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地嚷着追到门边，印度巡捕把手里的棒冲着他一扬，笑声从门缝里挤出来，酒香从门缝里挤出来，Jazz从门缝里挤出来……拉车的拉了车杠，摆在他前面的是十二月的江风，一个冷月，一条大建筑物中间的深巷。给扔在欢乐外面，他也不想到自杀，只“妈妈的”骂了一声儿，又往生活里走去了。
空去了这辆黄包车，街上只有月光啦。月光照着半边街，还有半边街浸在黑暗里边，这黑暗里边蹲着那家酒排，酒排的脑门上一盏灯是青的，青光底下站着个化石似的印度巡捕。开着门又关着门，鹦鹉似的说着：“Good—bye，Sir”
从玻璃门里走出个年轻人来，胳膊肘上挂着条手杖。他从灯光下走到黑暗里，又从黑暗里走到月光下面，叹息了一下，窸窸地向前走去，想到了睡在别人床上的恋人，他走到江边，站在栏杆旁边发怔。
东方的天上，太阳光，金色的眼珠子似地在乌云里睁开了。
在浦东，一声男子的最高音：
“嗳……呀……嗳……”
直飞上半天，和第一线的太阳光碰在一起，接着便来了雄伟的合唱。睡熟了的建筑物站了起来，抬着脑袋，卸了灰色的睡衣，江水又哗啦哗啦的往东流，工厂的汽笛也吼着。
歌唱着新的生命，夜总会里的人们的命运！
醒回来了，上海！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注释：①选自《穆时英小说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5月出版。
母子①
——《富萍》选段
王安忆
这对母子，祖籍安徽，老家则在江苏六合。那儿子小的时候，过了几天好日子。他的父亲是中国银行的一名小职员，一家三口住万航渡路上的职员宿舍。像他这样的低层职员，虽然只有一间房间，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可也是抽水马桶，白瓷浴盆，管道煤气。房内打蜡地板，落地钢窗。那儿子，也是穿了开司米连衣裤，乘在带遮阳篷的童车里，由他母亲推着去公园里，在悬铃木底下晒太阳。他母亲呢，穿一身布旗袍，外面再罩一件对襟的羊毛衣，提一只草篮，里面放着绒线活。这一幅安谧的母子图，是上海公园里常见的情景。可惜，好景不长，他的父亲患了伤寒，又治晚了，很快走了。撇下这对母子，一夜之间改变了命运。他父亲是个才能平平的人，毫无升迁的指望。性格又拘谨保守，在行里并没结交知心朋友，上司同事仅只是例行公事地前来扶丧。当派来帮忙的几名工友，抬棺要往徽州会馆去时，那一口松木棺材却沉得灌了铅似的，无论如何抬不起来。这时，其中有一名老工友，就站了出来。他在棺材前面烧了一盆纸，说道：弟弟你放心，弟妹和小侄子我们一定会照应的。说也奇怪，然后再抬，就起来了。这一番情景，使得平时交情淡薄的同事们都唏嘘起来。过后，大家筹了一小笔款，送给了新寡的女人。而那个对了死者发誓的老工友，说话算话，当真担起了照料他们母子的义务。无奈他自己拖累也很重，到底不能赡养他们。过了几个月，行里委婉地提出住房的事情。其实，行里就算不提，他们也极难再住下去。房租，水电，膳费，虽然有一笔抚恤金，还有同事的捐款，可坐吃是决不够的。所以，同老工友商议着，觉着还是回六合老家。他家算不上富户，但有地有房，论起来也应当有他们母子的一份。家中兄弟也不是很多，再讲，这又是个孙子，他们家的正宗传人。于是，一边给六合去信，一边将这里的东西典的典，卖的卖，卖不出价又带不走的，就暂存老工友家中，日后再说。不多日，老工友就将母子两人送上了火车。
六合的老家，是在县城。乡下有一些田地，土改时都分给了农户。所以，一大家子，其实是靠几个在镇江、滁县做事的儿子寄钱回来养着。本来，上海的这一个儿子，是家中最好的，和家眷一起在上海住，每月还给二老寄赡养费。这一下，少了一份进账，却多了两个人口。开始，家中自然对孤儿寡母安抚了几日，接下来，妯娌间就有了议论，觉着自家男人在外辛苦，倒养了人家的妻子儿女。再接着，婆母就嫌这上海媳妇不会做。穿了高跟鞋到河边洗衣服，连人带衣服掉到了河里。又穷讲究，大冷的天，还要给孩子洗澡。水是井里打的，不要钱，可烧水的柴火，取暖的炭，不都是儿子挣来的血汗钱？公公是个不管事的人，又有鸦片瘾，自己都要看人的眼色，当然不会念及那死去的儿子多年来，一月不差地孝敬自己，现在理应恤孤。上海奔来的这对母子的日子，渐渐难过起来。冷言冷语不说，有时甚至吃饭不叫他们。他们因无人理睬，多是缩在房里，等人叫吃饭，就出来吃。无人叫，就饿一顿。受着冷遇，母亲就想着箱底的那一笔钱，心里说：什么时候受不下去，就回上海。然后，又鼓励自己：再受一日吧，实在受不了就走！这样，反一日一日受了下来。到了阴历年，叔伯从外面回来了，嫁到邻县的大姑子、大姑夫也来了。那大姑夫是个生意人，其实是个掮客，跑南京，跑徐州，贩棉花。夫妇俩是头一回见这上海弟媳，倒很和气，带来的礼也有上海侄子的一份。夜里，大姑子还到弟媳房里来聊天。把这母子住寒的心，又暖热过来。老人都是宠闺女的，闺女的态度放在那里，就都得顺着，老婆婆自然也对他们母子好了些。妯娌们呢，究竟是被各自的男人辖制着，也不好太过分。男人，又是挣钱的男人，总归要大度一些。祭祖的一日，见那小小的孤儿，腿脚骨软软地跪下来，磕了头，众人心里都是酸酸的。所以，年是过得不错。吃饭有人喊了，小孩子有人领着玩了，大姑子和弟媳妇也做了伴。临回娘家的前一夜，大姑子大姑夫一并来到弟媳妇房中，说出了合伙开铺子的计划。
大姑夫早就有这个打算，租赁一个门面，开棉花店，冬天卖棉花，夏天卖草席。门面看好了，店名起好了，进货的上家也谈得不差了，就是缺本钱。现在，他们就和弟媳妇说，她入股来，每季按利润分成，这样她不仅可挣几个饭钱，小孩子将来读书的费用也有了。就这么一点死钱，坐吃山空，不如将它盘活了。她听了觉得有道理，更要紧的是，大姑大姑夫待她这么好，她真心想报答他们。所以就把那笔钱的十之七八拿了出来，交到大姑夫手上。大姑子一定是向婆婆说了这事，婆婆对她就一直保持了年里的和缓，妯娌们也是。大家都等待着，大姑夫那边发达，这边就可以有进账了。可是，进账迟迟不来。先是说没生意，后来有生意了，却又缺货。再就到了进货的时候，货又叫新政府统一收购了。第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众人怪大姑夫不会做生意，可碍着老人家的面子，不好说，就冲上海嫂嫂撒气。怪她有钱不早点拿出来，买几担米也是好的。并且，她拿也未必全都拿了出来，一定还有私藏着的。这样的说法多少要传进婆婆耳朵里，老婆婆不由就想：这是什么钱？儿子的抚恤金，也该有老人一份吧！她当然不会去对媳妇说，可脸上就露了出来。于是，母子的地位又回复到了先前。接着，就到了一九五零年，棉花店收归国有，把大姑夫安到对过碗店做了店员。棉花店从开张起第一天就在亏，所以，资本核算极低，还了债务，剩下几乎是个零。这样，本来苦日子里的一条后路，现在也没了。
这一年，县里开一个织布厂，招工。上海嫂嫂去了，本来只想试试，不料竟招上了，做粗纱工。很好，苦是苦一点，可有工资。其时，妯娌们也都各自找了事做，小孩子大的上学，小的丢给婆婆带，老婆婆能圈住他们就算不错了。这一天，上海来的这一个发烧，老婆婆给他喝一碗姜汤，捂在被子里发汗，就完事了。他母亲下了工回来，也觉得不要紧，再喝姜汤，再接着捂汗。烧了几天，终于烧得抽起来。好在，当时正有个解放军的医疗队在这里巡回医疗，连夜送了去看，诊断是小儿麻痹症。病治好了，可是残了一条腿，所剩下的一点钱也花光了。织布厂呢，生产了几个月，技术上不去，改为纱厂，专为南京、上海的布厂提供粗纱。像她们这样结过婚，年长的女工，便都让退了职。想再找个事做，哪有那么容易。孩子且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人都说，一个瘸孩子，上什么学！做母亲的则想：一个瘸孩子，不上学更不行！到底是大地方呆过的，晓得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山穷水尽的她，便给上海那老工友写了一封信。老工友立即回了信，还寄盘缠。她是晓得老工友的家境的，便知道这份情义的重，也知道她这个决定的分量。她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就收拾了东西。踏出老家的大门时，上海嫂嫂已经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