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姑假定杭人之头颅不无与非杭人殊异之处；此殊异之结果从何而来，则又一绝有趣味之问题也。希氏于《发育之研究》中，尝就中国人与欧洲各族人发育之不同，从而为原因上之探讨；结论谓直接由于内分泌腺之发达程度不齐，间接由于遗传，盖内泌腺之特点亦不能外于遗传力支配之范围也。希氏亦尝叙述江浙人发育不同之处，而用同一之原因为之解释。以不佞观之，抑犹有未尽也。苏浙壤地相接，苏、松、太与杭嘉、湖关系尤为密切，政治上虽称二省，地理上与文化上实可认为江南一特别区域；在同一自然区域之内，而人口体格上竟有如许歧异之点，则殊不易索解。曰内泌腺之组织不同，曰遗传不同，亦只解释其已然，而非其所以然也。
不佞于本篇谈话之第一节中，尝论移殖与浙省文物之关系。窃疑杭人头颅特点之所由然，亦当于此中求之。此说而确，则前途中国人体度量学之发现，或足以证明浙江人体态之所以异于江苏人者，正其所以同于河南人者。不仅此也，浙人之特点，就长江以南而论，殆为浙人所独有，不特苏省无之，恐其他近邻之闽赣皖各省亦无之。然此不过臆说耳，然否尚有待于大规模之研究。
灵隐寺前之山峰，相传为飞来者，故曰飞来峰。浙省人物之种种特点，为四境所无有，亦若飞来者然，第“峰从飞处飞来”，此则不无线索可寻耳。我辈何妨认飞来峰为一种象征之物，以为研究或鉴赏浙省人文之一助乎？
注释[1]选自《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有删节。作者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人。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著有《中国之家庭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译著有《性心理学》等。
明清两代人才分布及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卞任
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杰出人才的地域分布，不会是一个平均数。同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才分布也不均衡。这里有复杂的原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有些时候，倒是一方人成就了一方水土。古语说“人杰地灵”，就是这个意思。地与人，常常有双向作用。古代地中海文明和现代美洲文明，都是很好的说明。
中国古代，江南并非发达地区，杰出人才不多。但是，到后来，江南的杰出人才越来越多。及至明清两代，数目激增，在有些人才领域，几有半天下之势。
在观察历史和研究问题时，我们不能不重视“数字的分量”。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人口数量犹如一个灵敏的‘指示器’，我们可以用它为成功和失败作出总结。”“无论在短时段或在长时段，无论在地区的局部范围内或就世界的整体规模而言，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联系”（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卷第29页）。如果我们把这里所说的“人口数量”改换为“杰出人才数量”，也同样是合适的。杰出人才数量，也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关乎一切。
看看下面所附的七张图表，足以令人掩卷沉思。
有清一代共有114名状元。其中顺治九年（1652）和十二年（1655）系满、汉分榜，各有一名状元。同治四年（1865）的状元崇绮是蒙古正蓝旗人。除去满、蒙3名，余下的111名状元的分布是。
从表中可以看出，南方籍的状元占绝对优势。仅江苏一省便是北方五省的三倍多！
清代江南女性文学[1]
〔美〕曼素恩
毫无疑问，在清代，江南是诞生女性文学的核心地区。但是为什么只是在这一地区，精英阶层的女性会普遍地接受教育，为什么她们在某些地区会比在其他地区更显而易见呢？附录中的数据显示，那些集中了清代70%的女性作家的核心州县，被周边五个小地点所簇拥，就好像是一条卫星带。在这些卫星带虽然也有重要的女作家，但不像核心地带那么明显。这是为什么？胡适是最早注意到近代中国受教育女性这种地域集中的学者之一。在1931年的一篇关于妇女在历史上地位的文章中，他指出清代妇女作家分布区域的相对集中似乎是同时代“男性学者和历史名流”分布状况的反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女性作家应该集中在以常州和杭州为中心的地区，也就是说，在为科举而进行的教育投入（为男人的）和女诗人的突出成就之间有着特别紧密的关联（见附录）。但是地区之内的变化应该出于另一些原因。例如，扬州和南京——晚明时是妓女文化的中心——清代却被苏州所取代。而且，从清中期开始，文学家们已不再像他们晚明时期的前辈那样热衷于收存妓女的作品，如果将这些结合历史性的转变来看，很可能会对保存下来的女性作品在看法上发生偏差，甚至会夸大苏州的作用而贬斥扬州和南京。另一个卫星地带桐城，是朱熹理学的书院所在，特别注重家法。书院的主要代表方苞是以对妇女观念特别保守著称的。很可能桐城派的保守导致那些家族限制了想要写作的妇女的出版机会。新安是江南大盐商家族的祖籍地，树立着表彰烈女及守节寡妇的庄严的牌坊。这样的地区看起来并不能够滋养出被盛清鉴赏家所赞赏的女性的文学才华。
在绍兴，这是著名的文化繁盛的中心，有鉴于清朝时当地男性在学识上的造诣与女性受教育之间紧密的相应关系，我们以为会涌现出大量的女作家，但是，在清朝只有很少数的几个著名女作家出自绍兴。事实上，绍兴在清朝产生女作家的著名家族的排行中几乎位于最低点，产生女作家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当地深厚的古典学术传统以及密集的人口。据章学诚的观点，绍兴地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地带，他将这一文化地带称为“浙东”，在一篇饱受争议的文章中，章提出绍兴的地域文化与相对应的“浙西”在品位和传统上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他甚至认为这两个区域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类型。
实际上，被章学诚定义为浙西的地区才是女性作家最活跃的地方。时人对于绍兴地域文化风格的描述，有些与章学诚的评价暗合，认为浙东文化以“纯粹”、“简约”和“朴质”为主要特点，这与人们对浙西的想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想象的浙西地区，尤其是杭州和苏州，有着“细巧尖新”甚至“雕琢过度”的知识氛围。这些对浙东价值观的想象，正好符合了一些认为女性角色限制了她们作为诗人的才华的观念，也支持了如章学诚一类学者对女性写作诗歌持厌恶态度的观点。
由此看来，将审美意趣和文学理论与当地特有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可以进一步认识浙西女作家何以如此非同寻常。常州是清代最重要的两大女作家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著名的阳湖古文派和常州词派的诞生地。正是古文和抒情诗词构成了常州从18到19世纪的文学特色。常州词派推崇诗词的雅致，这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Benjamin Elman的研究对于妇女的学识在常州名门大族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有着戏剧化的表现。他讲述了常州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庄氏，是如何与另一著名家族唐氏保持世代通婚传统的。出自唐门的博学母亲们用正统的朱熹理学来教育庄家的子孙，使学术传统得以成功地延续下来。在常州士族学术圈内的妇女被普遍认为应该受良好教育，这既是为了能与门第相当的人们来往，也为教育子嗣所需。受过良好教育的常州妇女在做了母亲以后，经常往来于婆家与娘家之间，有时甚至把她们的孩子带给外公，进行单独的辅导。这里有一点很关键：常州的男学者们更重视古文的写作，而将诗词视为“装饰”。男人的不屑一顾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常州妇女提供了将写作诗词视为己任的自由天地。她们被认为不仅应该会写诗，而且可以以诗成名。换句话说，在盛清时代，常州的地域文化——亦即它深厚的学术土壤——滋养并发展了妇女的博学多才。
对我们来说，要回答浙西这些闪光的诗人怎样为自己赢得了如此高的公共声望的问题，还是很容易的。首先，他们大多要取一个引以为荣的文学性的字。例如张惠言的四个外甥女，除了姓名之外，每人都有至少一个由宠爱她们的父母（她们的母亲也是一位诗人）所取的文学色彩甚浓的字，而且每人都留下了诗文集，其中有一部书法作品，是由她们的父亲和弟弟精心收藏并刊行，并撰写了序和跋的。再如袁枚，他曾介绍了他所知的杭州城中才华出众的妇人和少女，这似乎引起人们对属于他所谓的才女的不必要的关注，因为他的那些私人轶事引来了外界对他和他圈子中妇女的道德操守及文学天赋的恶意攻击，为首者便是浙东道德标准的卫道者如章学诚。然而无论如何，浙西女性作家已受到高度关注，是毋庸置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女性作家应该在当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她们并没有被看成与其他妇女有多大的区别。在盛清时代，妇女没有名字一事仍然受到公众的普遍赞同，她家庭生活中最私密性的细节也可能会公之于众。她应该有能力保守家中账目的秘密，挽救濒于破产的家庭。她应该在家中再无别人了解或在意的时候仍然保持家礼。她变卖自己的珠宝首饰为婆婆治病，或为寒窗苦读的丈夫购买昂贵的书籍。她将媵妾所生的孩子当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疼爱。她丈夫的事业会因她的战略性建议和及时传递消息而被拯救。她安慰考试落榜的侄儿和堂兄弟，耐心地忍受一个失意丈夫的放荡行为，而且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甚至是丈夫不管的情况下），眼见着她的儿子踏上仕途。
在18世纪，妇女对她们在公共领域的影响也进行过哲学化的探讨，对于家庭角色和越出家庭以外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复杂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前面提到的一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女子——江兰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概括。在章学诚为她作的传记中，他带着钦佩的心情引述了她一段著名的话：是时大家闺秀，如刘氏、吴氏、纪氏、王氏，并以姻娅过从，更唱迭和，一时称盛。兰尤深隽，善清言，女伴或言每恨妇人，身处闺阁，不知廊庙经纶，兰遽答曰：“正恐廊庙不乏闺阁中人，若论闺阁，则孝友施于有政，何地非经纶邪。”
江兰能达到这种理解并非偶然。她是她的时代的产物，深受始于17世纪晚期的学术复古的影响。她钻研过《诗经》，在这部诗集中，贤惠的妻子用充满感情的热情洋溢的诗句鼓励自己任性的丈夫去干正事。她熟知班昭的故事。这个女史学家撰写了官修《汉书》的一部分，其中就有褒美妇女道德的《列女传》。江兰理解自己作为政治话语中心以及审美表达核心的地位。她尤其明白她的力量实际上是来自她在家中的隐形地位。这种身负重任的感觉来源于江兰特有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自身就是18世纪学术复古的产物。
附录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
在这里，我准备将胡文楷1957年著作的内容制成表格，以此为据来分析清代女作家在地域上的分布。最初我曾以为女作家的分布是与人口密度相关的，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女作家的人数也越多，反之亦然。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请看表A-1。
表A-1显示了清代女作家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况。在3181名籍贯有据可考的女作家中，有2258名亦即70.9%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而在1843年，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总人口却仅占这个帝国（除了东北三省）总人口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