同，这里的夔鸟纹尾相对，正面看去对流线型上扬的鸟翅感受更深，也显示出作器者出于艺术美追求的构思。当然，这些仍还是以夔纹饕餮为饰者；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此时已出现新型的装饰性纹样。作于成王时代康叔受封于卫之后的“沫司徒簋”，两耳仍为兽形，口沿及圈足却改为各饰一圈由，圆涡和四瓣花纹相间组成的环带，特别是器腹全部饰为一条条规则、整齐的直棱纹，显得格外别致、雅重。例如腹上部只饰两道弦纹的“小臣簋”，颈部只饰风鸟纹一周、余皆素面的“小臣单觯”等等，作为成王时器，也都显示出周器纹饰向典雅、明净、朴素方面发展的趋势。
伯矩鬲西周中期以后，周器纹饰已经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向着典雅、明净、朴素风格发展。饕餮、夔纹、兽形等带有殷商神秘诡异色调的纹饰终于彻底解体，进而抽象化为窃曲纹（状如横置的S形，中以目形相连）、波曲纹、重环纹、鳞纹、瓦棱纹等几何形纹饰，并以圆曲柔和、规则优雅的格调，体现出周人特有的礼的意义和乐的精神。诸如此类的铜器不胜枚举，其中比较著名的的有“五祀卫鼎”、“史墙盘”、“颂壶”、“虢季子白盘”、“师簋”等等，西周晚期的“齐侯匜”，除尾部的鋬和四足饰以龙纹外，全身随着造型饰以流畅细密的瓦棱纹，还有现存铭文字数最多的“毛公鼎”，更只在口沿下饰着一周十分规整的重环纹，显得格外朴素而典雅。
窃曲纹是周代具有标志性的纹饰，《吕氏春秋》记载：“周鼎有窃曲，壮甚长，上下皆曲。”对于窃曲纹的解释很多，它是动物变形和抽象化的图案的解释比较可靠。周代的窃曲纹由直线和曲线结合，显得非常和谐、中肯。环带纹是周代应用的较多的一种纹饰，它是一种曲直结合的波浪线纹，主纹较宽，在视觉上比较突出，地纹较细巧，与主纹形成对比。
周代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与商代不同，商代单独纹样和对称纹样多，而周代的连续纹样多，产生一种秩序感。周代早期的纹饰和商代比较接近，到了周穆王时，这种周代特有的肃穆艺术风格已经形成。
周代礼乐文化之风，在那些集实用与立体雕塑于一体的青铜工艺中也得到了回映。一如殷商时代的工艺雕塑，周代青铜器也有许多被铸成姿态各异的动物造型，不过这些造型一反商器的怪异、神秘、龇牙咧嘴，而都变得平和、温顺了许多，而且无论哪一个形象你都会似曾相识，因为它们就是现实中本来的模样。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西周“四虎钟”，也称“四虎镈”，即是因钟两侧饰有四虎而得名。四虎皆立体，形状、大小如一，两两相随，沿钟身下行，极像是从高耸陡峭的山峰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下。整个造型毫无虎兽的凶猛之相，更无变形怪异之态，小小的圆目，弯曲的兽足，缩缩的身躯，都给人以小巧可爱的感觉，尤其是虎尾被有意塑成婉转如“S”的曲线，又为整个钟器平添上几分柔和优美的色调。更可见其雕塑工艺的水平和追求。湖南桃江县还出土有一件西周时代的“马簋”，乃是以马为饰。这是一件高30厘米的鼓腹带座簋，簋的周肩分别雕着四个伸出脖颈的马首，马身呈卧姿，已与簋器器身合为一体，因而该部分也还只能算是高浮雕装饰的构思。真正显示立马造型的部分是簋的底座。正是沿着座的周边，又顺势塑出四匹两两背向而立的小马，构成底座的四角，马身、马腿、马足都十分写实，马的肌肉也历历在目。无论簋肩的卧马还是簋座的立马，都呈静静平视的神态，马口微闭，目不转睛，十分安然自若。
直接将器身塑成立体雕像的铜器多数还是酒尊，这显然是在继续着商代铜器铸形象于尊器的做法，但与商尊总要再叠加许多物象和纹饰以至变得奇形怪状不同，今见周代的虎尊、牛尊、羊尊、马尊、鸭尊、鸟尊等，均十分单纯，已经把模拟实物作为造象的基本追求。
相传出土于陕曲宝鸡斗鸡台、现藏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的西周虎尊，器物造型为平身站立、首颈前伸、卷尾低垂的虎形，虎腿粗短，四足成块状底座，造型受尊器实用性的限制还比较明显，但周身随躯体饰以不同斑纹，已无神秘色彩；虎面瞠目露齿，却不给人以狰狞恐怖之感，其风格与四虎钟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