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之名，最早是源于绘画的“海上画派”和京剧的上海流派，基本上是一个中性名词。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海派”就成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其重点是在检讨上海文化和上海人精神气质中的某些弱点。这应该是关于“国民性批判”思想的一个部分。
其实，在此之前，就有过所谓“上海气”的议论。周作人还以此为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和妓女的文化”，“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而周作人观察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指出：“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的，无论笔下口头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褂的道学家”。其兄鲁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发现了“西崽”，他们“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西崽们都是以“国粹家”自居的（《“题未定”草（二）》）。——今天的上海滩（当然也不只于上海滩）似乎也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西崽”的身影。而另一位作者钱歌川所说的“洋人崇拜”也是遗风犹存。
三十年代由沈从文引发的京、海之争，是围绕着上海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而导致上海文化的商业化而展开的。批评者（如沈从文）认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会造成“投机取巧”、“见风转舵”这样的恶俗的世风与文风（《论“海派”》）。而辩护者（如苏汶）断言以商业性为主要特征的“机械文化”即都市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文人在上海》）。鲁迅则同时把京、海两派的文化，都收入自己的批判视野，指出：“帝都多官，租界多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与“海派”》）。因此在鲁迅看来，京、海两派迟早是要合流的：鲁迅所关心的始终是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这都是抓住了要害的。
据说今天的“海派”已经作为一个褒义词出现在生活中。但当文学再度遭遇商业时，当年的批判性反思大概也还会有启示意义，它至少可以有助于更全面地来检讨“海派”即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精神气质的优劣得失。
上海气①
周作人
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地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
上海气之可厌，在关于性的问题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亵而在其严正。我们可以相信性的关系实占据人生活动与思想的最大部分，讲些猥亵话，不但是可以容许，而且觉得也有意思，只要讲得好。这有几个条件：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同是说一件性的事物，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识，又会用了艺术的选择手段，把所要说的东西安排起来，那就是很有文学趣味，不，还可以说有道德价值的文字。否则只是令人生厌的下作话。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
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所以由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污辱的供献。关于性的迷信及其所谓道德都是传统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识道德以至新的女性无不是他们嘲笑之的，说到女学生更是什么都错，因为她们不肯力遵“古训”如某甲所说。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的，无论笔下口头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褂的道学家，圣道会中人。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有人提倡“幽默”，世间遂误解以为这也是上海气之流亚，其实是不然的。幽默在现代文章上只是一种分子，其他主要的成分还是在上边所说的三项条件。我想，这大概就从艺术的趣味与道德的节制出来的，因为幽默是不肯说得过度，也是sophrosune——我想就译为“中庸”
的表现。上海气的闲话却无不说得过火，这是根本上不相像的了。
上海气是一种风气，或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滩以后方才发生的也未可知，因为这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但是这总以在上海为最浓重，与上海的空气也最调和，所以就这样的叫他，虽然未免少少对不起上海的朋友们。这也是复古精神之一，与老虎狮子等牌的思想是殊途同归的，在此刻反动时代，他们的发达正是应该的吧。
注释：①原刊于1927年1月1日《语丝》第112期。
洋人崇拜①
钱歌川
上海真是一个怪地方，你无论在世界那一个落角里，也找不出一个与之相类似的城市来。这儿是中国的土地，但大半是外国的主权，租界虽然只有两个，而住在租界上的外国人的国籍，却多得使你算不清楚。我们只晓得世界上有白色人种、黄色人种、黑色人种、棕色人种等等，但据统计家的报告，住在上海的人种，竟有二十七种之多，新辟的市中心区一带，满地都是青草，地上布满着芳馥新鲜的空气，但是除了市政府的一批公务人员，和生长在田间的农人而外，上海所有的三百万人几乎全猬集在租界上。十个屋顶之下，就有将近万人的劳力者在夜以继日地做着苦工，另一个屋顶之下，又有好几千人在对着银幕享受他们的眼福。他们不惜牺牲新鲜的空气，昂贵的生活费，一定要来住在上海的租界上，自然不是无因。西洋的文人，都莫不想到这东方的巴黎来，增加一点他的知识，扩大一点他的眼界，英国当代的文人赫克胥黎就说他在上海看到了柏格森所说的“生命的跃”（Bergson’selan vital）；有的把上海认为一个“神秘之都”；有的又把上海认为一个“魔窟”。从前有些西方人，甚至把“上海”这个地名当作一个动词用，来形容那些被人诱骗（到上海）的行为。然而外国许多无识流氓，穷酸措大，却在上海发了大财；又有许多重罪犯人，也潜逃到了上海，而得以逍遥法外。无论那个外国人，他在其本国都在遵守国法，服从尊卑，一到上海以后，便要妄自尊大起来，且无法无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尤其是最近，某国的势力特别膨胀，于是乎贩卖毒物，假造钞票，种种法外的坏事，无所不为。我从前就认识一个早×田大学的毕业生，用洋人的招牌，开了个香烟厂专门出冒牌货，后来闹得被领事馆驱逐回国，临行还以发工钱为由骗了我四十块钱走了。这种大学毕业生，我在他本国是从未见到过的。上海竟有这种怪力，可以把他们都吸收拢来。
上海在外国人眼中是一个既可以发财，又可以逃罪的绝无仅有的好地方，就是我们内地的国人，也认为是一个繁华渊薮的黄金乡，十几岁的乡下姑娘，你只要对她一说到上海，她便要为之眉飞色舞，你再诳告她到上海的工厂去作工，每月可以拿到好几十块白花花的洋钱，包管她就可以跟你背了父母逃走。至于到了上海以后，并无工可做，只赢得旅馆里被人奸宿，终而至于被卖，流落为娼，那却是她未到上海以前所不暇顾及的。
有人说上海是阔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其实托庇于洋人势力下的阔人，又何尝享受过天堂的安乐，他周围满布着危险，只要他戒备疏忽一下，他便要被匪绑去，以后死生莫卜，有时标金生意做贴了本，几百万的家产在几分钟之内全属了别人，甚至破产都不足于抵偿时，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自杀。上海的阔人有许多都不能寿终正寝，失败时的自杀，得意时的被绑、被杀，正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上海何尝是阔人天堂呢？说上海表面是天堂，里面是地狱，那或者还相差不远。光滑宽大的柏油马路，二十几层的高楼大厦，妖艳的跳舞厅。伟大的电影院，以及回力球场，跑马厅，跑狗场等等，把上海装饰得多么热闹，多么漂亮。远远地望去，确是一个天堂。但你只消揭开那层表面，随即呈现到你眼前的，便是一个百孔千疮，满身浓毒的社会。人间的罪恶，残忍的行为，非人的生活，严酷的私刑，每天每夜都在这儿进行着，使你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然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老板们，却只知从别人身上榨取利润，对于别人生活的痛苦，却是充耳不闻，熟视无睹的。他们眼中所看见的，只有金钱，而无生命。最可恨还是那些狐假虎威的洋奴，他们对于洋人，摇尾乞怜，对于国人却特别凶恶，使人怀疑他们是狗子转胎，生来就无同情心的。
义和团曾打出过灭洋的口号，但他们终于被洋人的枪炮所灭，屈服的民族，于是一反从前的态度，由灭洋而变为尊洋，因为他们灭洋的方法是以法术抵抗枪炮，是以精神对抗物质的，所以到了尊洋的时候，也只是盲目地崇拜，不知辨别是非，或断定当否。
洋人在中国所施的专为消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教育，总算成功了。一般无识者对于洋人的崇拜，还算情有可原，现在一般大学、中学的学生，也只知有洋，不知有汉，却使我们不能不佩服洋人的手段。谁个大学生，不爱穿洋装、说洋话、吸洋烟、用洋货？在他们看来洋货总是好的，洋人总是对的。学校里的教授，要不能说洋话，便要为他们所鄙视，他们即算听不懂，但仍然希望洋文听讲。他们不必要自己能写中文信，只要能写洋文信，就满足了。他们每个人都想起一个外国名字，自己的署名，照例是用洋文。摩登一点的女人，没有不希望她们的丈夫或爱人穿洋装的，中国长衫在她们眼中，实在太难看了。
如果你说穿洋装，买洋货，并不被洋人崇拜，那末，我还可以举几桩极端的例出来。你听了这个惊人的事实以后，我想你决不会再有异议罢。
无论怎样一个下贱的人，他对于他的性命总没有不爱惜的，然而许多高等华人却随随便便把他们的性命交给一些外国的庸医，到死不悟。外国医生的过失杀人，他们不敢追究，且相信是自己该死。真正得了不治之疾，临危才停止吃中国补药，送至国立医院里去，死后他家人便要告那些医生玩忽职守。中国医院里八角钱一针的针，或十块钱照一次爱克斯光相，虽然价廉物美，病人却常要怀疑药品的效力和医生的手术，他宁肯到外国医院里去打十几块钱一针的针，照百两银子一张爱克斯光相，即算所打的针，所照的相，完全一样。有时就在同一个医院中，外国医生要病人怎样，他便怎样，中国医生的指导，他却常常不肯照办。有次某医院所雇作招牌的外国医生替病人抽水，因手术不高明，竟钻到血管中去抽出一筒血水来，病人什么也不说。第二次由一中国医生来替他抽水，抽完以后，他反而找着那医生噜苏起来，理由是外国医生抽出来的是红的，为什么他抽出来的是白的呢？一定是他手术不好，岂有此理！那位中国医生只好默然而退。
在中国来行医的洋人，大半都不是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决不至于离开他的本国，反之，不三不四的医生在他本国却立不住足，只有到中国来可以不受检查，自由行医，杀人不犯法。而且可以赚大钱，有人信仰，每成为一个应接不暇的时医。只要黄头发，碧眼睛，就可以表现他的本领了。
另外也偶有几个因游历到中国来的外国医生，他们却爱把中国人作他们学术上的试验品。新死的名导演郑正秋，就曾在返老还童，保持青春一类欲望下，受过一个德国医生的宰割，他这个幸运者（因为在他前头的一个，已经被割死了！）从那以后，便成为一个多病之身，孱弱不堪，终至因此促短了他的天年。
洋人之人能爱惜中国人的性命，不足为怪，所怪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崇拜洋人，执迷不悟，死都愿意死在洋人手里，这种心理是很难理解的。上海洋人的作威作福，并不是当初就如此，没有臣下做不成王，中国人若不那末盲目地去崇拜洋人，洋人在中国人的眼中，决没有今日这样高贵。做人固然用不着妄自尊大，同时也用不着妄自菲薄。洋人不是绝对的好，中国人也并不是绝对的坏。卡来耳的英雄崇拜，是因为那些英雄确有值得我们崇拜的地方，中国人的盲目地崇拜洋人，徒然惹起洋人的鄙视。它们对洋人不予以分别待遇，学者贵人，伧夫走卒，都一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间真正应被尊敬的人看来，无异反降低了他们的身份，我们叫他几声洋大人，他们不仅不能体恤我们的愚诚，反要认为是我们奴性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