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观人学(历代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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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李世民:中庸之材

儒家的深邃、道家的机敏、法家的冷酷、兵家的凶险、纵横家的功利、阴阳家的神秘,在哲学上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都不外乎“慈”、“忍”、“变”。李世民是活用“慈”、“忍”、“变”的一位奇才。

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的所谓以德为本的正义原则又高出了一层。因此,慈爱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是一种“精神内敛”、“智慧澄澈”的境界,但它与“不敢为天下先”一样都是一种处世的机谋。然而,慈要比后者深刻得多。慈之服人,决不是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的疏离,它会受到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这便是中正平和之人常常具有的人格魅力。李世民就如此。

先说“慈”。

唐太宗在有些时候就表现得深通此道。他的大臣长孙顺德是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渊,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后来太宗让他以讨贼为名,与刘弘基等人一起招募军队,后来跟随太宗攻城掠地,战绩卓著。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允其常在皇宫内住宿。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可惜的是他读书太少。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作为自己的鉴诫,就会与现在不一样了。他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一点贿赂,使丑闻暴露,真让我觉得难为情啊!”

唐太宗不仅没有惩处他,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难过;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维护他了,结果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还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他已经悔悟,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的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十分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这样一来,大臣们对唐太宗就更加心悦诚服了。

再说“忍”。

与慈相关的就是忍。在这里,忍,指的不是残忍,而是忍耐。但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忍耐,它是人在处于劣势或不得意时为了将来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在洞察了一切世事变化的规律以后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志。这种忍不仅包括忍受逆境、苦难和屈辱,还包括“乐之忍”、“富之忍”、“权之忍”、“安之忍”、“快之忍”等等。总之,它是一种修养之忍,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深刻的智谋,是圆融无害、圆融无碍的处世智慧。

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李世民一忍再忍,直到时机成熟,策划完成,才发动“玄武门政变”,一举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及其死党,逼退了父皇李渊,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忍之道可以使人立国,其为用亦大矣。

最后说“变”。

这个道理倒是十分简单,慈与忍其实都是手段,而变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变,才能把以前的慈与忍所付出的代价加倍地补偿回来,从而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欲称霸中原,就集中兵力攻打中原的战略要地郑国,而郑国为了自保便同西北方向的大国晋国结盟,但楚国的军队忽然来攻,晋国援兵一时无法赶到,郑国的大夫子驷打算同楚国讲和,子孔、子峤反对说:“我们和晋国这样的大国刚刚歃血盟誓,血尚未干,怎能改变誓言呢?”子驷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说‘惟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楚军来了,而晋国又不救援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况且在要挟之下举行的盟誓,本来就没有什么诚意,即使违背了,神灵也不会怪罪的。明察一切的神灵肯定会认为在要挟之下所进行的盟誓是不干净的,所以违背这样的盟誓不仅不会受到神灵的怪罪,还会得到神灵的赞许。”于是,郑国和楚国结盟。

李世民更是讲究与世推移,随时而变。李世民在杀了李建成当了皇帝之后,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由于李世民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自己的政权才算巩固下来。

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如果还要再问李世民在传统的封建官场上有什么致胜的法宝的话,那就还是这三个字:慈(收服人心)、忍(等待、争取时机)、变(采取主动的行动)。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做到慈、忍、变,关键就在于他是一位中庸之材,他为人质性平静淡泊,内心敏慧,外表清朗,具备了人材的九种表征。正因如此,所以仁慈之时,他能如父母一般,残忍之时,即使是兄长也会毫不留情。

李世民即位不久,突厥的两位可汗带兵十万来犯,长安告急。李世民亲率房玄龄等六人来到渭水边,隔岸指责两可汗负约。继而唐朝大军来到,突厥可汗见状,急忙请和。李世民为了休养生息,当即同意杀白马盟誓立约,是为渭水之盟。

李世民可谓中庸之材矣。他儒、道、兵、法各家皆用得恰到好处,慈、忍、变也用得炉火纯青。各家思想,各种方法皆融为己用,且备兼众长,是为中庸之材。

中国的谋略可以根据其文化根源分为若干家。然而,这些谋略往往并不是独立显现的,有时相互融合,上焉者可以形成一种“大智慧”,就是上述的慈、忍、变;中焉者则往往不能运用自如,露出权谋的痕迹,显得生硬而令人不快;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明乎此也就可分出人材的上中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