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体制的任何改革变化，受影响最深、最直接的“当事人”莫过于学生。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事关重大，因此有关制度、体制的变化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举措一旦失当，哪怕只有短短几年，但对受影响的那一茬学生而言则很可能是“贻害终身”。
当北京市刚决定实行小学升初中电脑派位时，我就多次撰文指出，由于中国的教育格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电脑派位的初衷确是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甚至十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必然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滋生出严重的腐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几年的实践证明笔者不幸言中，电脑派位弊端暴露无遗，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
面对此种情况，有关部门最近决定可以不再坚持电脑派位作为主要方式，而实行多元化选拔方式，“多元”却又规定必须把考试排除在外。其实，这种多元化入学将使学生、家长更加茫然。因为在学生、家长与学校、主管部门的“交易”中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将造成了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占有信息的人在交易中获得优势，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信用市场中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将严重影响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人才的选拔培养。学生及其家长对入学信息的了解总不如学校及其主管部门，因此校方总可以凭借信息优势获得种种额外利益，损害学生和家长的利益。所以，减少“信息暴利”是维护资源分配公平有效的基本措施。而标准越是简单明了，如以考分为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小，选拔过程将越公平；标准越是复杂多元，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选拔过程将越不公平。
平心而论，教育主管部门如此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纠正考试之弊，而非成心要“扩大信息不对称”，立意不可谓不善。但揆诸历史，立意善良的政策因脱离社会现实而在贯彻实行中屡屡碰壁，甚至适得其反比比皆是。而公立中学之间教育水平、教学条件的差别之大令人瞠目，学校实际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下的一个“行政机关”，社会监督仍很薄弱，各种腐败屡禁不止……这种社会现实将使除考试以外的其他选拔方式问题更多。很明显，教育的根本症结并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结构与体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变革，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变革，也很难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如果强要教育“单兵突进”进行剧烈变革，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当然应该追求“更好”，但首先必须防止“更坏”。因为教育与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不能脱离社会就教育改教育，素质教育实际是一个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会结构的巨变与之相配，教育的改革实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面变革。从根本上说，只有学校确实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单位而不是行政体系中的一个“行政单位”，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才有真正为素质教育而废除考试的条件。
现在各种教改措施不断出台，所以教改决策者的思维方式更应该深刻反省。脱离社会现实的改革往往由于问题层出不穷而朝令夕改，这种改革成本最终要由学生承担，学生事实成为政策实验的“白老鼠”。为了使教育改革健康发展，学生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实验品”，教改的规划和制度设计应该更加慎重缜密，切忌匆忙。改革的时间、进度、步骤，尤其是与社会的“契合度”，必须通盘考虑。由于教育改革与千家万户的利益紧密相涉，所以任何重大措施的出台，都应经过广泛的公共讨论。其实，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事业。
（摘自本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