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往往能使人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沉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作品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无数的苦难的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老一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关白公馆和渣滓洞而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极为辉煌的“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以自己的辉煌沾沾自喜，更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那造成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而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大权在握的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刷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斤斤、一两两、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