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屠格涅夫
决定把全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按先后次序收入本版以后，我认为，用不多的几句话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样做，是不算多余的——我希望，那些费神接连读完这六部小说的读者有可能明白地看到，那些责备我背叛一度选定的方向、说我变节以及其他等等的批评家们到底公正到什么程度。我反而觉得，他们倒不如责备我过于固执，或者责备我的方向的直线性还要合适些。1855年的《罗亭》的作者和1876年的《处女地》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中，我用尽力气和本领，务求诚挚而冷静地把莎士比亚称为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的东西和俄国文明阶层人士的迅速变化的面貌描绘出来，并体现在适当的典型中，至于俄国的文明阶层，那一向是我主要的观察对象——我做到了多少——不由我来判断；可是我敢于希望，现在读者们将不会再怀疑我的愿望的真诚性和一贯性。
我允许自己给这六部小说的每一部再作点简短的说明，它们也许是不无些微意义的。
《罗亭》是我在克里米亚战争进行正酣的时候，在一个村子里写成的，它的获得纯粹文学上的成功，与其说是在发表它的《现代人》编辑部之内，倒不如说是在编辑部之外。我记得，已故的涅克拉索夫听过我的朗读后告诉我：“你想出了点新的东西；可是，咱俩说说，不告诉别人，你的《罗亭》是枯燥无味的。”——虽然几周之后，还是那个涅克拉索夫，在跟我谈起他刚写成的一部长诗《萨沙》时，却告诉我：“你大概看得出来，我在这部诗里多少有点模仿你的《罗亭》呢——可是你不会生气的。”我还记得，辛珂夫斯基（布朗贝乌斯男爵）的一封信也曾令我惊讶不已，我当时正像所有的青年派一样在躲开他——而他却对我的《罗亭》大为赞赏。
《贵族之家》获得了我所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这部小说问世以后，我开始被认为是值得公众注意的作家。
《前夜》获得的成就要少得多——虽然我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不曾在杂志上惹出那么多篇文章来。（当然，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是其中最好的一篇。）已故的恩·弗·巴甫罗夫曾激烈地批评我，另一位也已故去的批评家，某位姓塔拉冈的人，由于在一篇《前夜》的十分苛刻的文章中特别坚持说，《前夜》中的主人公们是有伤风化的，因此甚至有人凑钱请他吃了一顿午饭以表示感谢。还曾出现过几首讽刺短诗；经常被人重复的一句俏皮话是：我的作品之所以题名《前夜》，是因为它出现在一部好小说将要出现的前夜。
请读者允许我来谈谈我文学生涯中的一个——正是关于这部《前夜》的——小小的插曲吧。
差不多整个1855年（正像以前的三年一样）我都是足不出户地在奥廖尔省姆钦斯克县我的领地上度过的。我的邻居中跟我最接近的是一个名叫华西里·卡拉节耶夫的人，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地主。卡拉节耶夫是一个幻想家，有狂热的感情，非常爱好文学和音乐，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多情，善感，而且直率。他在莫斯科大学读过书，一直住在父亲的村庄里，他父亲每隔三年要犯一次近乎疯狂的忧郁病——卡拉节耶夫还有一个姐姐——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她也是发疯死掉的。所有这些人早就死光了——所以我可以这样毫无顾忌地谈论他们。卡拉节耶夫不得不接管家业，而在这方面他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他特别爱读书，爱找他所喜欢的人聊天。这种人当时真不多。邻居们都因为他的自由思想和他那好讽刺人的谈吐而不喜欢他；而且他们还怕他结识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因为流传着一种实际上他不应获得的名声，说他是一个危险的、喜欢追逐妇女的人。他常来找我——在那段我不甚欢愉的时间里，他的拜访几乎是我唯一的消遣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