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北京的方式①/陈平原
为什么是北京
人常说第一印象很重要，决定你对此人此物此情此景的基本判断。我没那么坚定的立场，不过，时至今日，还是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初春的那个清晨，大约是六点，天还没亮，街灯昏黄，披着借来的军大衣，步出火车站，见识我想念已久的北京。你问我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就是空气里有一股焦煳味，很特别。大约是凛冽的北风，干冷的空气，家家户户煤炉的呼吸，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再加上不时掠过的汽车尾气，搅拌而成的。此后，也有过多次凌晨赶路的经验，如果是冬天，深感北京破晓时分所蕴涵的力量、神秘与尊严。这种混合着肃穆、端庄、大度与混乱的“北京气象”，令人过目不忘。
半个多世纪前，已经在北京住了二十个年头的周作人，也曾碰到过类似的追问，在《北平的好坏》里，周是这样作答的：“我说喜欢北平，究竟北平的好处在那里呢？这条策问我一时有点答不上来，北平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我们可以说的，大约第一是气候好吧。据人家说，北平的天色特别蓝，太阳特别猛，月亮特别亮。习惯了不觉得，有朋友到江浙去一走，或是往德法留学，便很感着这个不同了。”这话很让我怀念，也很让我向往，因为，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如果到过德国、法国，或者到江浙一带转一圈，很少再有胆量夸耀北京的天色特别蓝的。今日的北京，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惟独空气质量不敢恭维，起码沙尘暴的袭击便让人胆战心惊。
为什么是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不成问题。住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就好像生于斯长于斯，没什么道理好讲。当初只是凭直感，觉得这座城市值得留恋。久而久之，由喜欢而留意，由留意而品味，由茶余酒后的鉴赏而正儿八经的研究。
在北京居住十年后，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则短文——《“北京学”》，题目挺吓人的，不过是打了引号的。大意是说，近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刊印的明清文人关于北京史地风物的书不好销，而京味小说、旧京照片、胡同游、北京缩微景观等却很受欢迎。可见“北京热”主要局限于旅游业和文学圈，学界对此不太关心。为什么？很可能是因为北京学者大都眼界开阔，更愿意站在天安门上，放眼全世界。上海学者关注上海的历史与文化，广州学者也对岭南文化情有独钟，而北京学者更希望谈论的是中国与世界，因此，有意无意间，遗漏了脚下同样精彩纷呈的北京城。
常听北京人说，这北京，可不是一般的大城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种深入骨髓的首都（以前叫“帝京”）意识，凸显了北京人政治上的惟我独尊，可也削弱了这座城市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竞争力。首都的政治定性，压倒了北京城市功能及风貌的展示，世人喜欢从国家命运的大处着眼，而忘记了北京同时还应该是一座极具魅力的现代大都市，实在有点可惜。对于自己长期生活的城市没有强烈的认同感，这可不是好事情。上海学者研究上海，那是天经地义；北京学者研究北京，则似乎是地方课题，缺乏普遍意义，低一档次。其实，作为曾经是或即将成为的国际性大都市，北京值得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认真对待。不管是历史考古、文学想像，还是现实规划，北京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题目。
作为文学想像的北京
讨论北京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所长，估计也不是诸位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描述的“游手好闲者”那样（参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像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
略微了解北京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像”上。其实，历史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文学作品，比如，谈论早期北京史的，多喜欢引用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或者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荆、陈二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一点也不比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弱。因此，阅读历代关于北京的诗文，乃是借文学想像建构都市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关注的是成为世界性大都市以后的北京之“文学形象”。原因是，讨论都市的文学想像，只凭几首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找到金代的若干诗文以及寺院遗址，也知道关汉卿等杂剧名家生活在元大都，但此类资料甚少，很难借以复原其时的都市生活场景。而从十五世纪起，情况大为改观，诗文、笔记、史传，相关文字及实物资料都很丰富。从公安三袁的旅京诗文、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一直到二十世纪的《骆驼祥子》、《春明外史》、《北京人》、《茶馆》等小说、戏剧，以及周作人、萧乾、邓云乡关于北京的散文随笔，乃至1980年代后重新崛起的京派文学，关于北京的文学表述几乎俯拾即是。成为国都的八百年间，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学及文化史料，对于今人驰骋想像，是个绝好的宝库。这一点，正是北京之所以不同于香港、上海、广州的地方。作为一座城市，地层过于复杂，义蕴特别深厚，随便挖一锄头都可能“破坏文物”，容易养成守旧心理，不利于时下流行的“与世界接轨”；但从长远来看，此乃真正意义上的“无形资产”，值得北京人格外珍惜。
了解都市研究的一般状态，进入我们的正题“文学北京”，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王士祯的游走书肆，宣南诗社的诗酒唱和；西郊园林的江南想像，厂甸的新春百态；沙滩红楼大学生们的新鲜记忆，来今雨轩里骚人墨客的悠然自得；还有1930年代的时尚话题“北平一顾”，1960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红色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所有这些，都在茶馆里的缕缕幽香中，慢慢升腾。
汉语世界里关于都市与文学的著作，我最欣赏的，当属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不仅仅是因为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魅力，更由于两位作者的独具慧眼。前者1991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只是当初读者寥寥，且常被误归入地理或建筑类；这次与《上海摩登》一并推出，当能引起广泛的阅读。赵书谈论的，基本上还只限于城市文学；李书视野更为开阔，以都市文化为题，涉及百货大楼、咖啡厅、公园、电影院等有形的建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生活方式及审美趣味的改变，更讨论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影像与文字、身体与城市等一系列极为有趣而复杂的问题。
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
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北京”，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像，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不仅于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主要还是希望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而言，约略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感时与忧国，以屈原、杜甫、鲁迅为代表，倾向于儒家理想，作品注重政治寄托，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第二，隐逸与超越，以陶潜、王维、沈从文为代表，欣赏道家观念，作品突出抒情与写意，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第三，现世与欲望，以柳永、张岱、老舍为代表，兼及诸子百家，突出民俗与趣味，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如此三分，只求大意，很难完全坐实，更不代表对具体作家的褒贬。如果暂时接受此三分天下的假设，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前两者所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第三者。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代表善与美的，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一直到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作家，乃至近在眼前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与诠释，都远远超过其都市想像。这里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的缘故，但更缘于意识形态的引导。很长时间里，基于对商人阶层以及市井百姓的蔑视，谈论古代城市时，主要关注其政治和文化功能，而相对忽略了超越职业、地位乃至种族与性别的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历史上中国的诸多城市（如所谓“六大古都”，还有扬州、苏州等）都曾引领风骚，并留下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文笔记等。可惜文学史家很少从都市文学想像角度立论，而更多地关注读书人的怀才不遇或仕途得志。
都市里确实存在着宫殿或衙门，读书人的上京或入城，确实也主要是为了追求功名。可这不等于五彩纷呈的都市生活，可以缩写为“仕途”二字。明人屠隆《在京与友人书》中极力丑化“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的燕京，对比没有官场羁绊的东南佳山水，感叹江村沙上散步“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这里有写实——比如南人不喜欢北地生活；但更多的是抒怀——表达文人的孤傲与清高。历代文人对于都城的“厌恶”有真有假，能有机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心甘情愿地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为数不是很多。更吸引人的，其实还是陆游所描述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晚清以前，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不大，特别是战乱年代，乡村的悠闲与安宁更值得怀念。但总的说来，都市经济及文化生活的繁荣，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大隐隐朝市”，住在都市而怀想田园风光，那才是最佳选择。基于佛道二家空寂与超越的生活理想，再加上山水田园诗的审美趣味，还有不无反抗意味的隐士传统，这三者融合，决定了历代中国文人虽然不乏久居都市者，一旦落笔为文，还是倾向于扬乡村而抑都市。
朝野对举的论述框架，既可解读为官府与民间的分野，也隐含着城市与乡村、市井与文人的对立。引进都市生活场景，很可能会使原先的理论设计复杂化。比如，唐人的曲江游宴、宋人的瓦舍说书、明人的秦淮风月、清人的宣南唱和，都很难简化为纯粹的政治符号。
同样远离作为审美理想的“山林气”，官场的污浊与市井的清新，几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学界的视野及趣味逐渐从士大夫转移到庶民，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会日益吸引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想像，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以都市气象来解读汉赋的大气磅礴，以市井风情来诠释宋词之别是一家，以市民心态来评说明人小说的享乐与放纵，应该不算是领异标新。除了关注城市生活中的文人情怀，比如《桃花扇》里风月无边的秦淮河，或者《儒林外史》之以隐居乡村的王冕开篇，以市井四奇人落幕，更希望凸显作为主角的都市，以及其催生新体式、新风格、新潮流的巨大魔力。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那时，再来讨论诗人的聚会与唱和、文学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以及经典的确立与趣味的转移，我相信会有不同于往昔的结论。起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不会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乡村与田园，而蔑视都城与市井。
注释：①节录自《“五方杂处”说北京》一文。原文刊载于《书城》2002年第3期。除本文三节外，另外还讨论了“作为旅游手册的北京”、“作为乡邦文献的北京”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