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系于人物。我得说，我的“进入”北大，多半因于当初偶尔（也一半是不得已）选择的专业。第一次打动了我，唤起了某种“骄傲”的，是蔡元培长校的北大，鲁迅、周作人等等执教的北大。这北大在我三年读书期间愈重愈大，终于将我原来的那个“北大”遮蔽了。后来我又仔细地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的《北大感旧录》，对其中人物、由“人物”构成的人文环境更不胜神往。那即使算不上最称辉煌的学术文化时代，也是一个其人物最富于魅力的时代。而“魅力”由知识背景更由性情造成。这也是我所要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代人的魅力所在。
当着文献资料不再能使我的想像餍足，我即自然地在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们那里搜寻“那个北大”。他们毕竟是距蔡元培的北大更近的一代人。应当承认，我是在这些先生处境最狼狈时，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我看到了他们的被羞辱，被公开批斗，排列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示众，听说过他们的或软弱或顽强，现在也还记得流传在学生中的笑料趣闻。却正是这些故事，最终使他们的形象生动起来，以至我1978年因研究生复试而重返北大面对王瑶先生时，那些旧事并未使我有什么不敬，倒是有一点因熟识而来的亲近之感。但你大概想像不出，初回北大时，甚至称呼“先生”也有点别扭。这称呼像是废止已久；“文革”期间，我们是直呼“王瑶”的。
此时我们已是中年人，自以为有了充足的世故与阅历。研究老师从来是学生的一种功课。二三好友在一起，不免将其先生作为话题，以至未曾亲聆那先生教诲的，也似在想像中熟悉起来。在“文革”后宽松的环境中，我们首先恢复的，似乎就有对于人的鉴赏力；而我们的老师，则提供了最适于鉴赏的对象。吸引了我们的，首先是“性情”；而这性情保存之完好，甚至令我们迷惑——它们是怎样避免了戕害的？这种避免怎么可能？我还记得“文革”“清队”期间被安排在班上接受“群众监督”的林涛先生。即使在那个野蛮时期，林先生的优雅风度，也像是有某种感染力，比如令人不忍粗暴。去年冬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遇到了林先生夫妇。那是一个晚饭后，我走在由食堂回宾馆的路上。路灯与树影下，穿着白色西服的林先生笑容可掬。我在那一瞬，想，大陆出席所谓“国际学术会议”的，岂不正应是这等人物！
“鉴赏”也包括了对弱点的鉴赏：即使这些先生显而易见的弱点，也有着更为深厚的人性内容似的。这大约因为那性情几乎始终未被柴米油盐等世俗琐屑所消磨；在其形成中，也不曾像其后人那样，被置于无休止的摩擦争斗中。此外当然还有早年置身的人文环境。文人的“性情”从来赖教养、习染而成，所谓个性魅力中巳包含了知识学养的魅力。
“文革”之后人们想到了弥补。但有些东西的缺失，是无从弥补的。比如那不可名状的所谓“气象”，以及境界等等。贫窭会令人猥琐，无休止的摩擦争斗则有可能让人忮刻褊狭。这还是一些最浅层的。我还不敢及于某种政治文化造就的人格。在这种时候你所想到的“命运”，就不再只是纯粹个人的，那是一代人，一代知识者，一代文人的命运。可叹的是，还不止于一代。至于文化荒芜学术荒落的后果，将在更长的时期显现出来。你难道不认为，这里有整个人文的劫运？
于是在这个大校里，我有了一种萧条之感，想到了“大校的衰落”。北大是越来越被作为象征了，在“衰落”这意义上，不也可以被视为象征？
1989年底，在上海，我目击了王瑶先生的死。那在我，是重回北大以来最黯淡的一段日子。似乎不止先生，还有一些东西，在我心中死灭了。我突然感到了衰老——在这之前，“老”还只是我喜欢的话题而已。我自知某种状态，某种心境，已永远离我而去。我的生命中的有些东西，永远地流走了。
近几年，仍时而听到某位老先生病倒或去世的消息，已不再如王先生的死，有那样刻骨铭心的痛感，只感到一种茫漠的悲哀，不知这流逝与衰蜕将伊于胡底。
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在北大的校园里，引人凭吊与追怀。那是北大校园内最美丽的所在，却非北大而是燕京大学的旧址。不知蔡先生在那里感到安适否？
1993年11月
注释：①选自《散文与人》第4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赵园（1945-），学者。著有《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独语》等。
忆清华①
/梁实秋
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杓一杓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1915）我考取清华，由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坊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攒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朦昽睡眼朦昽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我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i Wbite）主演的《蒙头人》（Hooded Terror）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我在这个礼堂演过两次话剧。
科学馆是后建的，体育馆也是。科学馆在大礼堂前靠右方。我在里面曾饱闻科罗芳的味道，切过蚯蚓，宰过田鸡（事实上是李先闻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鸡肚上划那一刀）。后来校长办公室搬在科学馆楼上。教务处也搬进去了。原来的校长室变成了学生会的会所，好神气！
体育馆在清华园的西北隅，虽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在当年算是很有规模的了。在健身房里我练过跳木马、攀杆子、翻斤斗、爬绳子、张飞卖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凉，不留心难免喝一口，所以到了毕业之日游泳考试不及格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一个不用说就是区区我。
图书馆在园之东北，中等科之东，原来是平房一座，后建大楼，后又添两翼，踵事增华，蔚为大观。阅览室二，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新的装备。一座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其建筑之雄伟，亦不尽在于其庋藏之丰富，而是在于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纵多，尘封何益。清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每晚学生麇集，阅读指定参考书，座无虚席。大部头的手钞的四库全书，我还是在这里首次看到。
校医室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我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
工字厅在河之南，科学馆之背后，乃园中最早之建筑，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宽敞，几净窗明，为招待宾客之处，平素学生亦可借用开会。工字厅的后门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后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郁。凡是纯中国式的庭园风景，有水必有山，因为挖地作池，积土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则必安有万寿山，不过其规模较大而已。清华的荷花池，规模小而景色佳，厅后对联一副颇为精彩——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四个大字。联语原为广陵驾鹤楼杏轩沈广文之作，此为祁隽藻所书。祁隽藻是嘉庆进士、大学士。所谓“仙居”未免夸张，不过在一片西式建筑之中保留了这样一块纯中国式的环境，的确别有风味。英国诗人华次渥兹说，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时候，自然景物会有疗伤的作用。我在清华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早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表示是一点或五点或九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风雨无阻。
工字厅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位年青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寥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板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止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铰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的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菜，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地添一碗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