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道教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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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金元全真道

一、全真道宗旨

关于全真道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很多成果,它的历史、人物及活动内容大都已为人们熟悉,本章对读者熟知者不再多论,只想就它尚未为人知或少为人知又关系本书主题的内容,作些许介绍,并进行必要的分析。

“全真”二字的意义,据俞应卯《鄠县秦渡镇重修志观道碑》说:

祖师重阳以“全真”名教者,即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为万善之原也……太极浑浩,健以行之,顺以立之,仁义礼智以纲纪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为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赋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为嗜好夺之,则为强暴失之;不为名利汩之,则为忿欲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则天下宜乎无善人;无善人则国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唯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为帝王师,可以为后世法……

碑文中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出于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一理也”,“此理之真”云云,就是说,所要全的这个“真”,其实就是儒教所说的天理;这个天理,其内容就是仁义礼智。全这个“真”的方法,就是去掉“嗜好”、“强暴”、“名利”、“忿欲”等,也就是说,要去掉人欲。全这个“真”的目的,就是使国治,使天下平,做帝王师,为后世法。这样的宗旨,和儒教的存天理、灭人欲可说是毫无区别;而其目的,和儒教也完全相同。

大长春宫玄学讲经提举彭志祖所撰《通真观碑》,认为全真之“真”来自道:

由是言之,信乎道之一气通流□□虚之间,无所不在,而及于人身,一言以尽其妙者,曰真而已。在至人,有其真而能全其真,常人有其真以至昧其真,嗜欲蛊之,世故汩之,向所谓真者,不知为何物,尚可与言道邪?

所谓“道之一气”,也就是俞应卯说的“二五之精”、“太极浑浩”。把一气冠以道名,既是道教的传统,道教早就把道说成是气,此刻也是为了强调全真所全之真乃是道教之真。其实这个真和儒教的理完全是一回事。就在这段话开头,彭志祖说:“窃尝谓全真之教,自开辟两仪,此理已具……”全真之真,就是儒教的天理。

对于全真的宗旨,金元时代的学者多有论说。虞集《非非子幽室志》说:“昔者汴宋将亡……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虞氏没有说出这“真”是什么,在虞氏看来,这是个不必解说的问题。姚燧《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说道:“全真之名,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实倡之金正隆、大定间。”而道德性命之学,就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学。虞集、姚燧这些儒者都非常清楚,重阳的全真之道,乃是他们的同道。

全真教义的内容,依王磐《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之序文所说,就是:

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及师掌教,大畅玄旨,然后学者皆知讲论经典,涵泳义理,为真实入门。

识心见心,不资参学,不立文字,颇似禅宗,然而似禅宗者仅是方法,不是内容,其号称“诚明”,可见近儒之一斑。

全真教传人姬志真这样描述全真的宗旨:

其教以重玄向上为宗,以无为清静为常,以法相应感为末。摭实去华,还淳返朴,得老氏之心印者欤?(《终南山栖云观碑》)

“重玄向上”、“无为清静”,的确是老子心印,然而此时的全真之教,绝不仅仅止于无为清静而已,或者说,他们对无为清静有自己新的解释。比如说,老子讲清静无为,其主要对立面是儒教的仁义礼制。然而此时的全真教却把实行儒教礼仪视为常规。也就是姬志真,在《黄箓大斋碑》中说道,人生天地间,如寄宿蓬庐之逆旅;光阴百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没有长生不死者。生命的长短,都有定数。作为儿子,是父母的遗存和延续,应该如何报答父母呢?在这里,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礼:

是以生当爱敬,死当哀戚,禋祀不忘,礼之常也。(《黄箓大斋碑》)

这里所谓的禋祀之礼,就是儒教的礼制。然而这时的儒教也不仅是禋祀而已,教徒也让道教为自己的祖宗亡灵服务,为亡灵作斋醮仪式,追荐亡灵。追荐的原因,是六道轮回,佛教的教义被儒教、道教接纳了;而禋祀尽礼,是儒教孝道的基本内容之一。道教清静无为,忽视礼制,此后又追求长生,忽视亡灵。而此时却要行黄箓大斋,这是以佛教理论为根据,为儒教的目的服务。

姬志真认为人不可能长生不死,对于方术,也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说:

尝试论之:世之所谓得道者,必详其迹之所为;世之所谓得仙者,必议其事之怪诞;所谓长生者,必欲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变出异,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诚道家之所谓狡狯者也。至于自本自根,自亘古以固存而不坏者,岂寻常之所易见易知哉!祖师以来,传此而已。(《重阳祖师开道碑》)

这种自古固存不坏、自本自根的东西,就是老子之道。这就是祖师王重阳所传的:“祖师以此立本,以此应世”,最后是“与道为一”。(《重阳祖师开道碑》)

金元之际名士元好问,作《紫微观记》,详述了全真和以往道教的不同。他说,从古以来,入山求仙者很多。这些人,后来都被归于“黄老家数”:

古之隐君子,学道之士为多。居山林,木食涧饮,槁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后世或附之黄老家数,以为列仙。

这些求仙者附之黄老家数,元好问是深不以为然者。他说全真教不是这样:

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倡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禬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律之苦。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若省便然。

元好问所看到的,还都是外在的表现:不禳禬,不以戒律束缚,更不求仙,但他看出了这个教和其他道派的不同。

初期的全真教“不立文字”,“不资参学”,不过并不绝对排斥读经。他们必读的几部经典,除《道德经》、《常清静经》外,就是佛教的《般若心经》和儒教的《孝经》,后来又扩大到《论语》和六经。《阴符经》也是他们极重视的经典。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说:

重阳祖师,始于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思寡欲之理,不去一相,不居一教也。

而《崇道诏书碑》说,重阳之教数传到云阳子姚某,“贯通《道德》之真诠,透脱《阴符》之妙理”。该碑指明全真的祖宗,太上老君之下,就是庄子、列子、关尹、文子、亢仓子等。

教外对全真之评论,教内对教义的概括,所读的经典,所敬的祖师,都表明,初期的全真教,是一个严格自律,过着自耕自食的艰苦生活的道团。他们以道教之神为自己信仰的神祇,以儒教的目的和伦理原则为自己的目的和伦理原则,以儒教的心性之学为自己教理的理论基础,以禅宗的修养方法作为自己的修养方法,高倡三教合一,自觉奉公守法,因而就其实质而言,的确是儒教之别派。

二、全真教义

全真教义,我们可求之于全真教创教者及其继任者的主要著作。

全真教作为道教之一派,全然不讲神仙长生,而只把心灵的修养作为他们宗教修养的核心内容。《重阳全真集》道:

不谋轻举望升飞,久厌世情与名利。

素嫌人世是与非,须知谨谨修心机。(《和落花韵》)

自然消息自然恬,不论金丹不论仙。

一气养成神愈静,万金难买日高眠。(《赠道友》)

神仙、长生,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为求长生神仙的方术,自然是他们不屑为之的。他们不去炼丹,甚至也不主张打坐。王重阳教导他的弟子们说:

莫端身,

休打坐,

摆髓摇筋,

嘘咽稠粘唾。

外用修持无应和,

赢得劳神,

枉了空摧挫。

……

要行行,

如卧卧,

只把心头一点须猜破。(《重阳全真集》卷四)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曾和信徒们结成玉花社。其《玉花社疏》,全面论述了他的教义和宗旨:

窃以玉花乃气之宗,金莲乃神之祖。气神相结,谓之神仙。《阴符经注》云:“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得作神仙。”起置玉花金莲社,在于两州,务要诸公得认真性。不晓真源,尽学傍门小术,此是作福养身之法,并不干修仙之道,性命之事,稍为失错,转乖人道。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眠,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静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

该疏文载于《重阳全真集》,亦载于《重阳教化集》,文字稍有出入,大意不变。这段文字指出,得认真性,是全真教全部教义的归宿。而得认真性的方法,只是要心灵的领悟,所以他们不主张打坐,不重视外在的修行形式,甚至也不主张出家。《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道,有人离妻子,也不能成道,因为那是“身清心不清,身静心不静”。而只有心的清静,才能成就真道。

把认得真性确立为修行的最高目标,是因为人身本有一点真性。王重阳认为,这点真性,就是金丹。《重阳全真集》道:

堪叹一灵真性,

得来笑杀惺惺。

不烧香火不看经,

走入这条捷径。(《西江月》)

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

不染不思出妄想,自然衮出入仙坛。(《金丹》)

王重阳还像老子描述道一样,描述了这个真性:

如金如玉又如珠,兀兀腾腾五色铺。

万道光明俱未显,一团尘垢尽皆涂。

频频洗涤分圆相,细细磨揩现本初。

不灭不生间朗耀,方知却得旧规模。(《任公问真性》)

而认得这个真性,就可以得道:

识心见性通真正,知汞明铅类密多。(《吕善友索金刚经偈》)

可以想见,所谓知汞、明铅,也当和南宗之论金丹、铅汞一样,不过指的都是心性而已。

所谓“识心见性”,也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禅宗的明心见性,靠的是领悟,特别是即刻领悟,也就是顿悟。全真教也要求领悟,但他们认为,领悟得道,必须要清静;而所谓清静,就是去掉各种欲望、尘情:

修行便要寻捷径,

心中常是清静,

搜罗妙理,

认取元初,

瞻仰四象,

内只用澄。(《瑶台月》)

跳出凡笼寻性命,

人心常许依清静,

便是修行真捷径。

亲禅定,

虚中转转观空迥。(《渔家傲》)

学道修真非草草,时时只把心田扫。

悟超全在绝尘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唐公求修行》)

“扫心田”、“绝尘情”,也就是儒教理学的灭去人欲。没有这个过程,心田就不可能清静;心田不清静,也就不可能悟道。和由张伯端开创的南宗一样,王重阳开创的北宗,也把修心作为全部修炼的归宿。王重阳大弟子马钰说道:

重阳师父谈炉灶,全在心田了。(马丹阳《渐悟集》卷下)

马丹阳的总结,当是深得其师真传。

王重阳死后,他的弟子们继续传道,并且从各个方面,发展了其师的思想。王重阳对马丹阳说长生不死:“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简而言之,不死的只是真性。这真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灵魂。马丹阳更进一步发挥师父的思想,并仿效禅宗,贬斥肉体,把肉体也称为臭皮囊:

说破飞升一著,

成仙只是神光,

天宫无用臭皮囊,

携去深山掉样。(《渐悟集》)

马丹阳特别强调自悟。他说,“学道者必在自悟”,“道要心契,若复以文字系缚,何日是了”。(《丹阳真人语录》)某日有人来求道,丹阳说:“饥则吃饭去,饭罢则打睡去。”(同上)他的方法,更接近禅宗,不过他更强调去除欲望。他教导弟子们说:

汝等但自澄心遣欲,万缘不染,神气中和,便是道也。(《丹阳真人语录》)

修道要排除欲望,马丹阳不是拾人牙慧,而是有着自己深切的体会。他长期不能随王重阳学道,就是由于欲望的牵累,特别是他的夫妻情爱。后来,他坚决抛弃了妻子,排除了情欲,终于得道成真。他领悟之后,劝他的妻子也出家修道:

奉劝孙姑修大道,

时时只把心田扫,

杀了三尸并六耗,

无烦恼,

常清常静知玄奥。(《渐悟集·赠孙姑》)

在他的引导下,妻子孙不二也出家修道,成为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

王重阳七大弟子中,丘长春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有成就的。是丘长春,使全真教成为元代道教中最大的教派。据《长春祖师语录》,丘长春认为,凡是有形的东西,都有生有灭,即使天地也不例外;只有性,也就是神,是不生不灭的。全真教不追求肉体长生,而要超越长生,修无上大道。有人贪生,希望肉体长存,但肉体终究不可能长存。因为他们贪恋肉体,乃是出于私心。至于铅汞龙虎,不过都是一种象征,不可执著。执著于此,那就是外道,而不是全真。在丘长春看来,养身和养心是相互排斥的:

百计以养身,即百计以昧心。心昧则性迷,性迷则神役九幽矣。(《长祖师语录》)

养身为形,本身就是一种贪求、贪欲,有了贪欲,心里就不能清静,就违背了全真的宗旨。

丘长春把修炼分为三个阶段:“初心真,久之心空,心空性见,而大事毕矣。”(《长春祖师语录》)在全真教一般信徒中,还是流行性命双修。丘长春为此教导弟子们说,全真教真正宝贵的,还是性学:

师示众曰:吾宗唯贵见性,而水火配合其次也。(《长春祖师语录》)

《正统道藏》中有署名“长春演道主教真人”的《大丹直指》,讲内丹修炼方法,其法接近《钟吕传道集》。此法不仅与全真宗旨不合,且署名之号,出于丘长春死后四十余年。该书或是一部托名之作,或是诱导初学入门之方,于全真宗旨所关不大。把心性修养作为自己演道的目标,不仅是重阳的初衷,也是丘长春的归宿。

和佛教不同的是,佛教到见性为止,即可成佛;而全真教则把见性引向治国平天下,并且主张在治国平天下中识心见性,从而恢复了黄老的本来面目,并由此和儒教更加接近,进一步加深了道教的儒教化程度。

三、全真教和国家

全真教建立之初,和一切初兴的宗教团体一样,往往受到当时执政者的猜忌。“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元好问《紫微观记》)但是后来,“上之人”发现他们并不会造成张角、斗米之变,全真教的领袖人物不断受到金朝皇帝的接见,而该教也逐渐走上直接为国家服务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最有成效的活动家是丘长春。

王重阳死后,丘长春曾在磻溪、龙门等地隐居十三年,名声大振,受到金世宗的接见。金章宗即位,曾以“惑众乱民”罪迫使丘回到山东。金朝末年,他曾为金朝招安杨安儿起义,是金朝的功臣。金朝许多达官贵人、名臣名士,和他有不同程度的交往。然而,元兵的节节胜利,使丘长春越来越看清了时局。这时,金、宋两个朝廷都派遣使者,请他进京,向他请教,但他都没有应允,而是万里迢迢,带着弟子们,历尽千辛万苦,以七十三岁高龄,从山东到今天阿富汗境内,谒见成吉思汗。丘长春说成吉思汗是“天人”,是“皇天眷命”,让成吉思汗“除残去暴”、“恭行天罚”。他向成吉思汗进“治国保民之理”,得到成吉思汗的赞许。丘长春每劝成吉思汗要少杀人,成吉思汗问什么道理,他援引天道作答:

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唯仁是归……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

天道好生恶杀,是儒教的基本教义;合天心,顺天意,是儒教行动的基本原则;行仁义之道,是儒教教义的核心。也就是说,丘长春向成吉思汗陈述的,乃是儒教的治平天下之道。

成吉思汗又向丘长春问及雷震之事。丘长春说,蒙古的旧俗,夏天不在河中洗澡,不在河中洗衣,不采野外的菌菇,这是“畏天威”。但这不是“奉天之至道”,奉天之至道是孝:“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同上)他劝成吉思汗在国内奉行孝道,成吉思汗接受了他的建议。

从丘长春向成吉思汗所讲的内容看来,上帝也是全真道的最高神。那么,太上老君在全真教中,也就相当于孔子在儒教中的地位。

由于成吉思汗的接见,丘长春名声大振,全真教也到了极盛时期。他们大规模地传道收徒,度人入教,大量兴建宫观,全真道观遍天下。丘长春回中原后住在北京,北京也就成了全真教,也是道教的中心。

丘长春死,尹志平嗣教。尹谨遵全真宗旨,“以谦逊勤约为治心之要,以践履功行为入道之基,及其纵说,则时亦露机缄之妙,所谓穷理尽性以至命者也”。(《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继尹志平掌教的李志常,青年时期曾“学群经诸子百家之书”(《重修真常宫碑》),掌教不久,被皇帝召见,当时皇帝曾下诏求通经之士教授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作为道教掌教大宗师,他不仅通晓道经,还通晓儒经,且成为太子的老师,其所讲大义,得到皇帝的赞赏,可见儒学修养之深。他还多次蒙皇帝召见,问以治国保民之术,他劝皇帝要爱民,要举用勋旧,也要任用贤才。

当时蒙元皇帝窝阔台要从蒙古官员子弟中选十八人做学生,建立国子学,李志常充当了建立国子学的负责人。李推荐自己的师兄弟冯志亨做助手。冯“于名家子弟中,选性行温恭者如其数,为伴读,令读《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心传口授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铬》)此后,这批子弟果然都有所建树,不仅都得到重用,并且以才德见称于士人。这是道教大师做了儒学的宗师。李、冯不仅为发展元代儒教的教育尽了自己的才智,而且为建立元代儒教的祭祀制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冯)又劝宣抚王公,改枢密院为宣圣庙,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庙而守祀之。(《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

宣圣庙就是孔庙,武庙当是姜太公庙,为唐玄宗时所立。宣圣庙和武庙,一文一武,是儒教国家祭祀系统的重要神灵。是道教的重要传人,帮助刚刚建国的蒙古贵族完善儒教的祭祀制度,并且让自己的弟子亲自参与其事,为儒教国家管理武庙祭祀。换言之,这不是道教祭祀自己的神灵,而是道士做了儒教祭祀的管理者和通神的使者。

尹志平和李志常的师兄弟宋德方,号披云,曾随丘长春西游,见成吉思汗。他“得度于玉阳,占道士籍。长生仙去,事长春国师于栖霞。儒道经书,如《春秋》、《易》、《中庸》、《大学》、《庄》、《列》等,尤所酷好。外虽诗书子史,亦罔不涉猎。于其中采其性命之学尤精粹中正者,涵泳履践”。(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也就是说,儒教经书,是他“涵泳履践”的思想基础。由于宋德方精通经书,丘长春曾命他整理《道藏》。丘死后,他历数年之久,在弟子们的协助下,编成了《大元玄都宝藏》。以精通儒经的宋德方来主持《道藏》的编纂,其中体现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也就可想而知。掌教的尹志平曾称赞他说:

披云宋公,人貌而天者,凡举事必本天意,未尝敢有我于其间,故所动皆得不劳而成。(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

这再次说明,天、上帝,是全真教的至上神。至上神之下,就是太上老君,如朱熹所说,三清之中,其余两位真成了诡名狭户了。

宋德方所编《道藏》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收进了《老子化胡经》,从而引起了佛道之间的一次大辩论,结果是佛教胜利,道经被焚毁,全真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嗣教的张志敬、王志坦等,都无所作为。王志坦后,祁志诚嗣教,“明于性理,通世务,尤善论事,裁处得宜。丞相伯颜尤加礼敬。开府史公,一代名臣,不轻许可,闻其议论,至谓祁真人若在仕流,必长于治理”。(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一个道教的掌教者,以治国之才闻名于诸侯,也是道教长期努力的结果。

元代国家,也着意把道教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其《周至重阳万寿宫令旨碑》载,安西王晓谕道教提点李道谦:

我国家祖宗列圣相传,莫不以敬天崇道,彝世受祜。王祖师得全真之道,教法开弘;丘神仙尽启沃之识,玄风庆会……高真人率所属道众,修醮告天,屡获灵应……以尔李道谦,道行素著,文学该通,深明三箓之法科……仍戒谕所属道众,宜令倾心报国,精意告天,朝夕诵持,殷勤进道,无负我朝敬天崇道之心……

这道晓谕文书充分说明,道教斋醮所告之天、上帝,就是当时儒教国家所敬奉的天、上帝,道士充当了儒教的祠祀巫祝之官。道教已经成为儒教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治国的任务,仍由儒者充当,道教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声称自己的道可以治国平天下,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在治国方面代替儒教和儒者,于是,他们就只有用自己的斋醮仪式,为儒教国家祈祷,充当通神的使者。于是,儒教国家的一部分祭祀任务,也逐渐移交道士掌管。诸如城隍庙、文昌宫之类典型的国家神灵、儒者所崇拜的对象,后世常被人们视为道观;城隍、文昌之类神灵也被视为道教神灵。殊不知城隍的任务,是保佑一城平安;文昌的功能,是保佑儒士考试得中,道士敬他们有什么用呢?但是,他们要敬,他们以此为儒教国家服务,儒教国家也给他们以相应的待遇。这是中国宗教的特点。

元代道教已经和儒教国家密不可分,道教的神仙观念也进一步发生着变化。南宋时代,儒者、道士都承认,若真有神仙,也必是大忠大孝之人。元代,全真教的领袖们则进一步指出,只要为官清正,就可以成为神仙,甚至说,那就是神仙。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刘长生说道:

为官清正,真无罪病,上有四恩,积行普敬;忠孝治民,静心养性,意不外游,自然神定……功德周圆,大罗朝圣。

治政清通,为官忠孝,节欲身安,他年蓬岛。(《仙乐集》)

王重阳另一弟子谭处端说:

为官清正同修道,忠孝仁慈胜出家。

行尽这般功德路,定将归去步云霞。(《水云集》)

这是对儒教国家官吏实施的教化,也是为儒教国家所作的祝福。至于一般百姓,全真教也教化他们,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百姓:

饮酒莫教离孝顺,赌钱休要坏居家。

道门好入时时重,王法须遵可可奢。(《全真集》)

马钰入道的《立誓状文》,也把遵守国法确定为首要条款。

充当儒教国家的祠祀官员、通神使者,用自己的宗教仪式为儒教国家祝福,教化官吏、百姓忠孝仁义,清正守法,是元代全真教为自己找到的最合适的社会地位,也是道教从儒术独尊之后,经过千百年的曲曲折折,为自己找到的最合适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