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明
罗丰禄（1850~1903年），字稷臣，三坊七巷名人，福建船政学堂精英，翻译界的高手，北洋水师的灵魂人物，李鸿章幕府的核心成员，清末外交重臣；曾经留学欧洲，回国后参与了北洋水师的建设，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分别对法国和日本进行了国事交涉，后随李鸿章周游欧美各国，不久担任驻英兼意、比大臣，任满回国，拟调驻俄大使，因病未能成行，于1903年病故。
罗丰禄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使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但又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毕生从事洋务和外交，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时期的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代表，对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有着自己的切身认识，并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付诸行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罗丰禄对中国现代化的主张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识字率偏低，一个人的见识受学识程度的局限，使得能够对中国的问题提出见解的人基本出自知识分子。罗丰禄是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自身的国学知识和西学修养决定了他看待中国问题的角度和程度。
（一）罗丰禄的学识功底
1.罗丰禄的国学造诣
罗丰禄“自言信道甚笃”，主张“学者要须富耳，富则赡矣”，也就是对于书要阅览广泛，这样才能参透学问。李凤苞言其“爱好读书”，王文韶称其“颇读书”，翁同龢赞其“人甚聪明”、“读书颇多”，吴大澂、陈宝琛夸其“好学深思”，罗丰禄的确“沉深好思”，工作之余钻研古学经典，以“发箧陈书，烂然满几”，常“诵经书，竟日颠倒于书册中，其意与之甚恰”，经常读到心领神会之处“拊髀甚欢”。郑孝胥曾经写诗称赞罗丰禄的经学造诣在国内是一流的。
2.罗丰禄的西学修养
罗丰禄在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开始学习英语，1871年在船政学堂担任英语助教，1876年在丁日昌指示下和游学诗等人翻译《法人游探记》，在留学欧洲期间曾先后兼任清国驻英、驻德使馆翻译，1880年回国后长期担任李鸿章幕府翻译，在中法、中日战争中分别参与对法、对日交涉、谈判。1896年随李鸿章周游欧美，以其优异的外语能力获得了英国各界的一直赞扬，因其将李鸿章题赠英国女王的一首诗翻译成英文，获得爵士爵位的封号。后有译著留世，即《海外名贤事略》和《贝斯福游华笔记》。
张元济于1899年在书信中问起中国具有翻译之才的有哪些时，严复就“所知译手，则有罗稷臣（英文），伍扆（英文）、陈敬如（德文）、魏季渚（法之）；前罗、伍两公，凡书皆可译，而汉文亦通达；陈文字稍拖沓，魏稍拙滞”，可以看出罗丰禄是一个学贯中西且翻译能力极强的大家。
1878年李凤苞与郭嵩焘商量将罗丰禄、陈季同从清国驻英使馆调到驻德使馆工作时，郭嵩焘评价二人：“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当中外贯通，可胜大任”，可结果是陈季同由于做人高调，在国外欠了私人外债，被清廷召回，还是罗丰禄帮其将私债了结，方将此事平息，但他也因此离开了欧洲的外交界。而适合“讨论学问”的罗丰禄凭着在李鸿章幕下扎实工作，一直参与洋务建设和与列国进行外交交涉和谈判，最终成长为一代驻英兼意、比大臣。
曾经留学英国，熟知英国历史和文化，在驻英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并一度引起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警惕”，指出罗丰禄“英语很好，了解外国人以及他们的工作方法，他将完全不同于他所有的前任”。对于罗丰禄的西学知识，在下文将会展开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罗丰禄在官场得意，却在学术上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罗丰禄去世后，陈宝琛撰写《罗稷臣京卿哀诔》一文，称罗“为学格致而外，尤深名法，故长于交于之事。治《易》、《礼》，精《说文》，尝谓中西理多同，思合其学为一，将著书而未就”。
（二）罗丰禄对中国现代化的主张
由于罗丰禄未能够留下著述，使我们不能全面了解他对中国现代化的主张，只能通过时人的记载，从中觅得一些痕迹。
在鸦片战争中，落后的中国饱受挨打，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又到五四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器物求新到制度维新，再到新文化运动的过程，这个抗争和探索的历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同时，清朝的藩属国朝鲜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发展，被迫向中国派出了留学生，以了解世界局势和培养发展近代工商业以及外交人才，其中有一批留学生在19世纪80年代初随朝鲜出使中国大臣金允植来中国留学，金允植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和中国官员的谈话。而相关的中国方面却没有系统、完整的相关记录，这为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在史料方面弥补了不足。其中记录了部分金允植和罗丰禄的几次笔谈内容。
除了罗丰禄的相关记载在金允植的日记中有提及外，罗丰禄随同李鸿章周游欧美时在英国各种场合的演说，英国各大报纸都有进行报道，保留了罗丰禄的珍贵见解。虽然说这些演说名义上是代李鸿章所说，但对内容做一分析，不难看出只有对英国甚至欧洲极为了解之人才能有如此见解，况且罗丰禄作为李鸿章的心腹和洋文秘书，平时恐怕也难免为李鸿章设计演讲词，这和他曾经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和留学英国的经历不无关系。
笔者试图将罗丰禄和金允植的对话及罗丰禄在英国的演讲内容中有关对中国现代化的主张做一总结归纳。
第一，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罗丰禄认为“西国良法，多合于”顾炎武和胡渭之言，“西人之善处，必不出于先圣之范围。二先生之言，无怪见施于西国也。亦可曰暗合古人”。这种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不仅体现在中国士大夫的身上，而在同是中国文化圈下的朝鲜文人身上也有深刻反映，认为西方的一切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早已经有了，现在他们不是在学习西方，而是把已有的东西重新拿出来使用，仅此而已。金允植对罗丰禄的期待很高，认为罗“壮观非徒山川之助，博察天下郡国利痛之源，足以继亭林之志”。
然而罗丰禄对西方的认识并不局限于此，他将东西方文化加以对比，认识到中国为“文物之邦，士民专讲书礼”，而英国“崇实事”，故经济发达，军事强盛，但英人不乏“文章理学，亦复代有名流”，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及人文学者：培根、莎士比亚、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等。中国在“讲书礼”的同时，还要发展经济、军事，毕竟拥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克免敌国外患”，方可实现“太平”，故“武备也者，太平之枢纽也”。他的见识颇具真谛，国家要避免外患及实现和平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急于发展现代强大的军事，因此清政府“必当借重英之实学，庶造船开炉之类，皆有门径可寻”。英国人对罗丰禄的认识极为钦佩，对于中国暂时落后但不气馁、奋发图强的精神表示尊重。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改变落后国家的方法，罗丰禄主张“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兴学敦化，是其本也；理财治兵，是其标也”，即发展军事、经济这只能治疗东方国家表面的疲弱，而要从根本上强大起来，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理财观念和手段是先进的，绝非古人“王安石、刘晏之比也”，主张“有国者，不可不知”。在19世纪80年代初，当清人还停留在主张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层面时，他已经看到这只能治标，而要治本则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不得不说他的思想主张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