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江南
张中
一、何处是江南
魂兮归来，哀江南。
——《楚辞·招魂》
暮春三月晴，维扬吴楚城。
——刘希夷《江南曲八首》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
——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为徽州歙县棠樾村题联以上这些“江南”，《楚辞》写的是现今湖北江陵，位于长江北岸；刘希夷写的是江苏扬州，也位于长江北岸；杜甫写的是四川，位于长江中上游；乾隆写的是安徽徽州，位于长江下游。
究竟何处是江南？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说：“它与其说是一个有着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不如说是一种经济生产消费模式和一种文化特性。”“较之地理、行政和经济概念，作为文化区域的江南更难界定。因为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名字，是一种流行的诗意暗示、想象出的丰富形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2-23页）
的确，理解“江南”常常成为一个难题。
1.“江南”与“南”
先秦时期，“江南”一词，主要指楚国郢都“江旁”并不很大的一片地方。
秦汉以后，楚国灭亡，全国统一，北方关中地区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河”（黄河）的地位居于“江”（长江）之上。于是，出现了以“河”作为基准的河东、河西、河南、河北等专用名词，各自专指一个疆域比较确定的地区。此后，长江成为全国一大界线。以北方人的眼光看，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均可泛称为江南。“江南”的含义，因此变得有些模糊。有些时候，“江”“南”二字连用，是指“江南”，即“江”之南，并非专指某一地区。
六朝时期，都城建康（今南京）成为政治中心。于是，作为专用名词的“江南”，其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从专指以先秦时期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为中心的“江旁”，转移为专指以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旁”。自此之后，“江南”所指，由荆（荆州）及扬（扬州），由长江中游转为长江下游。梁昭明太子萧统在《咏同心莲诗》中，写到“江南采莲处”。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写了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从此以后，许多时候，“江南”一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再是指长江中游，而是指长江下游了。并且，它染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被赋予了新的性格。它的文学形象，也从《楚辞》的悲愤、热烈、浓艳、辛辣，变为吴歌越吟的平和、柔婉、明艳、秀丽，有点儿甜。这已很接近今日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形象了。
2.江南道·江南路·江南省·江南县
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移，“江南”的概念再度发生变化。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全国依山川形势分为十道，“江南”为十道之一，东临海，西至蜀，南及岭，北带江，辖境相当于现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湖北，四川长江以南部分县市和贵州东北部地区。直到这时，“江南”这个词语才在东汉王莽设立“江南县”之后，又一次以国家地区建制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江南道”，作为一个行政区，有明确、固定的辖区和边界，犹如今日的某某“省”。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江南”在唐代所指甚广，并不仅指今日江苏、浙江二省。那时，天下仅分十“道”，每一个“道”的辖区都很大。“江南道”亦然。
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全国分为十五路，其一为“江南”，治所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西全省，江苏长江以南，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西和安徽长江以南部分，以及湖北阳新、通山等县地。
清顺治二年（1645年），沿用明制，将长城以南分为十五省，改明代南直隶为江南省，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辖区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置为江苏、安徽两省，但此后官民各方习惯上仍合称这两省为江南。
由此可见，江南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地理名称，唐时是“道”，宋时是“路”，清时是“省”，东汉末年还曾是“县”。今人心目中的“江南”，与以上这些“道”、“路”、“省”、“县”，并不完全相合。
3.江南的界定
不同时期，不同著作，对“江南地区”做了不同的界定。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所论“江南”，“指唐代的浙东、浙西、宣歙三道”。周振鹤《释江南》，指出“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认为“大致上依明代和清初的行政区划以及当时人们的习惯”，“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四省一市”。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书，认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不包括今属安徽省的宣、歙二府和浙江绍、甬二府。这些“界定”，都各有道理，都不为错。
但是，《江南读本》不是经济史、地理史著作，而是一部文化读本。观察文化，宜宽容，而不宜狭隘；宜变通，而不宜僵滞；宜顾长远，而不宜仅顾一时。因此，本书中的“江南”，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全部，兼及扬州、桐城等对于整个江南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少数江北城市。至于上海，自然更不能被摒于江南视野之外。这样界定江南，是于古有据的，有益于历史地、发展地、深入地考察江南文化。
二、杏花·春雨·江南
地方也像人一样，有它的性格。
说到江南，人们便很容易想到杏花春雨江南。自从元人虞集将这三位佳侣集合在一起，杏花、春雨，便成了江南的天然伙伴。
江南，有的是白梨夭桃，千红万紫。可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太素。“雨后桃花分外娇”，太艳。梅花，开得太早。“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李商隐《忆梅》）荼，开得太晚。“谢了荼春事休。无多花片子，缀枝头。”（吴淑姬《小重山》）这都不免令人惆怅。唯有杏花，色泽在雅艳之外，姿韵在疏密之间，不迟不早，正当浓春时节。她似乎最适合做春天的代表。“芳菲消息到，杏梢红。”（贺铸《小重山》）春天一到，杏花便如同青春饱满的少女，满面春光，怎么也掩不住。于是，善于发现的诗人们便吟出了“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陆游《马上作》）；“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张良臣《偶题》）；“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这些最能显示春的本质。特别是当杏花与春雨结合在一起时，那种只有少女颊上才有的红润便跃然纸上：“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释志南《绝句》），“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戴叔伦《苏溪亭》）。
诗人说：“杏花消息雨声中。”谁的消息？春的消息。杏花，春雨，遂成为江南地区天然的形象代表。
花是有灵性的，雨是有灵性的，季节是有灵性的，物候是有灵性的，地域也是有灵性的。只有某一种花卉或季节最适合表现某一个地域。“杏花春雨江南”的杏花，若改为梅花、桃花，便觉不好。虽然梅花、桃花都很美。
“人难再得始为佳。”只有难以再得的结合，才是真正的良偶佳侣。江南的姿韵、风情、美学特征、地域性格，有了杏花、春雨的陪伴，就像是宝玉有了晴雯，黛玉有了紫鹃。
“杏花时节在江南”（杜牧《寓言》），再加春雨为伴，就更有滋味了。
三、苏呆子·杭铁头·徽骆驼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位西方学者说：英国人是沉着的，德国人是反复无常的，法国人是好争吵的，意大利人是灵活的，荷兰人是谨慎的，美国人是令人迷惑的。（路易吉·巴尔齐尼：《难以对付的欧洲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
江南人呢？
苏州人、杭州人、徽州人，可视为江南人的代表。民间分别称他们为“苏呆子”、“杭铁头”、“徽骆驼”，极为生动地概括了三地不同的特点。
“苏（书）呆子”，这个雅号，大约源于以下几点：一是说苏州人喜欢读书，也长于读书。明清两代，苏州人才之盛，为全国之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自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272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苏州人9名，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潘光旦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近代苏州的人才》，据统计，有清一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60年间，共有状元114名，苏州府26名，占全国五分之一强，占江苏省状元总数（的名）一半以上。
呆，还有另一重含义：痴狂，痴迷。苏州人不仅在科举场上状元奇多，在其他行当里，也常常因为“呆”，因为痴狂、痴迷，而达到其他地方的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你看苏州园林，苏州刺绣，苏州点心、小吃，你看苏州老人周瘦鹃手中的那些花木盆景，你看苏州的昆曲、评弹，你看苏州人专为吃螃蟹而制造的那一套工具、专为吃瓜子制作的瓜子钳，等等，其痴迷精细、工巧别致，均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