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部将，虽多为北人，但死后均葬在了杭州。张宪墓原在东山弄口，离岳飞墓只有一华里。张宪是一名蜀中大将，也是岳飞的得意爱将，公元1142年与岳飞父子同时受难，平反后被追封为烈文侯。他的墓到明代时已经荒芜，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名叫王天佑的杭州人发现，重新修整一新。上世纪60年代时，此墓尚在，已经被圈进了西湖区人民医院内。据说现在只剩下墓前的石马遗迹了。李宝墓在花港观鱼；“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前者墓在长寿路，后者墓在法院路；杨再兴家居艮山门，死后百姓建庙纪念他，留下了地名叫“杨墅庙”，一直叫到了今天。
岳飞死后才两个月，战友韩世忠就在灵隐飞来峰建了一个亭子，名曰“翠徽亭”，名为登览形胜，实为纪念岳飞。原来岳飞曾经写过一首《登池州翠徽亭》诗曰：
经年尘土满征衣，
得得寻芳上翠徽，
好山好水看不足，
马蹄催趁月明归。
战友冤死，韩世忠辞官，自号“清凉居士”，头戴青巾，骑驴携酒，后面跟一二小童，纵游西湖，绝不练兵，终究忧愤而死，却留得翠徽亭，今日依旧飞来峰上，俯瞰历史正邪。
岳飞死后，故居被改为太学，宗属亦都被发配岭南。太学生们却说，夜里常看见岳飞在太学中巡行。1276年，元人灭宋，俘虏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以及文武百官和太学生们，统统掳向北方。太学生徐应镰与子女誓不投降，全家在太学旁的岳王祠里祭祀了岳飞之后，集体自杀，民族气节，可叹可敬重！
岳飞平反后，被流放到岭南的眷属又迁了回来，住在今日杭州下城新桥附近，也留下一个地名，叫岳家湾。据说当年栖霞岭下多有店家，开店的也多姓岳，均为岳王后代，衍至今日，又不知留下多少岳家后代子孙了。
如今，你只要在岳庙前一站，看到大门口那块大诗碑，上面刻着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你就觉得英雄浩气，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你面对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气节，岳飞是中华民族的岳飞。气节也在参与着历史，在某种状态下，改变着历史。抗日战争期间，杭州沦陷前人们纷纷到岳庙来告别，向岳王爷宣誓要打回来。光复后又立刻去岳庙祭拜，告慰英魂。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飞不是永生的吗！
注释[1]选自《走读西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王旭烽（1955-），浙江杭州人。作家。著有《旭烽茶话》等。
五人墓[1]
山谷
苏州和杭州并称，西湖边上的“湖上三坟”——岳飞墓、张苍水墓、于谦墓，以及秋瑾墓，几位民族英雄的英灵，使风光如画的西湖，平添了一股浩然正气，令世人景仰。岳飞的“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让人陡生豪情，特别是女性秋瑾，她的“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更加激励人心。相较而言，苏州长达二千多年悠长的历史，有太多的柔媚，怪不得有人说苏州是温柔富贵之乡，民风敦厚，文人雅士多，而少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当然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吴地的侠义之人，最早见于典籍的当首推吴越春秋时的专诸和要离。当远在北方的荆轲击筑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去刺杀秦王的时候，吴地早就相继上演过了恐怖活动，那就是专诸和要离的故事。为了夺得吴国君主的宝座，公子光（阖闾）请专诸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用藏在鱼腹中的鱼肠剑刺杀成功，自己也倒在血泊之中。后人欣赏他的行为，在阊门内至今还有一个街道，就叫专诸巷，可见他在吴人脑海里的印象之深。另一个就是要离，谋杀对象是时在卫国的僚公子庆忌。要离先是残忍地杀了妻子，并自断右臂佯装负罪出逃，得以亲近庆忌，在得手后，自己“伏剑而死”。比起专诸除了侠义外，要离除了阴谋，还搞了更多的伪装，代价的惨烈使整个行动过程更富有戏剧性、刺激性，他的忠心义胆为后人特别是文人所推崇。要离的墓在专诸巷内，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在沉醉繁华梦乡的时候，也会忽然悲从中来，想到要离这位先人：“独怅要离一抔土，年年青草没城墉。”可见文人对于先辈侠义之风的钦敬和缅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结正是知识分子所缺少的。
今天，如我这样的文化人读到这样的故事，已撩不起礼敬的心情，要离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相帮阖闾成功王业，那是他个人的信仰和选择，但残暴地以无辜的妻子的生命作为一种特殊的手段，却是一种恶劣心理的体现。
在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年代，恐怖和暴力，是实现君王梦和霸主梦必不可少的两手，农民加流氓无产者所谓的杀身成仁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其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准极低，吴国也没有更多的文明开化，远远不是后来的繁荣昌盛。当社会文明的步伐朝前迈进时，这样的故事在吴地就越来越少了。
社会文明越进步，人性的回归越充分。几百年、上千年的不断积累和发展，苏州已是一个山温水软、物产富饶、人文荟萃的文明之邦。这种文化现象带来的人性影响是，为人之道也充满了水的韵味，冲淡平和。商业文化的繁盛，和气生财成了社会大多数成员信奉的处世准则，不争一时之长短，不争一时之胜负。
然而这决不是苏州人性格的全部，在是与非、丑与美、正义和邪恶之间，礼仪之邦的苏州同样有着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认同标准，除了理性的抗争，还有雄视千古的豪情与浩然正气。诚然，苏州缺少民族英雄，这是民族的良心和性格体现，但绝不缺充满人生豪气的知识分子，像范仲淹、范成大等。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
“齐民亦自有是非，男儿岂可无意气”，在苏州的历史上，她拥有的惊世之举，让人刮目相看的就是上述两句诗所表达的内容。“齐民”就是平民百姓，苏州拥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平民英雄！
在阊门的七里山塘有一处叫葛贤墓和五人墓的地方，那里埋葬的六位明代万历和天启年间的平民，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义薄云天的壮举。
未进虎丘山门，沿着黄色山墙向右行，便是通往阊门的七里山塘街，黄石铺路，河沿植柳，与虎丘里人声鼎沸的场面相较，现出一派宁静风光，山塘河驳岸整齐，是重新修聋过的模样。在青水桥和绿水桥之间一处不甚显眼的门楣前，矗立着一座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正是“五人墓”所在地。这是一座显得相当冷寂的小门院落，后面是一片树木蓊郁的后院，在青松翠柏的掩映下是一座高大的圆坟。庭院里还有一座碑亭，是重修的白公堤碑，纪念唐代苏州刺史白居易开凿山塘河的功绩。
万历是明王朝由盛世走入衰败的起始，封建统治的奢靡和腐败日益严重，对东南沿海富庶地区的搜刮和剥削也有增无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监孙隆受神宗皇帝朱翊钧派遣，到苏州增加捐税。明王朝的一大社会问题是太监横行，孙隆大摇大摆到苏州，立刻勾结地痞恶霸到处增关设卡，横征暴敛，这一年恰恰水灾严重，丝价昂贵，不少丝织工厂停工歇业，工人失业，于是“吴人罢市，行路皆哭”。
葛贤名成，昆山人，是一位到苏州城里打工的丝绸工人，他“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应”，率领丝绸工人群起罢市，集会抗议，并付诸行动，在葑门击杀孙隆党羽黄建节，又焚毁孙隆的党羽汤莘、徐成等人的家。对于这起群众运动，明王朝当然惊恐万状，派兵镇压、搜捕。葛贤完全不顾个人安危，把责任一人担当下来，投案自首。判的罪是相当重的，入狱13年，于万历四十一年获释。
明末，手工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资本主义开始在苏南这块土地上发芽生长，市镇大量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市民阶层的兴起。葛贤就是市民阶层表达自己意志的英雄代表。
葛贤的行为举止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陈继儒是当时极负盛名的知识分子，虽是华亭人，却常住在昆山。他在葛贤死后，撰写了《葛将军墓碑记》，为他有智有谋、敢做敢为的壮举叫好，当然也是出于对腐朽时政的不满，有诗《题葛贤墓》：虎丘塘半岁寒时，草木萧萧剑气悲；独荷长镵衣短后，五更风雨葬要离。
陈继儒把葛贤的精神与要离的精神归为一类，那就是忠臣义胆。但是在事物的本质意义上，葛贤和要离是完全不同的精神代表。为公众利益和为君王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忠”的和所“义”的对象，也根本不是一个载体，个人所体现出来的人生价值也迥然不同。在葛贤等人身上体现的是种正义和反抗压迫，以刚正、激烈的手段来抒发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是忍无可忍的爆发，是群体意志和行为的集中体现，也可以说是正义对邪恶势力的冲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一种民主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行动。
葛贤不是孤立的。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抗争不同于农民起义，以武力反抗暴政，更不同于士大夫的“文死谏”。这种行为方式，只有在明代后期以后才会发生，因此实际上它是当时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状态的条件下，社会矛盾冲撞的产物。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不论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在面对正义和邪恶、正直善良和阴险奸佞、忠和奸、君子和小人等价值判断上，有相似相近的政治立场、道德良知和是非标准。这是趋同标准，但在整个价值理念和行为判断上，和要离、专诸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