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运动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不是运动成绩、不是金牌数量，也不是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而是不绝于耳的各种丑闻。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已办十届的“全运会”还有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一位河南农民在家乡发起组织了家乡的农民篮球联赛，大受乡民喜爱，被戏称为“农民NBA”。虽然后者只是一个穷乡僻壤农民的“个人行为”，与“全运会”的“举国共襄”相比无疑只是豆芥之微，但若将前后两种现象并列，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全国运动会创始于1959年，是当时国力贫弱、经济体制高度计划化、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的产物和象征。由于国力贫弱，并且长期被歧视为“东亚病夫”，所以在体育比赛中出优秀成绩、夺取金牌成为展示国力的重要窗口，具有凝聚、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体育被赋予了高度政治功能。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提供了经济的可能与保障。为了出成绩、夺金牌，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国家财政向竞技体育高度倾斜。仅以1987年为例，国家体育局群体司用于群众体育（含学校体育）的经费不足1000万人民币，而当年投向竞技体育的费用竟是2.6亿美元，大大超过同年日本的1000万美元、韩国的1.1亿美元的水平。虽然中国财力困难、群众性体育水平不高，但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方针下，中国运动员在体育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世纪60年代的乒乓球运动达到世界最高水平，20世纪80年代朱建华连续打破世界跳高纪录和中国女排“三连冠”，在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获得首枚金牌……举国上下一片沸腾，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澎湃，虽然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程度、生活水平上中国仍是相当落后的国家，但体育却为国争得巨大荣光，洗雪了100多年来“东亚病夫”的称号。此时的中国，需要这种只有“举国体制”才能取得的体育成就。
但雅典奥运会上，中国队依然取得辉煌成绩，人们依然欢呼中国队的胜利，却又对这种平均要付出1亿元获取一块的金牌是否值得也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这种从前不曾有过的质疑说明，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好几年，在这一代人的时间中，社会、民族心理已经发生了明显、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向市场经济导向转轨，中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确实不再需要用体育来证明、展现自己的强大和振奋民族精神。特殊年代赋予体育特殊的政治功能，确该渐渐淡化。而且，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下，政府有关部门却依旧垄断体育资源的分配，这种举国体制不仅不公平，而且极易引起腐败。体育应如“众望所归”，回归大众参与、娱乐休息、增强人民体质的“民众体育”本位，此其时也！
不过，“民众”能否办好体育，如何办好“民众体育”，确也不无可虑之处。对此，55岁的河南灵宝焦村镇卯屯村农民梁金牛用自己的实践作出了有意义的回答。当然，梁金牛自发办乡民篮球联赛完全出于兴趣，并非出于对国家体育发展的“制度安排”的有意识探索。但正因其是全然出于个人兴趣的无意之举，所以更自然、更有生命力，也更有说服力。从1993年起到现在，卯屯村的篮球联赛已搞了十几届，并且逐渐发展到其他村、乡，现在联赛规模已壮大到60多支球队，甚至市区企业、市直单位的球队也参加进来。联赛学习美国NBA，现分8个赛区，采取主客场制，“常规赛”的时间是各村庙会的3～4天，观众人山人海。年底打完常规赛，由各赛区的8支冠军队进行总决赛。比赛所需经费之低超出人们想象，却给各村带来了相当的经济收入。中国农民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创造”，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事实说明，民间完全能办好体育，政府有关部门只应对其加以扶持、指导，给予适当财物扶持，使其规模更大、更加规范，发展更加迅速、健康。此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应放开资源垄断，将体育经费的重点从“竞技体育”转向“群众体育”。
其实，不仅体育如此，其他许多方面都应如此。政府在许多领域应尽可能放弃垄断，能不管的就不管、能少管的就少管，许多事情“民间”其实能比政府办得更好。而且，在资源分配上，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大可讲究。如究竟是“举国”使少数大学成为“一流”还是资源分配更加平等使多数大学都有所提高，是“举国”大搞各种学术“工程”还是使贫穷的乡村学子不因穷困而辍学……广而言之，现在是反思“举国体制”的时候了。
（发表于《南风窗》，2005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