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北京是一座历史古城，也是一座文化古城，但不应忘记它也是一座政治之城。远的不说，从维新变法开始，就接续了庚子事变、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直至开国大典……老舍的《茶馆》写意地记录了一系列政治变故对市民生活的投影，“茶馆”可以说是“北京”的象征。本单元的文章即着意展示现代史上发生在北京的系列重大事件，关注北京的“非常时刻”。虽然只选择了1919年5月4日、1926年3月18日与1935年12月9日三个时间点，但读者仍可以感受到历史风云中，北京人与城的血性，这是许多有关北京的描述所忽略的。
回忆五四运动①（节录）
/许德珩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苏联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他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在中央公园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只有李大钊同志高呼“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文，原是李大钊同志讲演稿），欢欣鼓舞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决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那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四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五月四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各校写法大同小异。
五四的集会游行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早晨，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约计有三千余人。那天到天安门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的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使馆。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声明（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号之后过去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军警，真是如临大敌。我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高呼口号后，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家。因为交通总长曹汝霖是二十一条的签字人（那时曹是外交次长，外交总长陆徵祥在国外，不负实际责任），正是爱国群众斗争的目标。
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的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在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贼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参战督办处军法处处长）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装死。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大家保护出去未挨打。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学生和市民被捕
由于丁士源逃出求救，半小时后，军阀段祺瑞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军警赶到，用武力把群众驱散。我们这时正在要整队出去，军警说我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大批的人都早已撤离，剩下我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被他们逮捕了，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前门内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五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三十一人，市民一人，共三十二人。此外，还有北大学生郭钦光，是预科一年级学生，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患有肺病，游行前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京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五月九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以激励国人展开反军阀的运动。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郭钦光的家属未能参加追悼会，我们遂由学生会筹募了一笔抚恤金，寄给了他的家里。我们三十二人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当晚我极为愤怒，口占了两首诗以表心意：（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
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
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
这天因劳累顾不得吃喝也就睡了。对看守牢房的，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对我们的态度较好。最令人气恼的是那个狱吏，我们当时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这个军阀官僚卖国贼的忠实走狗，每天在我们放风之后，要来训一次话，讲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等等的话。我们听了既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他浅薄无知，笑的是他那一副奴才像。而看守牢房的狱卒则不然，他接受我们的说服教育，很同情我们，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我们。
五四运动如火燎原
从狱卒的讲话中和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在五四的第二天北京的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了，清华学堂的学生（年龄都不大）从城外赶来参加，共同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游行。五四当晚她们全体都聚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来一同坐牢。这时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五月六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学联”开会，经常出席的各校代表计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轮流出席）；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僧；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五四运动如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
北洋军阀对五四游行示威的处理意见和办法，分为死硬和怀柔两派：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段祺瑞和王怀庆等，主张严厉镇压，并主张以屠杀政策来对付示威的民众，准备严办被捕学生，以儆效尤；另一派徐世昌、冯国璋等则认为民众力量不可轻视，且有燎原扩大之势，如果政府再加以高压屠杀，适如火上加油，恐怕运动扩大起来，更不好收拾，因此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两派意见貌似冲突，实则都是要消灭学生爱国运动，不过对于民众力量估计不同而已，所以提的对策有所区别。
被捕学生的全部释放
五月五日，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祸诸人，依法讯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令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禆大局”。可见学生爱国有罪，军阀官僚卖国则“有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大局”，这是从段祺瑞到蒋介石等反动统治阶级的一贯逻辑。但另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正义性，不仅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参加，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而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的失败，在此形势下，他们于五月七日就将被捕的三十一名学生和一名市民全部释放了。
我们是在五月七日上午十一时许被释放的。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我们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我们就是分别坐着这三辆小汽车回来的。广场上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大约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有人说：“还是快去休息一下罢！”我们从桌上跳下来，走到红楼返回各自的宿舍，接着就参加《五七周刊》的发行工作去了。因为五月七日是北洋军阀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国耻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