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天堂的哭泣
我的头脑里没有天堂的概念，我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文字的游戏。人类在生存中痛苦而无望，于是便用虚幻的想象创造出美丽的未来，并借用宗教来麻醉自己，以抑制身体里滋生的兽性。在我的意识里，天堂是以诱骗善良人为快乐的，它在乌托邦式的通道上布满了生长荆棘的阶梯，并以神圣的音乐和天使的召唤，引领着困苦中向善的人心，朝着一个虚无的存在爬行。善良的人不仅仅呈献出他们心存的感激泪水，而且还为之付出生命里的最后一滴鲜血。他们只来得及走完一半真实而苦难的路程，另一半虚幻的美丽旋转在倒下的瞩望中。善良的人并没有见到真实的天堂，如同行恶者无视地狱的存在一样，而人类并不为此停止探求天堂的存在，尽管我们已洞晓这是一个虚拟的文字，但我们的灵魂却严格遵守着这个游戏的法则：行善者升入天堂，而恶贯满盈的人坠进地狱，滚落油锅，煎熬火海。
在幼小时，我曾心怀迷惘地问询过外祖母，“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吗？”外祖母合上她的慈眉，并没有给我一个回答，她盘腿而坐，好像入定一般。当我缠磨着她“有无地狱”时，外祖母很认真地点点头，承认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并回复我说，那些杀了她儿子（我大舅）的日本人就已经下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了。她还时常梦见她的儿子，雪地上漫漶着一大片殷红的血迹。或许，就是外祖母的这次答复，使我头脑里遗失了天堂的概念，我再也找不回天堂的童年了。就像散落在黄昏草丛里的串珠一样，我害怕蛇的存在，而最终放弃了寻找。
天堂的概念对于我是依附在母亲的身上。如果说我承认它的存在，完完全全是因了母亲还活着，虽然她现在已经很衰老了，像她养护经年的那只蜷伏在暖气片下的老猫一般，时常坐在沙发上打着瞌睡，沉湎于被漫长时光压缩成经典回忆的一个残梦。当十分、八分钟后醒转来时，她便会梦呓一般说，我又梦见了你们的姥姥。对我们她从来都不说，梦见她自己的母亲。似乎母亲的情结，对任何自然人都会挽系到死神的降临。母亲像她的母亲—我死去的外祖母一样，不承认天堂而只认可地狱的存在。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听到母亲亲口说出这个梦幻的词汇，而地狱却常挂在她的嘴边，那时我家还住在乡下，母亲与左右街坊唠嗑，谈及某某人偷杀了耕牛，或者某某人躲藏青纱帐里拦截行人—其时，我的父亲正被借调到市里工作，每周六的夜晚要独自一人从小站步行回家，夏秋两季要穿越庄稼地狭窄的土道，可想而知母亲的担心与焦虑了。因此，每言及这些心生邪念的恶人，母亲总要重复她自己编排出的那句至理名言：他要下地狱遭大罪的。这是她说得最重的一句话儿，而且对施恶者还抱以怜悯的善良愿望。在她没有读及一行文字的想象里，地狱是一个恐怖而充满灾难性的地方，对任何人来说，都要经历裂肤撕肌的惨叫折磨，而且会痛不欲生。在母亲的善良里，罪人也是人。对此，我常常怪罪于母亲的糊涂，对她不分好人坏人的悲悯之心予以情感上的谴责。然而，母亲并不为此有些许的改变，她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如食草动物一样，性情温顺，伤害的只是果腹的草茎儿。
记忆中的年轻母亲，人长得瘦弱，用今天流行语形容是有着魔鬼的身材，但在那时的乡下是被视为不健康的病体。母亲生下弟弟后，在三年自然灾害里选择了绝育手术。父母以为面对蝗虫般的饥饿袭临，保存现有家庭的生存方式是拒绝再添人口。他们都生根在农家，也都有着饥饿的经历和体验，知道多一张嘴争食便意味着另一个人挨饿。家庭已经笼罩在饥饿的阴影里了，似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游动于四壁。母亲咬咬牙，决定牺牲自己，以拯救这个嗷嗷待哺的家庭。那年我五岁，面黄肌瘦，与八岁的哥哥、九岁的姐姐一起承受饥肠辘辘的煎熬，而且还要承受两岁弟弟躺在土炕上日夜啼哭的折磨。留在我幼年的最深刻记忆，是被束缚爬行自由的痛苦。母亲因了劳动，分不开身心，将尚不会走路的我拴系在室内的窗框上，我向着炕沿爬去，我不懂得逾越过炕沿有多么可怕，我只想找到那个用乳房用胸脯关爱我的人，绑住腰部的绳子阻止了我的寻找。于是，我嚎哭起来，以这种柔弱无力的方式抗议自由的失去。我早已丧失了四岁以前的全部记忆，唯存这一个场景：面南的窗户，朝北的土炕，一根束腰的绑腿带，而且我还能鲜明地忆出它的颜色：土黄。当我对年老的母亲转述这般记忆时，母亲很是惊讶我的叙说，弄不明白一个两岁的孩子何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她说我那时很警敏，就像一只竖着耳朵的小兔子，她在室内厨房做活时，我很安静不哭不闹，但一旦她走出室外，哪怕是悄没声地移动脚步，我都会捕捉到她的消失，而且哭闹起来，母亲说鬼知道你那小小的心，为何敏锐得竟像猫与耗子的胡须？我想这一定是我的天性被束缚的缘故。
幼年另一桩记忆的烙印是饥饿。有很多作家写出了自己深陷于饥饿之中的真实体验，它不仅仅毁灭了生存的本能，而且还彻底摧垮了人性的善良与应有的尊严。周同宾的《饥饿中的事情》，就如实记录了挣扎在死亡线上“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的冷酷，他这样揭示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悲剧：“旷日持久的饥饿中，人的善心、爱心、同情心、恻隐心统统消失殆尽。”只有伟大而质朴的母爱，是这饿殍遍地的一束温暖的阳光。母亲用一双小脚，三四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窝窝头支撑走一二百里的往返路程，给读书中的儿子送来了积攒下的一兜红薯……读至这里，我饥饿感中的母爱又从被欢乐淹没的记忆里浮现出来。五岁的唯一烙印，是我们吃着窝窝头，而母亲捧着大碗喝着糠与野菜混煮的苦汤儿。饥荒刚刚背转身走开，母亲深恐它再度临门，于是便在父亲的陪伴下去了市里。记得，那是一个早春的天气，草根还没有睁开眼睛，田野一片荒凉。门前的那棵被剥光了树皮的老榆树，兀立在天空里，铁枝上落满饥饿的寒鸦。在姐姐的带领下，我们摇摆着打晃的身体，目送着母亲又瘦又小的背影儿，渐渐被上涌的地平线吞没。我号啕大哭起来，以为再也见不到被刀子拉开肚腹的母亲。从出生到现在，我还是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母亲。
等待是很漫长的，似乎那一年的春天进行得极其滞缓。羸弱的老牛、跄毛跄刺的瘦马在田间犁地，播种者无力地敲打着木耧，踩格子的人摆晃着几乎被风吹倒的影子，在踩踏着一长垄漫长延伸的希望。我们终于等来了母亲的回归，像燕子一般扑进她的怀抱，父亲呵斥着我们不要碰伤了母亲。这一次大手术，再加上营养跟不上去，母亲似乎再也没有健壮起来。她的牺牲永远写在那道伤口的肚皮上。我曾看见这条伤痕，是那个饥饿岁月的一个见证。当我懂事的时候，与那些农家的孩子疯耍于田野，在反目成仇时，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童言无忌般地对母亲的伤害：你妈被劁了。生性如兔子一般的我，此刻凶狠得会像一头疯牛，猛扑上去将其顶翻在地，然后撕抱着滚落进泥沟里，满身污浊地淌着眼泪走回家。哥哥为此比我承付着更大的代价，他被那个侮辱母亲且比他强壮许多的半大孩子捅了一刀，险些丢掉了性命。
母亲知道我们是为维护她的名誉而斗的，因此并不怨责我们，只是默默地流泪，为我们洗涮衣物，搓板在她的手下发出很响的声浪。哥哥受伤的那一晚，父亲不在家，母亲硬是背着流血的哥哥，走了五里路，而且还蹚过了一条水流急湍的小河。河上原有一架木桥，许多木板已经被见利忘义者偷偷拆回家去做了猪食槽子或者院门。哥哥被捅伤了肋骨，所幸生命无虞，背进镇医院时，值班的大夫吓了一跳，披头散发的母亲已成了一个血汗淋漓的人儿。事后，她并没有怨责惹祸的我，只是说这一刀子险些要了你哥哥的命。从那以后，我再不打仗了，对侮辱母亲的人，我回报以沉默的仇视，那个样子很可怕，很像一条饥饿中的狼，恨不得扑上去嘶咬开猎物的喉咙。我时至今日也不能原谅那些辱骂我母亲的人，伤口在母亲的肚皮上，在哥哥的肋骨间，却终生都留痕在我的心灵。
母亲像她的母亲—我的外祖母一样，终生都不拜佛，也不拜财神，我没有见过母亲走进任何一座庙宇，连土地庙她也不去碰一碰，我家从没有过焚香磕头之举。因而，我在走访名山大川、崇慕自然美的同时，顺道浏览一下寺庙，只是很不习惯那股渗入空气里的异香，也漠然于那些对佛祖的双手合十或者叩头。我个人的不喜欢佛教，是因为东方人的宗教观念带有着明显的功利色彩，祈求保佑的往往都是自己及家人的平安幸福，与佛家普度众生的理念显然差距悬殊。如若与西方人的宗教观念相比，我们便会看到：东方人重消除肉体与精神的痛苦，重外在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西方人则看重灵魂的净化，落脚点在自身的肉体上—忏悔自己，清洗原罪。这就使我们清醒地认知，同为“二战”的罪恶发动者，何以德国人—除了少数纳粹外—反思战争罪行，态度诚恳而认真；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除了少数人反战外—很多人，包括首相小泉纯一郎却屡屡去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神位的靖国神社，其教科书也采取篡改历史的文字游戏，将侵犯改头换面成中性词“进入”。他们既不肯诚实地向受害国的人民谢罪，也不愿忏悔战争的历史罪行，因而这个岛国屡屡遭受到亚洲人民乃至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这是题外的引申语。
母亲不拜佛，她的一颗善良的心便是天然的佛。她的心太软，她的情太深。我曾呈献给母亲这样一首小诗：女人的眼窝子真浅，盛不下一滴水，连小鸭、小鸡死了，也要伤心地流泪。我眼中现实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我的另一篇散文《我家门前有片红高粱》描述了母亲对动物们的善爱。文中写道：
这片家门前的红高粱曾萦系着往事与我童年的悲苦欢乐。记得八九岁那年初夏，我家的芦花鸡孵了一群可爱的鸡娃。母亲十分高兴，喂养得也很精心。开始，芦花鸡小心谨慎，只带着它的鸡娃在庭院或墙根下活动。一日中午，天气闷热，要下雨的样子。鸡娃们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叽叽喳喳地叫成一团儿。母亲很是疑惑，一查不多不少三十个，撒把小米让它们去啄。过了半天，依然不见芦花鸡的影子，母亲像有什么预感似的，直奔高粱地去唤，后来才发现一小摊血和零乱的羽毛。芦花鸡带领她的鸡娃们去闯荡世界而不幸遇难了。母亲一边流淌着伤心的眼泪，一边对我们说：许是遇上狐狸或野狗，芦花鸡为了保护鸡娃而勇敢地扑向了它们。过了许多年，一到孵鸡的季节，母亲都要唠叨上几句献身的芦花鸡。
在山地的乡下，我家住在村屯外，西边是野地与山丘，东侧紧邻生产队的马棚，南边一块空地是天然的牛圈儿，立着木桩，夏秋季节那些耕牛就拴在那里。那时，队里的牛马一旦病老或者受伤无法再耕作，便被牵拉到野地里去屠宰。这个活儿由一个叫满仓的老跑腿子来承担，有家有业的人怕背上缺德的骂名，也不忍心杀死替自己耕了一辈子地的牛马。每每听说杀牛宰马，母亲都紧掩门窗，神经紧张得了不得，她看不得这场面，也听不得这叫声。有一次杀牛，小伙伴们拉扯着我去看。那头老牛跪卧在雪地上，满脸的悲哀，无助的眼神儿被寒风吹得更加绝望。满仓来了，破棉袄束着一根麻绳，狗皮帽耳迎着风直扇乎，像乌鸦的翅膀。老牛看见了满仓手里的那把凛光闪闪的大浸刀，似乎已经闻到了自己死亡的气息，它闪烁着温柔光泽的两眼流泪了。这是我出娘胎第一次看见死亡前的动物在泣哭。我小小的心发生了战栗，这或许就是我对动物们的最初人性吧。血染红了雪地，我跑回了家，想去告诉母亲我发现的秘密：被杀的牛在哭。其实，母亲的眼圈已经潮红了，她显然知道了这动物古老的悲伤故事，或许是她母亲—我的外祖母向她讲述的，或许是她像我一般大的时候目睹了与人类相依为伴、默默耕作的牛的悲剧。黄昏时分，野地里的牛叫做一团，它们冬天都是散放的，它们嗅出了血腥气而聚拢雪地哞哞的哀号是牛们的悼词。母亲又默默地流了一回眼泪。
像这样的流泪，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母亲为自己亲手饲养的动物流泪，为生产队的大牲口流泪，为一些村里走了的人—熟悉的或陌生的流泪，也为一些左邻右舍所讲述的周围村屯发生的悲惨故事流泪，还有为自己亲人病故而流泪。母亲的眼泪好像是总也流不完似的。她总不大放悲声，也看不见她的哽咽，她的抽泣，她的以手掩面，总是那么默默地流，静静地淌，好似冬雪里捂着的暖泉，林中植被底下的山控水。母亲的流泪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情表达方式。
母亲对我们爱的表达也是很独特的。我不记得母亲对我的怀抱，也搜索不出母亲怀抱着弟弟的印象。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是不大愿抱孩子的。我的小女儿出生满月后，妻子上班，母亲曾来住过，孩子要她抱，她不喜欢抱，她说这会惯坏了孩子。孩子躺在床上，又哭又闹，她不愿改变看护我们的模式，不几天便回去了。母亲惯孩子是另一种方式。记得，弟弟三岁时，经常“耍驴”和哭闹，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缺钙。一次，弟弟哭闹着非要那吊在棚顶上的亮灯泡不可，母亲正在淘米准备做饭，怕弟弟哭坏了嗓子，便用围裙擦了擦手，搬来木凳就上去拧灯泡，结果手湿触电，被从凳子上打昏摔到地上。母亲躺在厨房的地上，人事不省，我们惊吓得大哭起来，邻居们跑了来又是掐人中，又是人工呼吸，母亲总算醒过来。当我成年重提此事时，白发的母亲为弟弟辩口道：那时他小，啥事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