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时鼓吹“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到现在的“英语热”，不能不使人大发“恍如隔世”之慨。对当前的“英语热”，颇有不满、质疑甚至愤怒声讨之声，担心汉语因此受到排挤，进而影响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将汉语、英语对立起来，则明显偏矣。
语言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又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载体。随着交往的增加，不同方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必须承认，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软力量”的强弱。可以说，语言又是“势利的”，从来是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向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单向流动。“强”地区的语言往往具有优势，而“弱”地区的语言很难不受其影响。例如，我们今天称为“东亚”的地方，古代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彰显出汉语的优势。再如，东晋时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而轻视吴语。“洛阳话”作为身份高贵的标志，是当时中原经济、文化发达的体现，与现在将“吴侬软语”视为高雅，河南话被看作“土得掉渣”的表现正好相反。英文现在是强势语言，但英文中的音乐词汇，大多来自意大利文，反映了意大利在音乐方面的“强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汉语大受外来语影响，英语受到空前的重视，不必否认，这是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结果。但事实却说明，汉语、英语并非对立，相反，却培养出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家，胡适、蔡元培、冯友兰、赵元任、林语堂、张申府、杨联升、洪煨莲、傅斯年、张奚若、费孝通……举不胜举，都是中、外文俱佳。一提起王世襄，人们就会想起中国明代家具、文物，想起他对老北京鸽哨、蝈蝈笼、葫芦、养鹰等的研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英语也是顶呱呱的，许多中国特有的“文物”，只有他才能找到最贴切的译文。对北京史地的研究，侯仁之是公认的权威，但他的英语也是一流的。而且，不仅只有“大家”如此，如果与那一代的普通知识分子有个人接触，就会发现多数人中英文都相当不错。附提一下，“那一代”的另一个特点是“理工知识分子”普遍都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素养，其中不乏填词赋诗的高手。
中国近代教育史说明，汉语、英语并非对立，汉语、英语并不如“熊掌”与“鱼”那样不可兼得，而是既可以学好汉语，又可以学好英语。现在的问题是，莘莘学子在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学英语时，不仅“影响”了汉语学习，而英语也并未真正学好，许多人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但在实践中仍无法胜任英语的应用。我之所以把前面的“影响”加上引号，因为问题其实并不在英语的冲击，而在汉语、英语都学不好的教育体制。在“不学ABC”的年代，汉语就学好了吗？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担心在全球化时代由语言的变异可能导致自身的文化特性被湮没也并非杞人之忧。在多元文化已无法孤立独存，而不能不互相交流、互相竞争、众声喧哗的时代，要使自己的“声音”不被掩盖殊为不易，但绝非孤芳自赏即能成功。
现在“韩流”正如日中天，不仅在中国大有影响，连在素来颇有些瞧不起韩国的日本民众中，也大有影响。然而，与“韩流”起码是席卷东亚同时的是韩国国内持续已久的“英语热”温度越来越高，现在全国上下掀起更高的轰轰烈烈学英语热潮。为实现“全球化中的韩国人”目标，政府提供巨额财政支持。目前韩国英语教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准备2008年改为从一年级开始。一些家长还送子女到外国学习英语，无力送子女出国者则请菲佣，更有甚者，还有家长相信韩国人的舌头不适合学英语之说而给孩子做“整舌手术”。
据统计，韩国每年家长为子女在国内外接受英语补习所花的钱达10亿韩元之多。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其实却是“辩证统一”的。韩国在全球化中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出现“英语热”，“英语热”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现在“韩流”滚滚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条件。
对国内“英语热”忧心忡忡者，对国外现在的“汉语热”定会心感宽慰，殊不知二者也正相反相成。没有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经济的迅猛发展——“英语热”是其重要条件或曰结果，就不会有现在国外的“汉语热”。在“不学ABC”的年代，哪会有“汉语热”。现在国外的“汉语热”恰恰不是国内“弘扬传统”的结果，而是敞开大门的结果。如果单纯地“弘扬传统”，那么，“哈韩”“哈日”或“哈”其他什么的反会越来越多，与“弘扬传统”之初衷恰恰南辕北辙。
历史与现实表明，将“汉”“英”对立起来，实在是过于简单了。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