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熟透的旗人其实也就是半个、甚至于是三分之一的旗人。这可与血统没有什么关系。以语言来说，他只会一点点满文，谈话，写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他不会吟诗作赋，也没学过作八股或策论，可是只要一想到文艺，如编个岔曲，写副春联，他总是用汉文去思索，一回也没考虑过可否试用满文。当他看到满、汉文并用的匾额或碑碣，他总是欣赏上面的汉字的秀丽或刚劲，而对旁边的满字便只用眼角照顾一下，敬而远之。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
可是，惊人之笔是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而儿子居然学过油漆彩画，谁能说他不是半个旗人呢？我大姐的婚事是我大舅给作的媒人。大姐婆婆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按理说绝对不会要个旗兵的女儿作媳妇，不管我大姐长的怎么俊秀，手脚怎么利落。大舅的亮蓝顶子起了作用。大姐的公公不过是四品呀。在大姐结婚的那天，大舅亲自出马作送亲老爷，并且约来另一位亮蓝顶子的，和两位红顶子的，二蓝二红，都戴花翎，组成了出色的送亲队伍。而大姐的婆婆呢，本来可以约请四位红顶子的来迎亲，可是她以为我们绝对没有能力组织个强大的队伍，所以只邀来四位五品官儿，省得把我们吓坏了。结果，我们取得了绝对压倒的优势，大快人心！受了这个打击，大姐婆婆才不能不管母亲叫亲家太太，而姑母也乘胜追击，郑重声明：她的丈夫（可能是汉人）也作过二品官！
大姐后来嘱咐过我，别对她婆婆说，二哥福海是拜过师的油漆匠。是的，若是当初大姐婆婆知道二哥的底细，大舅作媒能否成功便大有问题了，虽然他的失败也不见得对大姐有什么不利。
二哥有远见，所以才去学手艺。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闲难。这种制度曾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同时，吃空头钱粮的在在皆是，又使等待补缺的青年失去有缺即补的机会。我姑母，一位寡妇，不是吃着好几份儿钱粮么？
我三舅有五个儿子，都虎头虎脑的，可都没有补上缺。可是，他们住在郊外，山高皇帝远。于是这五虎将就种地的种地，学手艺的学手艺，日子过得很不错。福海二哥大概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决定自己也去学一门手艺。二哥也看得很清楚：他的大哥已补上了缺，每月领四两银子；那么他自己能否也当上旗兵，就颇成问题。以他的聪明能力而当一辈子白丁，甚至连个老婆也娶不上，可怎么好呢？他的确有本领，骑术箭法都很出色。可是，他的本领只足以叫他去作枪手，替崇家的小罗锅，或明家的小瘸子去箭中红心，得到钱粮。是呀，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自己有本领，而补不上缺，小罗锅和小瘸子肯花钱运动，就能通过枪手而当兵吃饷！二哥在得一双青缎靴子或几两银子的报酬而外，还看明白：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儿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像大姐公公那样的佐领、像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他决定去学手艺！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
大哥不幸一病不起，福海二哥才有机会补上了缺。于是，到该上班的时候他就去上班，没事的时候就去作点油漆活儿，两不耽误。老亲旧友们之中，有的要漆一漆寿材，有的要油饰两间屋子以备娶亲，就都来找他。他会替他们省工省料，而且活儿作得细致。
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像不到的旗人。
注释：①选自《老舍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九门之缘①
/周汝昌
北京大得“可怕”，一个人要想走遍全城，那除非他是大闲人，不上班，只逛景；或者职业是串胡同的小贩之类（也只能限于一区一隅）。我这几十年所到之处极其有限，可是有名的“九门”却都出入过——这已是“不凡”了。
上大学时，在西郊，要出入西直门；后来居住城内多次赴西山访芹迹，也是必出西直门。早时从前门有有轨电车直达这座西面最北的大门。后来改了公共汽车，在门左城墙开一豁口出入，在此换车可达颐和园香山。再后，听说西直门首先拆掉了。
出入东直门的次数也不少，五十年代病号休假，体弱不能远行，就与孩子到这离家不过十分钟之路的东直门。出了这大门，墙根咫尺便是火车停处，在那儿歇憩遣闷，人也不多，不是什么“热闹”去处，也无好玩的景趣可寻，但感觉上十分亲切。
有一次忽然鼓起勇气，要走出此门绕过城角、进入安定门（北面之东门）而回家。心想不知顺阻如何，全不可卜。谁知一走开去，那沙土路修得非常可喜，靠着城河，长着碧草，散发着芳香之气——北京的土，一沾湿润（比如下了小雨，泼了水），就有一种特别的气息，那土也松软不粘不板，令人走上去满心舒服——这儿没有西郊的大石板铺的“辇路”感觉。
这种舒服的快意之感，一换了洋式的“柏油沥青马路”，便整个儿消失了。
安定门那儿寂静之甚，没有人迹，有大车轨道。出入口城墙内嵌有一块石碑，现已记不起是何文物。
城外的郊原景象，静谧可喜。
北面之西门就是德胜门，元代本名健德门者是也。明末满洲兵临京师城下，就在此门。我只到过一次，那是走谒顾随（羡季）先生回校前顺路到此一观，只见门内的街很窄，有小贩车出入。门外无时间多看，只站一小会儿望望，心知这就是雪芹所写的宝玉偷祭金钏“出北门的大道”了。
阜成门是西正门，我与祜昌四兄因寻太平湖，绕路坐于门外河边休息，又走到西便门，进宣武门……因有另文叙此，故不重述。
正阳门，如另文所叙，清代的百姓是终其生也无缘出入一次的；而到了民国，旁开“四孔”更无须走它一成了“废物”。我却出入了一次，那是为了“过过瘾”，并非必须“穿”它而行。
记得很清楚，那时正阳门两旁城墙紧根儿上，贴墙有二小庙，一东一西。庙极小，只一间屋。其一为关帝庙，在老北京异常出名，一说庙里的签儿最灵验。我进去看过，见一位道士照料香火，果有上香跪拜求签儿者。我后悔没试试看灵不灵。
另一小庙关闭，不得而入，不知其详，却幼年曾闻二哥说过（他在前门长巷住过）：那庙有一铜驴，正月节间，妇女上庙到此，不生育的少妇，让一个年长的女亲戚或仆妇用衣遮掩着，那少妇则用手去摸那驴肾，羞羞惭惭地，令人发笑称奇一据说也很灵：摸了就能生子女云。
正阳门之东便是崇文门了，俗称哈德门。清代是个关卡，很厉害。门外花儿市，有名的繁华市肆。我出入此门最多，因为寻访雪芹故居蒜市口、卧佛寺，皆在门外。还有后来那儿开设了一个很大的古玉商场，名为“青山居”，在那儿我也开了眼界，也买过几件佳品。门外有花木，有长椅，像个小花园，而几步之外即是护城河桥，水势很急，哗哗喧响，河岸住户颇有江南水乡之意味。我对此处总是十分留恋。
还有，崇文门门楼上的燕子，是出名的。到春来，大燕教给雏燕飞翔，成百成千，遮天蔽日，真是“大观”，好看极了。
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期间，新正月我登上了这座门楼。那天还冷，街上行人亦无，商店所余无几，无处可游，我就登楼纵目，大为畅快，其时并无人禁管保护古建筑。
我登过的另一城门楼是安定门，此门荒废之状最甚，我多次上去，下边已如荒墟土堆，然一仰观，那大木巨柱层楼的雄伟结构，仍然那么巍峨优美，动人心目。
这么一叙，就剩了朝阳一门了，此门旧称齐化门，是老百姓不改元代称呼。
今我移住东皋，若进“城”（城已拆掉），就出入这个无门的朝阳门，门外之变化，更难尽述。
北面的城墙，不知何以如此荒残破败，我从安定门朝德胜门的方向而在城墙上走了相当远，皆是如此；但东面的大墙则大为不残，倍显崇伟坚固，登上去，其“上宽”还可容二车对开，其下基之宽可想了。城上遍生茂草小灌木，草虫乱蹦，别是一番境界。城如不拆，辟为环城“公园”，当为世界第一奇观，堪作吸引国际旅游的“金碗”。又何用拿着金碗“讨饭吃”呢？
闲话休题，九门的总司令叫做“步兵统领九门提督”，是皇帝政权与人身的“保镖人”，也是最亲信的要员大将。雍正时，此任是隆科多（佟姓，雍正的舅舅）。雍正阴谋夺位，是舅舅首功，而如汉之韩信，功最大而最为“危险人物”，怕他泄秘“反正”，于是以四十一款大“罪”将舅舅制服（禁锢而死）。隆案判决后只一个月，就下令抄了曹頫（雪芹之父）的家，逮问治“罪”，何也？雪芹笔下有透露：王子腾是“京营节度使”，其另一异称是“都太尉”（太尉乃古代最高武职）。这即是暗指“九门提督”“步兵统领”。由此可证，曹頫之“罪”，是他娶了佟氏女为妻，雪芹之母应为佟佳氏也。佟家外号“佟半朝”，满门富贵，所以王熙凤也说过，扫扫我们王家的地缝子，也比你贾家富得多！
此义旁证还多，惟本文不是研史论文，不是考证“红学”，只因“九门”而连带想起来，在此一提，也未尝不可吧？
诗曰：
京营节度是何官？琯钥九门帝座安。
大罪忽传四十一，椿萱有罪外家难。
注释：①选自《北斗京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周汝昌（1918-），天津人，红学家。著有《红楼梦新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