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项英发给各游击区指示信的精神，湘南于9月召开了下旬召开了特委会议，统一了思想，并就国共谈判问题开展了讨论和研究。游世雄、顾星奎等人到桂东县桃寮，与郴州保安司令部代表郭大为展开国共和谈。谈判期间，虽然国民党方面极尽压迫、拉拢、威胁之能事，企图把游击队编入国民党的保安团。但游世雄等人始终坚持游击队只能改编为抗日武装的立场，保持了革命坚定性。经过斗争，双方最终达成了停止敌对行为、桂东沙田为红军游击队集中地点、国民党供给给养、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迎来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11.琼崖游击区的艰苦谈判与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打开国共合作的局面，琼崖特委根据上级指示，一面领导群众开展抗日运动，一面停止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敦促国民党琼崖当局接受谈判。并于7月间主动致函给琼崖防军最高军事长官一五二师师长陈章及行政专员黄强，建议双方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同时，特委还向全琼人民发表了《团结抗日，保卫琼崖》的告同胞书，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数天后，陈章便在琼崖《民国日报》上答复，欢迎游击队速派代表去接洽，同意进行谈判。
根据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精神，琼崖特委召开会议，对谈判、改编红军等问题作了充分讨论、研究，提出了具体方案。
8月，特委派乐万县委书记李黎明为代表前往琼山县府城镇，与国民党琼崖当局代表、第一五二师政训处主任林序东举行谈判。行前，冯白驹代表特委向李黎明详细交代了谈判中必须坚持的立场、原则和方针以及我方的各项条件，特别强调要提防国民党通过谈判吃掉红军的阴谋。
琼崖国共谈判一开始，李黎明首先阐明了琼崖特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和决心，表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卫国的愿望，并具体提出了改编琼崖红军的条件。国民党当局对琼崖特委提出的条件，都不作具体的答复，只是紧促红军赶快集中，编到国民党军中去，以达到消灭琼崖红军的目的。由于当局缺乏诚意，第一轮谈判毫无结果。
不久，李黎明同国民党代表林序东举行第二轮谈判。谈判中，林序东提出，要冯白驹先把队伍拉出来点验，待国民党方面确定琼崖红军游击队的人员、装备情况后，然后才能谈改编。李黎明寸步不让，据理反驳，郑重申明：必须先谈妥条件，双方签订协议，有了安全保证，琼崖红军游击队才会出来接受改编。由于林序东蛮横地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谈判仍然毫无进展。
第二轮谈判结束后，李黎明及时向特委汇报了情况。特委开会研究了对策，决定还是由李黎明再次与当局进行第三次谈判。谈判一开始，李黎明再次表明了琼崖特委的坚定态度，提出只有先谈条件、签订协定后，红军才能接受改编。但是，林序东仍然老调重弹，还诬陷红军游击队抢劫，以达到威逼红军游击队就范的阴险目的。谈判又一次不欢而散。
9月间，特委书记冯白驹为了能就近指导谈判斗争，迁到了靠近谈判地点的琼山县塔市乡演村。10月间，国民党当局闻讯后，竟然背信弃义逮捕了冯白驹和他的妻子曾惠予。特委一面派李黎明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一面向上级报告，要求设法营救。国民党当局提出“以游击队先改编为释放冯白驹的条件”，逼迫琼崖特委让步。特委的交涉陷入困境。后来党中央方面向蒋介石交涉，冯白驹才于12月无条件释放出来。
冯白驹出狱时会见了国民党琼崖军政当局负责人，重申了举行谈判，团结抗日的诚意。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冯白驹被捕期间，已由王白伦代理特委书记，冯白驹出狱后任特委委员。1938年1月，根据上级指示，琼崖特委派冯白驹作为特委的全权代表和国民党当局重开谈判。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提出要把琼崖红军改编为国民党一五二师陈章部下属的一个特务营，随后又提出把琼崖红军改编为他们守备司令部属下的一个大队，直接接受其指挥，企图吃掉红军。冯白驹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由于国民党仍然毫无团结抗日的诚意，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为了得到上级的具体指导，琼崖特委利用谈判的间歇时间，派冯白驹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汇报谈判情况。办事处负责人指示冯白驹，谈判改编队伍的根本问题“要达到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原则和要求，这个问题如果达不到，根本没有谈判的可能”。
冯白驹返回琼崖后，继续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由于国民党琼崖当局始终坚持否认中共琼崖特委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的原则和要求，几轮谈判，仍无进展。
1938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向琼崖进攻。琼崖处在即将失陷的危险中。这一客观形势为中共琼崖特委的谈判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在此时，国民党却把驻琼的正规军第一五二师调离琼崖，在琼崖成立守备司令部，由王毅任司令。由于没有正规军，守备力量很薄弱，王毅急需和琼崖红军合作，加强琼崖防御力量，缓和社会舆论压力。冯白驹借此机会与王毅进行了直接谈判。在谈判中，王毅在改编红军的问题上，同意了琼崖特委的原则和要求；特委也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
1938年10月22日，琼崖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
（1）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共同抗日。
（2）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抗日独立队），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
（3）独立队为一个大队编制，下辖3个中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独立队及下辖3个中队副职，由国民党选派，但须共产党同意。
（4）独立队队部设一政训处或室，人员由共产党选派。
（5）国民党当局按照一个营的编制，每月发给独立队军饷8000元。
至此，国共谈判“经过一年有余的很不顺利的过程”，终于宣告结束，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
国共合作协议达成后，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积极着手改编工作。抗日独立队以200多名红军游击队为主体，补充了部分县级武装，共300多人枪，编为3个中队和1个特务小队，并配备了有才干和经验的干部。经琼崖特委同意，国民党派来了1名独立队队副和3个中队副，对国民党作了不必要的让步。改编后的抗日独立队，队长为冯白驹，队副为马白山和国民党派来的刘振汉，政训室主任张兴。
根据双方协议，琼崖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5日，在琼山县云龙墟举行了改编和抗日誓师大会。至此，琼崖红军成功实现改编。
（三）战略转变期间党内的种种曲折
1.陈毅险被误杀
湘赣边游击区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不了解全国局势的巨大变化，卢沟桥事变后，仍然与国民党军进行顽强的武装斗争。为了及时指导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中央分局派陈毅到湘赣边传达指示。在战略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湘赣边游击区领导人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新政策不了解，加之陈洪时的叛变，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他们不相信国共合作，不愿意下山改编，差点把联络代表陈毅当做叛徒杀害，险些犯下无法弥补的大错。
10月4日，陈毅奉命由赣州来到吉安，同国民党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就湘赣边游击队改编事宜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下旬，陈毅带着项英的亲笔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来找湘赣边游击队，月底到达湘赣红色独立团驻地九陇山，见到了独立团领导人段焕竞和刘培善。由于红色独立团对全国形势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偶尔从白区搞来一张半张国民党的报纸，内容多半是真真假假，造谣诬蔑，无中生有，令人难以相信”，特别是叛徒把他们搞怕了，因此对外来人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陈毅的到来使他们充满疑惑，甚至怀疑他是叛徒。陈毅做了自我介绍，出示了项英的介绍信，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高度的警惕性使段焕竞和刘培善等人无法相信陈毅，他们认为共产党是不会与国民党合作的，因为在湘赣边，反动派的碉堡林立，地主恶霸作威作福，穷苦大众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无数残酷的事实都提醒他们“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陈毅不断地向他们讲解当前国内外形势，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队员们听后“都心悦诚服，敬佩他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满腹经纶，句句在理”，但仍充满疑问。陈毅的谈话使他们都感到“这个人不简单，不好随便轻易处理”，而且也没有发现陈毅有什么嫌疑和破绽之处。事关重大，最后一致同意把他送到永新县境内的铁镜山临时省委驻地，让陈毅与谭余保直接面谈。
到达铁镜山后，负责护送陈毅的特派员黄炳光迅速向谭余保汇报了陈毅来这里的意图。还没等黄炳光把话说完，谭余保就火冒三丈，气愤地说“叛徒，大叛徒！他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看守他？”紧接着他又吩咐：“再派一个警卫班去，把他捆起来，别让他跑了。”在谭余保的命令下，陈毅被当做叛徒五花大绑地捆起来，关进了棚子。谭余保一见到陈毅，就逼他把叛变党的经过全部老实地讲出来，还要把怎样勾结敌人，怎样进攻的计划讲出来。陈毅反复跟谭余保说，他是代表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和敌人谈判的，不是叛徒。但谭余保不相信，因为国民党的报纸上登载着“陈毅投诚”的消息。为了使谭余保了解国共合作，转变思想，接受改编，陈毅详细地讲解了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国共合作的最新情况以及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下山整编的指示。陈毅赞扬了湘赣边游击队顽强的革命斗争，同时指出湘赣边游击区必须从全局出发，服从党的决定，并语重心长地说道：“你打敌人我并不是不赞成，打土豪也不坏。可是，现在打不得，打了在政治上不好。我的意见最好不要打内战，我们打死一个少一个。我们今天没有权利打。北方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们都在搞合作抗日。打了我们的步调不一致。”但是，陈毅的谈话没有起作用。谭余保还是满腹疑虑，甚至把区公所派来照顾陈毅的人进行暴打，然后冒讹陈毅，要他供认陈毅是叛徒。
接下来几天，谭余保又对陈毅进行了多次审问，逼陈毅承认他是叛徒和国民党的说客。谭余保难以接受陈毅传达的“国共合作”策略。他对陈毅强调，他不合作，他要革命到底，并且认为“主张阶级合作和改编红军都是摘帽子投降敌人，是机会主义”。陈毅毕竟是一位有胆有谋的，经验丰富的革命领导人，始终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胸怀和气概，他镇定自若地对谭余保及游击战士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鉴于谭余保态度的强硬，陈毅只好叫他派人到吉安、南昌和延安去调查。谭余保同意了这个意见。谭余保多次“审讯”陈毅，虽然没有打消心中的疑虑，但每次几乎都被陈毅讲的道理和表现出的态度折服。但是，谭余保一时难以辨真假，既不敢杀，又不敢放，相持多日。
处境的困难和叛徒破坏根据地的惨痛经历、认识的局限使谭余保保持了过高的警惕。最后一天“审讯”，谭余保还想冒讹陈毅，以证实他是不是叛徒。陈毅说道：“我在这里已经五天了，我给你讲理由没有用，只好教训你。你坚持游击我赞成你，很光荣。你是个农民，搞到现在，搞成这么个队伍，很不错，对抗日很有用。但你考虑的没有道理。”④最后，经过陈毅的教育，谭余保开始明白中央政策。与此同时，到吉安等地了解情况的同志证实了国共合作的事实，使谭余保彻底放心，表示愿意下山改编，并声泪俱下地向陈毅赔礼道歉，亲自给他松绑。陈毅下山后，湘赣边游击队于1937年11月底开始陆续下山整编，停战普遍实现，结束了三年来的封闭状态，实现了共同抗日新局面。
陈毅的湘赣边之行，虽然惊险，但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分局赋予的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智慧和胆略。陈毅后来心有余悸的感叹到：“我要是被杀掉了，他也就不来合作，这就不好办了”，“当时我不冒这个险，他那个部队有可能完全被敌人搞垮”。
2.关英被错杀
1937年11月间，皖浙赣游击区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协议。陈毅亲自来到皖浙赣边指导工作，分布在皖浙赣各地的游击队陆续下山整训。但是，在赣东北磨盘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杨文翰部由于缺乏对总的形势的了解和掌握，拒绝下山，拒绝国共合作，最终脱离党的领导。杨文翰先后4次错杀上山联络改编的党组织代表，酿成大错。
赣东北游击区的斗争，在1937年5月失利后，遭受重大挫折，在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中心县委书记杨文翰领导下，在德兴磨盘山和三县岭一带坚持斗争。随着全国抗日局面的出现和国民党军的撤退，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杨的部队有了较大的发展，仅杨文翰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就发展到90多人枪。1938年2月间，杨文翰部在德兴长年坞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谈判，达成停战合作协议。当杨文翰带部队下山到指定地点集中时，途中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伏击，一次就牺牲十几名游击队员。此后，杨文翰对山下的来人特别注意，高度警惕，处处设防，尤其是劝他下山搞国共合作的人更恼怒，坚持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山。杨文翰的警惕性到达了草木皆兵的程度，甚至连自己的妻子王荣贞初上山时，都遭受他的怀疑和严厉审讯，差点被他枪毙。斗争的残酷、惨痛的经历以及狭隘的思想意识，都使他不再相信国共合作，认为与国民党合作谈判都是叛变革命。当时皖浙赣地区的王丰庆、江天辉等人，曾经先后3次派人与他联系，派去的人有县委书记，有与杨文翰很熟悉的一个老炊事员，都被误认为是叛徒而被杀掉了。国民党反动派非常狡猾狠毒，那时，凡是与红军游击队有联系以后叛变的叛徒，都派去找杨文翰，弄得杨真假分辨不清，增加了杨文翰的不信任感。
第四次上山的是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关英自1937年春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虽积极寻找，但没有达到目的，无奈只好与警卫等4人，以开油坊作掩护，隐蔽在玉山一带。1938年2月，关英终于在南昌找到东南分局，与上级取得了联系，并自告奋勇向党组织要求亲自到赣东北动员杨文翰下山，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