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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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2)

嗣是纠弹袁世凯及庆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不止。御史刘汝骥则用鳌拜、明珠、年羹尧、隆科多这“四凶”以喻庆、袁,最后明确警告两宫:“万一我皇太后、皇上信任过专,始因其小忠小信而姑许之,继乃把持朝局,紊乱朝纲,盈廷诺诺,唯总理大臣一人之意旨是向,且群以伊、周颂之,天下事尚可问乎……臣谓率天下士夫,内背朝廷,因甲于内乱者必由此也。”

第二步,挑唆内监,向慈禧太后请愿。

传闻在讨论官制时,袁世凯曾倡议裁去太监,瞿、铁遂蛊惑太监从中作梗。“一日,太后出,太监百余人环跪哭求,谓外间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爷念奴辈服侍已久,开恩赐留。太后惊诧,谓我未听见有此话,他们必须逐去尔等,是太与我过不去,此亦阻力之一大原因也。”

第三步,亲自出马,在慈禧太后面前诋毁袁世凯及新官制。

铁良性情暴烈,自宣布立宪以来即与袁世凯公开为敌,不特于根本问题上大唱反调,即枝叶事亦各持异议。他甚至向慈禧太后密奏袁世凯遇事跋扈,广布羽党,各省要差,皆其私人,存心叵测,若不早为限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等语,提醒慈禧太后加以提防。瞿鸿禨则机诈权谋,表面上对新官制草案不加可否,背地里却向慈禧太后密陈,说什么责任内阁成立,一切大事均由国务会议决定。皇太后将大权旁落,以此来激怒权势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第四步,将袁世凯的有力帮手满人官僚端方调出北京,分化袁党势力。

端方自欧考察归国,志高气盛,有取代瞿鸿禨外务部尚书之心,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铁良巧设机关,让慈禧下旨令端方出京为两江总督,以孤袁党之势。

瞿、铁的明枪暗箭,使奕劻、袁世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最根本的是慈禧太后从此对袁世凯起了疑心,并且否决了袁世凯成立责任内阁的方案。

权臣无忌,为非作歹的事例历朝比比皆是。袁世凯是治世的能臣,这样的人,太后既用又防。权力是慈禧太后的命根子,责任内阁制意在分割君权,袁世凯挑头搞这个,太后当然不会喜欢。于是就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知道进退。

陶湘说:

闻七月中有日,卧雪召见时,慈圣云:“近来,参汝等之折有如许之多,皆未发出。”照例应碰头,而卧雪以为系改官制之参折,即对称:“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慈圣色为之变。后来领袖进去,慈谕:“某臣如此,将何为?”适其时卧雪欲督办东三省、豫、东、直等省训练事,慈更生疑,渐用防范之策。卧雪当日闻信,惶恐无措,竭力设法周旋,不能了无痕迹矣。又一回,太后问袁:“官制何以久未定稿?”袁谓:“意见纷歧,不易一致。”太后曰:“那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袁听后汗流浃背,逡巡而退。退下来马上具奏:修改新官制事需慎重从事,不能草率;臣因公务积压,即日回津清理。得旨报可,其事遂归于停顿。

官制改革本来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的运作技能,并为立宪打下基础。但袁世凯的意图过早暴露却使得改革从此超出了新政的范围,而与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尽管在革命党的威胁下清廷开始了改革,但此时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却是来自袁世凯。为了消除心腹之患,慈禧太后宁可抛弃原来的改革目的。实际上,越到后来,权力越取代“仿行宪政”,而成为两宫裁定官制的出发点。在权力这个问题的干扰下,改革已不能顺利进行下去。组织责任内阁是“弊极求治”的一个方案,但既然责任内阁方案已成为袁世凯力图揽权的工具,那么对权力敏感的慈禧太后就会一改“疑难之事多取决于袁”的传统,断然否定责任内阁,而代之以另外的方案。这样,立宪改制之举,也就只能“始而恢张,继无消息,终成敷衍”了。

与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相反的是瞿鸿禨、赵炳麟的“保留军机”方案。瞿为军机,赵为御史,二人同属清流党人物,与被称为“浊流”的庆、袁素不相能。所谓官制改革中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瞿挟台谏及朝野清流以自重,袁则内倚亲贵而以外交、军事为后援。太后则操纵其间,自矜智术”造成的。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中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光绪末年清廷‘预备立宪诏’中人所共知的‘名句’,对反对立宪而又不得不抬出立宪幌子骗人的顽固派来说,确是匠心经营的得意之作。这一谕旨出自当时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手笔,而在这后面还有一段瞿与袁世凯相互倾轧的故事。”袁案提出后,赵炳麟即上疏逐条批驳,认为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此固非朝廷之福”。为此他提出:“其内阁、军机处,无论归并与否,并易何种名称,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以“恐大权久假不归”来抨击袁氏方案,的确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而赵炳麟提出的内阁、军机照旧无疑迎合了一心想防范袁世凯的清廷。与赵炳麟相呼应的瞿鸿禨又利用“总司核定”的有利地位,将袁世凯起草的方案“颇有裁正”。所谓“裁正”,就是在奕劻所进缮单中,加上一句:“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寥寥数语,在整个奏折中很不起眼,但它却给慈禧以从容选择的机会。20日上谕下,竟采用瞿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旧制。

采纳瞿氏方案,否定责任内阁,并不单纯是一个方案之争,它标志着慈禧“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袁“大权独揽”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对于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瞿氏又趁机引荐广西巡抚林绍年入军机,作为助手,地位更为巩固。又新官制主中央集权,规定外交、财政、军事及轮电路邮归各部管辖,勿得兼差,袁世凯不但没有借改制之机扩大权势,改制后,却落得个“兼差尽行撤去”的下场。更甚的是,清廷进一步借改制之名,要求袁将北洋六镇全部归入陆军部。袁世凯颇不甘心。奏请“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而谕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钦此”。一为“督饬”,一为“暂归”,陶湘说:“设非主上生疑,何至如此?”可知袁的窘迫处境。

从本质上讲,袁世凯无疑是抱着个人目的来利用这次改革的。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就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已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连疏论之。”正因为看透了袁世凯的用心,他才敢大胆地予以揭露,毫不留情。既然丙午改制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当时传云官职改革要合并和裁撤都察院、礼部、吏部和翰林院。这样,不少官员将会丢掉饭碗,于是群起而攻之。这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京中各衙门,无上无下,尽起而反对之。官制改革斗争之尖锐复杂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是袁世凯所意料不到的。袁世凯设计了一个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劻出而组阁,操纵国柄,“借立宪以倾政府”无疑会遭到一大批官员的反对。

但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正是立宪派改革纲领中的一部分,因而袁世凯又不自觉地充当了立宪派的代言人。改制之初,立宪派报纸就“竭力怂恿”袁世凯搞责任内阁;而改制失败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却得到了国内立宪派的赞许,并被引为同类。也正是从丙午改制后,国内立宪派开始对袁顿生好感,倚为柱石。

丙午改制使立宪派把希望寄予袁世凯身上,这一点对于宣统以至于民初的政局都有很大影响。在袁世凯的复出与就任内阁总理过程中,张謇等立宪派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徐世昌、那桐;而在民初排孙拥袁活动中,立宪派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如犯我,我必犯人

经过官制改革的斗争,袁世凯与瞿鸿禨已经势不两立,必欲搞掉对方而后快,双方斗争进一步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袁世凯联合了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瞿鸿禨则联合了庚子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的岑春煊。斗争高潮开始于1907年3月,结束于同年7月,历时4月有余。这场权力斗争由岑春煊、瞿鸿禨等人掀起。他们联络海内外立宪派人士,密谋策划,企图借立宪之机扳倒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而庆、袁则利用慈禧太后仇视维新党人的心理,称岑、瞿发动政潮的目的是勾结维新人士,“为归政计”,促使慈禧太后最终罢免了岑、瞿。但政潮之后,慈禧太后对北洋势力亦加深了疑虑。她借政潮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对朝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开始放弃清王朝长期推行的满汉平衡政策,大力扶植清室亲贵,从而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烈,也为清末政局的发展定下了基本的框架。在此期间,朝廷朝令夕改,枢臣频繁更动,政客暗设机关,言官大加弹劾,朝野内外好戏连台,清末政局更加反复无常。

“预备立宪”一出台,立即引起朝野人士广泛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将重新分配。统治阶级中各集团派系都想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排斥异己。

预备立宪刚刚开始,中央政府内部就出现了政治纷争,且矛头所向直指袁世凯和奕劻,这不能不使朝廷内外为之震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继承曾、李衣钵,建立了北洋军事官僚集团,在中央与奕劻“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借立宪的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他提出责任内阁制及对东三省的控制,试图架空清廷,将政府置于袁氏集团的控制之下。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参与中央官制改革,全力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冀以内阁代替君主,总揽大权。虽然,袁世凯问鼎中央的尝试在中央官制改革中为瞿鸿禨、载沣等人所扼,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上,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地方官制改革中,由于岑春煊与袁世凯“素不和睦”,且又“与奕劻不协”,因此,1906年8月,由袁世凯与奕劻策划,把力图利用立宪发展自己势力的岑春煊远调边地云贵担任总督,使其无法有为。同时用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之手。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察看,透露出袁世凯已把东北三省作为他们下一个夺取的目标。袁世凯借立宪排斥异己,发展本集团势力,自然激起了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激烈反对。

瞿鸿禨、岑春煊皆在庚子西狩途中受知于慈禧太后。瞿鸿禨入值军机,颇有清望。岑春煊则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与袁世凯相抗衡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之称。瞿、岑二人本与庆、袁政见不合,他们都主张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加以裁抑。适值预备立宪,袁又直接触及了二人的利益,故二人联合起来发动了倒袁政潮。无怪岑春煊一入京,孙宝瑄就在其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这场斗争由岑春煊入京参劾奕劻掀起,终以瞿鸿禨、岑春煊的开缺而结束。其基本情况表现为:

1.袁、瞿两派的斗争,实际上早已以清廉与腐败为突破点而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