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祖望个人来说更为幸运的是，他辛勤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日后竞逃过了乾隆的焚书浩劫，而完整地流传到了今天，他也避免了身后锉尸扬灰、亲族缘坐的人间惨祸。这倒要完全归之于纯粹偶然的因素了。
全祖望未能入明史馆参与修纂《明史》，但他对这项工作寄予了极大的热情。他期望把那些抗节不屈、不出仕清朝的仁人志士列入《忠义列传》，但这个意见怎能为官方控制的修史机构所接受呢？他只能独立奋斗，坚信“他年补史者，其视我碑铭”。因此他生前就整理校订好了自己的文集——《鲒埼亭集》，临终时交给扬州马氏，嘱其刊刻发行。全祖望既逝，他的学生董秉纯、蒋学镛又请杭世骏校订《鲒埼亭集》书稿，并代为作序。杭世骏的序是写成了，却把《鲒埼亭集》书稿长期积压了起来，董秉纯索之再三而不可得。这样一来，终乾隆之世，《鲒琦亭集》也没有付梓问世。后人指责杭世骏有负于已故好友全祖望，说他无故拖延刊刻存放在杭家的《鲒埼亭集》书稿。但如果联系到当时文祸风声渐紧，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又掀起了遍及全国的查办禁书运动这一背景，刊行全祖望那些出入敏感政治禁区的文字，其后果则不待智者知矣。杭世骏手里的全祖望手稿后来不知所终，但董秉纯、蒋学镛那里还保存着副本，经董编辑、蒋审订的《鲒埼亭集外编》出版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时文禁稍解，人们仍心有余悸，刊刻的人见书有“违碍”，故而未敢署名。但无论如何，这一中华民族的“正气歌”总算完整地流布到了人间，全祖望可以含笑九泉了。
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乍暖还寒时节过后，并没有迎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文字狱高峰却突兀而起。
七、疯汉之死
乾隆十六年政治节气转换的枢纽就是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以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为内容、假托敢言之臣孙嘉淦之名的奏折底稿，从乾隆十五年七月至十八年二月在全国暗中流传竟达两年半之久。在追查伪稿期间，乾隆坐卧不宁，疑神疑鬼，他开始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编造，后来又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也怀疑过可能是被杀掉的原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当查办伪稿正紧张时，江南、湖广方面大吏又密报马朝柱聚众起事。据称马朝柱散发《诏书》和《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乾隆不胜惊骇，他仔细推敲马朝柱《伪诏》和《伪檄》的文字，说二者的“文气心思”与伪造的孙嘉淦奏稿很相似，伪稿的撰造者是马朝柱也未可定。总之，突发的伪稿案使乾隆感到有一股不满和敌对的暗潮正在全国涌动，“太平盛世”并不太平。而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皆因即位以来实行宽大之政所至。
乾隆接受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和整肃。乾隆十八年正月伪稿案接近尾声，他降旨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人心风俗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所谓“风俗人心”，乾隆有时也说“世道人心”，盖指社会风气人的思想。具体来讲，部分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反满民族意识，某些反封建专制体制的朦胧思想，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以至学术领域的“异端！’等等，都可以囊括于其中。在乾隆看来，这是关乎大清帝国安危的头等重要问题。这一点乾隆继承了雍正的思想。雍正明确指出过，盗贼明火执仗，是有形的，地方官即使想掩盖也势所不能；至于那些专以文字蛊惑人心的“匪奸”，如地方官不留心访察，尽可置之不问，很难败露。而权衡二者，“匪奸”之为害国家、淆乱人心，“甚于盗贼远矣！”这一段文字是雍正从他发动的吕留良等案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乾隆全盘接受，而且认识得更深刻，措施也更有力。对伪孙嘉淦奏稿一案，乾隆不惜倾全国之力，历时一年又八个月，必欲将其搞个水落石出，正是基于一切“奸徒”若要推翻清朝统治，则首先要造成舆论，以惑乱人心这样一种认识。既然最高统治者如此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特殊重要作用，各级地方官员对文字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危险思想倾向岂敢掉以轻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追查伪稿案的恐怖气氛中，疯子王肇基触犯文网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巡抚阿思哈密奏，拿获介休人王肇基一名，此人前往官府呈献诗联，其中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警惕性甚高的阿思哈在折中又称，伪造孙嘉淦奏稿一案，王肇基“迹涉可疑”。乾隆谕示阿思哈：“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阿思哈连忙提来王肇基亲自审讯，王肇基供称，今年欣逢皇太后万寿，小子呈献诗联，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想讨皇上喜欢。阿思哈又问，诗联后叙语何以毁谤圣贤，狂吠悖谬？王肇基茫然不知所措，半晌才说：“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呈献的。”阿思哈再问与伪稿案的关涉，王肇基更瞠目结舌。严诘之下，所供语无伦次，一片胡涂。阿思哈只好以“此人似属疯癫，与伪稿案并无关涉”覆奏。乾隆接奏，承认王肇基“竟是疯人而已”，但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乾隆又通过军机大臣谕示阿思哈：“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能“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只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了。怎么消灭？《大清律例》载，死刑分斩绞两种，“十恶不赦”重罪死囚，则适用凌迟极刑。还有一种处决人犯的方式叫“杖毙”，亦称“笞杀”、“棰杀”，即用竹杖击打犯人致死的刑罚，不载于律例，也不用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层层审核、刑部备案，只须督抚密奏，皇帝允准，即可执行，因之被认为是法外之刑，只是在小民聚众闹事，事态难于控制时，才将为首者于闹市通衢杖毙之，以迅速镇压民众暴戾之气。王肇基显然不属于这类情况，但乾隆特交待阿思哈，将“疯人”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
这样，不仅一个王肇基被当众杖毙了，而且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乾隆盛世，精神病患者以文字获罪，轻则杖毙，自此案始。这里说的“轻则杖毙”，并非说刑罚轻，就其残酷程度而言，杖毙较之立斩和立绞要重得多，与极刑凌迟可称不相上下。章士钊在《沈荩》一书中描述了清末奉慈禧太后之命杖毙反清志士沈荩的惨状：“乃拽荩，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刽子手们不停地用竹鞭抽打死刑人犯，竟至“四时之久”，还没有打死，分明是看准了不打要害之处，这和慢慢地千刀万剐究竟有什么区别？！
时隔不到两年，人们又可以真的看到凌迟精神病患者的盛况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十四日正午，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亲临法场监刑，面色死灰、口中喃喃的钦定逆犯丁文斌在济南被当众凌迟处死。
这是清朝开国一百年来，第一个因文字获罪被处以极刑的精神病人。
丁文斌智能平常，品行无懈可击，只是一阵阵耽于遐想，或出语荒唐，因此被家人邻里呼为“痴子”。他原籍浙江上虞县，父亲死得早，随母亲在杭州长大。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曾一度投靠叔祖丁芝田。丁芝田是个塾师，看文斌年纪稍长，教过他几本《论》、《孟》。但这孩子自幼孤僻多疑，不招人喜欢，丁芝田随教随辍，《四书》还没讲完便罢了手。到十几岁时，丁文斌又跟母亲往投哥哥丁文耀。文耀比文斌大十一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有时打烧饼卖，有时去面馆帮工，勉强糊口。家中凭空添了两张嘴，虽说至亲，嫂嫂秦氏还是不满意，不免常有怨言。文斌母子俩只好常常外出佣工，炊煮服役，什么下贱事都干，江西、湖广，路途再远，只要有人雇用也从不推辞。
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艰辛与屈辱中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病死了。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慈母，丁文斌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终日闷闷无语。面壁出神。不久又染上了抽烟的毛病，常常在烟雾缭绕中想入非非。侄子们讨厌他，开始叫他“痴子”，文斌为此气得不行，但也无可奈何。他生来弱小，不能像哥哥那样卖力气为生。好在小时候毕竟喝过墨水，认识些字，诗日子云、圣经贤传之类还能讲解几句，加以写得一笔不错的字，所以在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总还有个把小户人家送子弟给他教。这样，在母亲去世后的两三年里，他断断续续过了些安稳生活。不幸后来精神越来越不正常，“痴子”越叫越开，蒙馆这条谋生之路也就断了。实在没饭吃，就在家里给路人算命测字，去米铺给老板舂米，到茶馆帮人烧火拉风箱，聊以糊口。渐渐的在本县又混不下去了，就到苏州等地写对子送给店家讨几文钱。断炊之日，难免不顾斯文，沿街乞讨，受尽了白眼和凌辱。
虽然过的是猪狗般的日子，可丁文斌却偏偏有数不尽的非分之念。三十几岁的汉子，没有妻室，难免渴望异性的温情，也常常被难忍的性欲所煎熬。在本县董恒山开的茶馆中拉风箱的半年，董家年方十五的姑娘着实让丁文斌心醉神迷，他拼命压抑折磨着自己的情欲。极贫至贱的现实不准丁文斌对董家小姐有所奢望，他就暗中编织些五彩缤纷的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聊以自慰。当然，丁文斌最渴望的是钱，大发其财，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现实哪有如此的幸运？他不甘心，就精心设计了制钱的式样，取什么名目呢？“乾隆通宝”不能用，也不敢用，搜索贫乏头脑里那些支离破碎的故典，最后确定为“太公九府钱”，自己心中暗喜，不过，毕竟不能拿去用。丁文斌想来想去，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穷，为什么被人轻贱？说到底，还是没权势。讲权势，世上至高莫如皇帝，接了帝位，金银财宝，名誉尊严，以及成群美如天仙的妃嫔，一切都有了。当皇帝，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是丁文斌吞云吐雾之际脑海里浮现出的种种缥缈幻影中最令他心驰神往的。他饥肠辘辘地沉耽于五彩缤纷的遐想之中，这使被强行压抑的欲念得到暂时满足，但眼前冷酷的现实总是无情地将幻想的泡沫撞得粉碎。每当他从幻梦跌回冷峻的现实世界时，总感到锥心般的痛苦和绝望。这样，丁文斌就更处于持续不断的精神苦闷之中。
丁文斌的处境太可悲了，甚至比他身边的平头百姓还可悲。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帮工的，卖艺的，也有种种欲望，但他们安分守己，知道自己到底值几文钱，加以会一两种营生，故而饮食男女之类的本能欲望、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可以得到基本满足，不至于失去控制而对现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丁文斌则不然，他读了几句书，因此滋生了种种奢望，总想着“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什么的，不时还作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的美梦。不幸的是，他资质平常，也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能循着“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爬到人生金字塔的顶部，去做人上之人。更为不幸的还在于，他缺少一副机能健全的大脑。推其原因，不能排除由某种遗传因素所致，但自幼颠沛流离的生活，慈母遽尔逝去的强烈刺激，长期持续纠缠的精神苦痛，无疑加剧了他先天性的大脑器质性疾病。总之，丁文斌比身边劳苦大众，比许多落魄书生的命运更凄惨。他既不能用自己的体力，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墨之长去谋取一件勉强糊口的差事。他属于太平盛世中最值得世人同情，最应该得到国家救济的悲惨无助的特殊群落。
丁文斌接近中年的时候，精神疾患的种种症候越来越明显了，他渐渐丧失了调节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丧失了对自己行为后果辨识的能力。早在母亲去世前，丁文斌就时不时地听到身旁有人对他讲话，奇怪的是，周围竞空无一人。自母亲离他而去，这种带有指令性口气的声音在耳边出现得更频繁了。他同别人讲过几次，但谁能相信他的疯话呢？久而久之，丁文斌开始确信这声音来自冥冥上苍，是上帝对他的特殊眷顾，于是虔诚地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乾隆十三年（1748年），母亲死去的第二年，丁文斌受到上帝的启示，开始埋头著述，转过年来就完成了《文武记》两本、《太公望传》一本，趁着江苏学政庄有恭到松江府按试，他跪在路中拦轿，把书献给了庄大人。庄有恭点过元，很有才气，丁文斌相信只有他才看得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可惜拦舆献书之后，竟如泥牛人海，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