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李鸿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才华横溢，见识高远。但聪明人未必就能把事办漂亮，因为聪明人爱自恃聪明而无视一切，为了折磨他，他刚投身到曾国藩幕府中时，曾国藩并没有立即应允，而是百般刁难。曾国藩曾对手下人说，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书卷气，使他知道世事艰难，学会收敛。后来李鸿章留下充当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许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赏识，但觉得他棱角太分明，聪明外露，应当改正。为了帮助李鸿章改掉，曾国藩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加以教导。直到他认为已经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练兵，独当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时写信教导。
1862年8月，李鸿章办理洋务，曾国藩对他说：和洋人打交道，“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当时敌强我弱，与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负重的差事。洋人言语有欺侮之处，若太在意，必将引起争执，结果可能更不利。曾国藩所说的“痴气”，即佯为糊涂之意，但并非真糊涂。“若知之”，则使洋人不要以为我傻，“若不知之”，示意不与之计较，让双方都有台阶下。李鸿章后来办外交，也多用此道。不过如果不分情况一味如此，也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曾国藩的精心调教下，李鸿章逐渐由棱角分明的书生变成官场老手，深谙“糊涂”之妙，其水平甚至已经超过曾国藩，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曾国藩之任指挥镇压捻军。他打了几次大败仗，好几员猛将丧生，一时议论纷纷。后来他遵循老师所定的“河防大计”，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置之不理，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曾国藩写信给他，极力称许，信中说：“自去秋以来，波澜叠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为可敬。从此益宏伟度，浑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于密。古人所称勋绩盖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后来许多人都说李鸿章为官圆滑，却不知他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
关于人际交往的一套理念
不该拿的钱说什么也不能拿。
李鸿章刚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的时候，巡抚是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来说，地方士绅以及下级官吏都要前来拜贺的。当时李鸿章正是虚龄40岁，一些地方官绅纷纷到他的府上祝寿，简直是踏破了门槛。上海是富裕之地，带来的寿礼自然是相当可观的了。
但是李鸿章到上海是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上海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首先要做到洁身自好，要是轻易就被拉下水，那将来还有什么作为？他还记得临行时老师曾国藩对他的吩咐：要小心从事。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写了两个通知，一张贴在衙门前面的照壁上，一张贴在淮军的大营辕门外面。通知上写道：“本抚台今年不做寿，不收礼，不请客，不摆酒，但欢迎本地士绅人才及外国朋友前来交流时务。”对于先前已经收到的贺礼，李鸿章派手下一一原封不动地退回原主。这样一来，送礼攀附的风气总算被刹住了。
后来李鸿章被派往俄国签订密约，当时的欧洲人就谣传李鸿章收了俄国的贿赂，中国人里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但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回忆，俄国为了争取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曾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红利中划出300万卢布作为“李鸿章基金”，不过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郑重地声明：“李鸿章当时在彼得堡没有得到任何贿赂。”
有一次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也问起了这件事情：“听说俄国为您设立了基金，现在我们急需用钱，为什么不把这钱取出来用用？”李鸿章回答说：“要是动用了这钱，那我不是真的成了汉奸了？”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梁士治曾经说起过这么一件事情：
梁士治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来到北洋幕府的时候，每月由北洋编书局给一笔车马费，这笔钱是由淮军钱粮所送来的。他觉得很奇怪，淮军早已不存在了，怎么还有钱粮所的名目呢？后来兵部左侍郎李鸿章的老友王文韶把实情告诉了他：“甲午海战之后，李文忠公赴日本议和，北洋大臣一职由我接替，在交接时，确有淮军钱粮所存银800万两，这是文忠公带兵数十年由各项杂费中存下来的。如果我王某人带兵存这些钱，能不能交出，我还得考虑考虑，然而文忠公却淡然置之。后来这钱一直作为公款，我离任后交荣禄，荣禄又交袁世凯，经过庚子之乱，此款仍能保存。现在袁世凯小站练兵花的就是这个钱，这都是托李文忠公的福荫啊。”
无毒不丈夫
在做事手段上，李鸿章的毒辣程度比老师曾国藩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曾国藩喜欢他的原因。
李鸿章天生就有一股子刚狠劲儿，从他小时候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来：
李鸿章11岁的时候，家里养过一缸金鱼，活泼可爱，非常漂亮，一家人都很喜欢。有一天，父亲李文安和家人在闲谈中说，今年金鱼产仔多，孩子考取秀才的也会很多，一边扳着指头数说这个可以考取，那个也可以考取。谁料第二天，金鱼全部死光了。仔细询问，原来是李鸿章干的。李文安问他为什么害死金鱼，李鸿章仰着脑袋说：“这么多人都考取，为什么单单没有我，这鱼不可留。”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鸿章心气高，手段也够毒辣。在他后来的戎马生涯和官场仕途中，他从小养成的这种刚强狠绝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同治元年（1862年），李秀成会集10万太平军进攻上海，张遇春、刘玉林所部淮军大败，刘玉林阵亡。不久，李秀成派爱将谭绍光率三万太平军，与程学启、郭松林、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激战。淮军将领韩正国受伤，其余淮军各部都遭受重创。随后在太仓、嘉定、青浦三次战役中，淮军接连大败。
但当时的形势对太平军依然不利，因为长江上游据点相继丢失，天京也被湘军长期围困，在洪秀全的多次催逼下，这年10月，李秀成领兵回援南京。淮军趁太平军在江浙防务空虚之机，联合常胜军攻占嘉定，威胁昆山、太仓。留守苏杭的谭绍光、陈炳文等部太平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攻为守，分别从昆太和青浦出发，会攻嘉定、南翔，进围四江口。
李鸿章利用湘军在西线牵制李秀成之机，双管齐下，在东线一面调兵遣将攻城夺地，一面招降纳叛。
同治二年（1863年）6月，李鸿章统筹全局，决定以淮军分兵三路，向太平军经营多年的苏福省根据地进攻。
11月下旬，淮军与常胜军在苏州娄门外发动猛烈进攻。包围了苏
州城。
李秀成为了能挽回败局，在淮军合围前夕，从天京前线赶回。但到达之后，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却发现郜永宽等怀有“他心”。他深知形势不妙，就与谭绍光恸哭而别，深夜离开苏州。
在这些军将中，以纳王郜永宽、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为首的8员守将，已经心怀异志，只是慑于忠王的威势，不敢下手。只有谭绍光忠心耿耿，但他势力单薄，孤掌难鸣。由于郜永宽和已经当上淮军副将的郑国魁曾经拜过把子，所以程学启便授意郑国魁加紧策反。郑国魁原籍合肥，巢湖盐枭出身，因触犯族规杀死族长，流落到苏南，成为太湖抢船土匪武装的头目。他一度加入了太平军，这时又投靠了淮军。经过他的牵线搭桥，一天深夜，在苏州城东北的阳澄湖一只小船上，程学启在戈登的陪同下，秘密会见了郜永宽和汪安钧，程学启向他们提出以杀死谭绍光、献出城池为条件，可以封给他们二品武官。双方由戈登作证，折箭为盟。程学启还和郜永宽相互交换生辰帖子，八拜为交，结为兄弟，以表示诚意。
几天以后，郜永宽等8人趁谭绍光召开军事会议之际，突然发难，刺杀了这位天国名将，打开城门将程学启的部队迎了进来。但是郜永宽等人对淮军也抱有戒心，当时城里太平军老弱精壮共有十多万人，他们让出城里的一半地方给淮军，而自己集中在另一半，并且要求所属的部队不能拆开，要成建制地整编进淮军，至少要编20营。
程学启一看情况不妙，当晚就出城到李鸿章的大营密商，认为这8个降将靠不住，应该及早诛灭。李鸿章犹豫不决，说：“自古以来，杀降都是不祥之事，这样做，会使得常州、嘉兴的太平军拼命死守，我们再要往下打就困难多了。”
程学启怒气冲冲地争辩说：“这些人都是从两广一带过来的积年悍贼，而且军队的数量比我们多几倍，虽然表面上投降，其实心里并不服气。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的首恶分子杀掉，听任他们带着军队和我们同住一城，万一变生肘腋，后果不堪预料。到时候，脑袋丢了还不知为什么呢？”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急忙追出去，挽着他的手说：“方忠老弟，不要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么。”于是连夜布置城外淮军在四门外埋伏。
第二天上午，李鸿章来到城里程学启的军营，传令召见八降王，并说要当场封赏他们为总兵、副将，八降王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到军营。李鸿章早已摆好酒席，还装模作样念了念封赏的名单，就请他们入席。酒宴刚开始，忽然有校弁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便趁势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正当八降王酒酣耳热之际，进来了8个武弃，每人手里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跪到酒席桌前说：请大人更衣换顶戴，8个人洋洋得意地站了起来，自己用手解开头上的黄包布，就在这一刹那间，8个清军武弁从冠服下拿出锋利的匕首，8颗血淋淋的人头，就落在了武弁的手中。
程学启在诛杀了“八降王”以后，立即派兵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三万人，用无数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吴门虽复，泼街难民，遍地骸骨，须一年后方有生发。”可是为了解决数倍于己的降敌，他在这件事上，用的是先斩后奏、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连有“曾剃头”称号的曾国藩也自叹不如。
虽然杀降的建议不是李鸿章提出来的，但是他毕竟接受了程学启的提议，事后虽然觉得太不仁义，不过从大局着眼，他并不后悔。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坦诚地说：“男等自克昆山、太仓后，上海军又迭克吴江、江阴各县，并攻克沿太湖之各卡，遂合力进逼苏州。李秀成力谋解苏州之围，然吾军奋勇攻击，又夺得浒墅关。李贼知难以为力，遂入城与谭逆绍洗，坚守不出。吾军以炸炮轰城外石垒皆破，秀成魂丧，无复当初瓢悍之象。适以洪贼秀全，待援迫在眉睫，遂留绍洗驻城巡守，乘夜遁去。我军中程学启等，攻城昼夜不息。伪纳王部云官等，因副将郑国魁通款于学启，遂刺死绍洗，开齐门请降。男人城抚视。学启初与云官等约为兄弟，至是恐降众复叛，力请于男，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故关大局，不得不为。”
而程学启则不然，因为他本身就是太平军的降将，却对同样是太平军降将的郜永宽等下如此黑手，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所以尽管他一再自我标榜：“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但从来不许别人在他面前再提杀降的事。
有一次，李鸿章酒后和他开玩笑，说：“你也是投降过来的人，怎么对你的同类这样残忍。”程学启勃然大怒，回到军营里召集了一帮亲兵，要找李鸿章拼命。李鸿章只好在其他淮军将领的护送下，亲自登门谢罪，才算平息了事态。
不久，程学启在攻打嘉兴的战役中，被流弹射中脑部，重伤而死。有的笔记记载，他临死前，口中一直在喃喃自语，重复着李鸿章对他的责备。
不过，李鸿章对程学启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他在给四弟李昭庆的信中说：“涤生夫子令怀宁人程学启，投兄处立功。所向克敌，奋勇先登，实国家难得之人才。”程学启死后，他上书朝廷，陈述程学启在两年之间，夺回江、浙名城十数座，其中攻克苏州是东南第一战功，请求给予优恤。朝廷批准，特诏赐恤，并称赞他智勇双全，赠太子太保衔，赐祭一坛，在安庆、苏州、嘉兴为他专门建立祠堂，赠谥“忠烈”，同时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袭职位，又加恩授予世袭三等轻车都尉，合并封为三等男爵。
对此，曾国藩很满意，在给曾国荃的信里说：“余年来愧对老弟之事，唯拨去程学启一名将，有损于阿弟。然有损于家有益于国，弟不为过郁，兄亦不必过悔。顷见少荃为程学启请恤一疏，立言公允。”
曾国藩也是杀降的专家，从太平军中投诚的将领，很多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在这个方面，李鸿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曾国藩对李鸿章干净利索地解决了8个降将，还收复了苏州城，非常高兴。他在给弟弟曾国演的信中说：“此间近事，唯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在同治二年（1863年）11月23日日记中也说：“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