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也许以为大门这一部分已经观赏完毕，可以入门了，等门内一阵响动，大门洞开，这时您才发现看了半天才只看完一半，原来大门是安在脊檩之下的，恰好是门楼的正中间，大门之内还有一半。里边那一半比外边更辉煌、更多彩。同是一个屋顶，大门外边一半是天花，大门以里则是吊顶；两侧墙面被梁柱隔成了数块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墙面。每块都以其形状做成浮雕或彩画，块小的可以雕刻花鸟竹石，块大的可以画人物故事。“松下问童子”，“渔樵耕读”，“钟子期听琴”，有情有景，百观不厌。靠近山墙顶部的那块三角墙面，被梁柱割得块更小了，人们称作“五花象眼”，则干脆用黑白两种灰连刻带塑做出半立体的图案或图画来。山墙下边沿着东西各放一条春凳。越过春凳往里看，迎着大门却又立着了一面影壁，影壁前树着假山石，种了碧桃、海棠。东西两边又各有一道矮墙，墙中各开了一个月亮门洞。月亮门洞中是绿色大漆洒金粉的屏门……到这为止，你才算看见“大门”这一组艺术空间的全部。但也只是看到了大门，至于四合院里边是什么样，还没看见，那是入门以后的事。咱看了半天，编辑给的时间已经用完，还没“入门”呢！
由此可以相信，四合院确实是中国人在建筑艺术的一大创造，对世界文化一大贡献，称得上是一门学问。要叫它消失在咱们手里，对祖宗对后人都不好交代。所以我拥护有关部门的主张：有选择有计划地抢救保留部分四合院。愿文化界朋友，为保持北京独有面貌多作点呼吁、游说工作，一个没有城墙的北京城已经成为世界的遗憾了，别再叫北京成为没有四合院的北京。
注释：①选自《大门以里二门以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邓友梅（1931-），当代作家。著有《那五》、《烟壶》等京味小说。
梅宅长镜头①
/徐城北
今日梅宅，通常定位在北京西城护国寺大街一号。它坐北朝南，是所不大的四合院。1949年梅兰芳从上海返回北京之后，国家曾拨出几所大四合院供梅选择，其中就有抗战之前在无量大人胡同的那所旧居——即中外闻名的“缀玉轩”。但是梅考虑，觉得南迁时既然卖出，哪能再花国家的钱赎回呢？其他几所大宅院也没留住他的眼光，选来选去，最后反倒看中了护国寺这所不起眼的房子。梅和夫人、子女，以及厨师、保姆、司机十来个人住在这里，组成了社会瞩目的梅家“正宅”。与此同时，梅夫人福芝芳又以个人的名义，在北京西旧帘子胡同买下另一所四合院，专供外地有关系的梨园子弟或老家泰州来人暂住。于是便成为梅家的“副宅”。目前，护国寺这所已经辟为“梅兰芳纪念馆”，房屋全都整修一新，时常举行梅的生平和艺术方面的展览；而西旧帘子的，还属于梅家的私产，小修小补掩饰不住整体上的破落。梅的几个孩子在外边都有家，只是每当父亲的诞辰或忌辰时，才聚齐到北房中向着遗照行礼。
名人多有“故居”向社会开放。所开辟的地点，多是名人成名之后（甚至是晚年）居留的地方。这样做有其必然的一面，因为成名才引起关注，工作和生活的痕迹才可能保存下来。但是也常有令人扼腕之处，那就是仅仅突出介绍其功绩影响，而忽视了领略其成功的必然门径。据我考察，梅一生住过的地方不少于十一处。其中堪称“梅宅”的至少六七所。我特别渴盼寻访名人成名之前的居所，特别希望发现未曾成名之前的曲折足迹。当然。这一愿望常常会劳而无功，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最后的居所中，去捕捉前面居所的痕迹。
走进护国寺纪念馆的大门，瞻仰过一个房间，再去瞻仰另一个房间。忽然，我从北房正屋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玻璃匣子，内中装着四五十枚鸽哨，都已经十分陈旧，灰土蒙蒙。然而，它却蓦然使我想起了第一所堪称“梅宅”的地方——北京鞭子巷三条，梅当时也就十多岁。梅在这个小四合院中开始驯养鸽子，鸽尾上绑有鸽哨，每当用长竹竿把鸽群从房顶轰起之时，鸽群盘旋高飞，鸽哨声虽然高远，却依然那么清亮。梅兰芳极目看去，终于矫治了眼睛的毛病，又增强了体力，演出中的戏码也一点点前挪了。后来，当他随王凤卿第一次到上海演出载誉归来，年迈的祖母就在这所破旧的屋子里，以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上海那种繁华地方，我听说有许多角儿，都毁在那里，你可得把握住自己，别沾染上吃喝嫖赌那一套。我老了，仿佛一根蜡烛点了又点，只剩了一点蜡头儿，知道还能活几年？趁现在还硬朗，只要想到了就得给你唠叨……”年轻的梅兰芳胸中一热，登时流下泪来。这是儒文化的乳汁，他从中受到道德力量的感染。
我在墙壁上见到了梅与老友齐如山、冯耿光等人的合影，又提起“鞭子巷三条”之后的又一所“梅宅”——二度重回芦草园。这里才真正是梅创业的地方，据记载，一迁芦草园时，乃是梅一生的最低点，房子也最窄小。然而二度重归，乃是事业上升之际，房子宽裕了，朋友们也拥挤着来了。在外院的南屋，一溜七八间，成了梅待客和排戏之所。就是这个时期，梅与那一班受到新鲜思想熏染的青年朋友整日研究着京剧，不断排演新戏，声名与日俱增。在这里，京派京戏中的新旧思想在撞击，京派与海派京戏的不同指导思想也在撞击。梅兰芳没用语言参加争论，但是他肯接受新思想，同时又不肯贸然抛开旧的；最后用台上的“玩意儿”一点点又多方面地体现出来，他习惯于矛盾心理中曲折前进，可惜的是，二度芦草园“梅宅”没留下什么痕迹。
我踱进北屋西侧的大书房，一进去，回转身，由李释戡书写的匾额“缀玉轩”，就悬挂在门楣之上。名闻中外的“缀玉轩”，曾经位于今天的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有六七间“门脸儿”宽，也有六七进深——前门儿开在南边的胡同里，后墙就紧贴北边的胡同了。在这个时期，重要外宾每来中国，总有“一看故宫，二看长城，三访梅宅”的愿望。梅曾经多次在家中招待外国王室成员，穿戴一致、个头儿也一致的仆人用名贵的中国瓷器献上茶点，墙壁上悬挂着珍贵的古画，梅或许还要粉墨演出一个歌舞片段。这一切的费用都由梅个人承担，梅为羸弱的中国“挣了脸面”，但同时也间接地领略到一些异域文化。梅在多次“间接领略”之后，又终于在1929年出访美国，直到1931年才又重新回到“缀玉轩”。这是梅最风光的时期，他亲身经历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把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京剧推向了世界。
再往后，“梅宅”1933年南迁上海马思南路，继而梅又借演出之机滞留香港。抗战烽火打断了梅的艺术之路，南迁使一个名震寰瀛的演员陷入了痛苦和寂寞。梅息影舞台，靠变卖度日，靠书画打发时光。他本不想介入政治，没想到政治中断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直面人生，不得不接近和理解普通人的感情，这一转折也由不自觉渐渐变为自觉。于是，他的艺术观逐渐趋向深沉，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有所体悟，以至当后来重登舞台，身体嗓音条件虽已不似当初，内涵却远远丰厚了，于是就成了梨园人说的“没法儿学的大路活儿”。
我走出房子，在院中随意散步。像这样的院落，对于解放后的梅兰芳实在太狭小了。好在梅的心思大概也并不在这里，他要经常站在北屋的穿衣镜前，由夫人帮助把衣帽穿戴整齐，然后到外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还要经常带领梅剧团（国内唯一的私营剧团）外出巡回，他要继续像从前那样挑起近百号人的生活重负，又要设法便自己的艺术和空前广大的观众协调起来。他不会忘记，当结束“南迁”、1949年从前门火车站走进北京的时候，怎样突然惊动了周围的人群——“梅兰芳回来了！”——一声呼唤引出了千万声呼唤，顿时火车站外挤成了“人粥”。没办法，叶盛章、李少春等武戏名伶在前开道，萧长华、尚小云、谭富英等在旁边保驾，这才硬挤了出来。这件事发生在旧中国与新中国的衔接点上，充分体现了“老北京”们对于自己的期望；梅兰芳不能忘记，自己率团去石家庄为农民演出，全体农民在自己出场时同时起立，把头上的白毛巾一起拿在手上挥舞；梅兰芳不能忘记，自己在朝鲜战场演出《贵妃醉酒》，把往日的八个宫女扩充为二十人，因为台下坐着将近三万“最可爱的人”；他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他没有忽略掉观众没有说出来的一点心愿：希望自己拿出新戏，把梅派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他从1957年就开始筹备，终于从豫剧《穆桂英挂帅》中受到启迪，决心排出相应的京剧来，排出梅派的京剧来，排出由已经六十五岁的自己主演的京剧来。在排戏的日子里，他白天去排演场参加集体排练，晚间让夫人坐在里外院当中的“月亮门儿”前，拦挡闲人。自己，则倚靠在北屋正厅的沙发中，先是把一个火柴盒翻来覆去在手中换位，因为在他的眼睛里，火柴盒就成了穆桂英擎举着的印匣；随即，他又让几名最亲近的弟子，跳起了多年绝迹舞台的京剧舞蹈，梅似乎不经意地望着弟子，实际上灵魂早已“出窍”，他要把眼前的这诸多身段一一分解，然后根据穆桂英的需要，一一拼装，再一一地修改。经过几个夜晚的构思，穆桂英“捧印”一场“九锤半”的独舞思路终于形成。付诸演出，果然引起了轰动……
“故居”小院是如此静谧，游人并不很多，即使有三三两两，也都是心怀崇敬之情，细细观赏，悠悠玩味。是的，梅先生一生“动”得太厉害了，以至六十七岁就猝然倒下；京剧这一讲究“动”的艺术，多年以来也一直左摇右摆、来回“运动”着，现在是否也应该静止片刻，左右前后地寻思一下再重新举步呢？
注释：①选自《紫禁来归》，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徐城北（1942-），著有“梅兰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