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们只谈论地面上的北京，我要说，它依然是一个想像的产物。史称金主完颜亮攻破北宋首都汴梁之后，悉辇其珠宝于此，故所有宫殿规制，均据汴都仿造（金故都方位与今日的北京并不完全吻合）。这种一座城市模仿另一座城市以便人们想像那被模仿的城市的情况，不仅存在于金宋之际，清代山西平遥以票号发迹之后，金融家们并没有同时发展他们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把平遥翻建成了一座地主阶级的小北京。
如果北京的规制模仿的是汴梁，那么汴梁又是模仿的哪儿？是金陵？是长安？如此类推，金陵、长安亦必有其模仿的对象。在哪儿？在地上？在地下？还是在天上？卡尔维诺在其《隐形的城市》中涉及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寻找答案吧。《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这句话让我想起北京中轴线上的空宅子。）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这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在一个标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国家，这是一件说怪不怪，说不怪也怪的事情。
（说到北京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我们还可以提及元、明定都北京的原因：要么为了西望大漠、南镇九州，要么为了更有效地抗击蒙古人南袭，并进一步控制东北。是中国的政治、军事版图决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资格。此外，从地理上说，北京远离水源。据走南闯北的诗人、数学家蔡天新讲，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首都没有自然河流穿过——人工开凿的另说：一个就是中国的北京，另一个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由于地理位置，北京还常被来自阿尔泰山脉、途经内蒙古额济纳的冷空气所携来的沙尘暴搅得天昏地暗。但这类具体的历史、政治、地理问题我们可以留在其他文章中讨论。）
既然北京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既然北京不是一座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那么它就是一座人工之城，就像使用人工语言的和合本《圣经》，就像绢花、绢人、象牙球、白玉苦瓜、磨漆屏风、掐丝珐琅耳挖勺。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呼应了拜占庭帝国对于工艺美术的热爱。而欧洲的罗可可艺术风格从中国人的艺术品位中获得启迪就不足为奇了。北京的人工色彩最醒目地见诸其街道的规划。当年马可·波罗记录下的元大都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北京，但其形貌实在与今天的北京大同小异：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官舍……全城地面规模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这样一座城市显然有违管子的教导：“凡立国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无论是马可·波罗还是谢阁兰，都不了解北京之所以是北京的意识形态根由。他们都被这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富于工艺之美的人工之城迷住了，他们甚至还在这人工之城的基础上各自捏造出另一座北京。他们都没能解开他们头脑中有关北京的谜团，而他们的功劳恰恰在于他们的失败之处，也就是说，他们扩大了有关北京的谜团。但我指出这一点不是要否定他们谬误百出的观察、想像和猜测：在今天这样一个土洋结合的时代，他们的工作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展开想像的出发点。
初到北京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北京这横平竖直的、气派非凡的、宽阔舒朗的皇家大道，并且很容易在这街道风格与北京人的性格、北京人的道德观念、北京人的文化产品之间建立起类比关系。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成为专制之美的拥护者，并且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冲动。成都诗人万夏初到北京时，面对这皇家大道曾经从“气”的角度发出过“三国演义”式的感慨：北京是天气散，四川是地气聚，而江浙是水气浮。大将皆出在蜀地，可统一中国的还是由魏而晋的北方。他进而评述京蜀两地诗人：由于北京的气升天而散，故北京诗人虎豹行单；而四川的气落地而聚，故四川诗人鸡鸭行群。
我想是北京的皇家大道对万夏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撞，才使他发出这大块切割的英雄豪杰式的感慨。其实北京自有它的迷魂阵。我本人就曾在一个夜晚，在西四那一带乱七八糟的小胡同里迷路到天亮。不过，讲究规划的皇家大道确是北京不容撼动的重要特色之一。即使千百幢高楼从四合院平房的废墟上拔地而起，依然不得不遵循皇家大道的历史走向。
四
说到新近涌现的高楼大厦，我就不由得要表达一下我对那个具有副科级品位的北京前市委书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贪官污吏陈希同的厌烦。他曾经要求北京每一座新建的高楼上都要加一个大屋顶，以体现现代化北京的古都风貌。
这大概也算是个奇思妙想。于是北京就建成了一大批二三十层高的平房。这些高层平房，我操，有的像《封神演义》中的摘星楼，有的像《三国演义》中的铜雀台。幸亏这地主后来被锁进了班房，新建的高楼才不必非顶个大屋顶不可。不过，我对陈希同的厌烦现在已经消去了一半。这倒不是因为他如今正在班房里练哑铃，而是我又记起了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原则。数日前，我很偶然地在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中读到一幅画，画题《第一高楼》，画的是美国28层高的摩天大厦和大厦使用的“起落机器”（电梯）。中国人居然在19世纪末就知道了摩天大厦和电梯！但由于作者没见过这两样东西，故而凭借道听途说，外加自己的想像，把电梯画成了从楼顶屋檐下垂、挂在大厦外面的大吊篮；更妙的是那座摩天大厦，完全符合八十年后陈希同的要求：28层高楼（画面上只画出16层）加一个大屋顶——这不是高层平房是什么？作者为了显示这平房之高，还用墨线勾出云带横贯楼身，整个一幅改良文人画！我由此推断陈希同有鬼魂附体，而且那鬼魂来自19世纪末。
你看，我想像我居住的城市，一半是出于主动，一半是出于被迫。除了市中心那栖居着幽灵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空屋以及那有着历史走向的皇家大道，一个旧北京基本上已经被一个新北京所替代。我并不怀念那个旧北京，因为我从未见过那个旧北京；而那些钢筋水泥的新骨董，根本无法唤起我回到旧北京的感觉。我只是在回味“北京”这个专有名词时，会幽幽然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我因此而领会想像的乐趣，我因此思索我的天命所在。北京，一个词汇，除了它的方位所指没有大的改变，它的政治所指、经济所指、文化所指，乃至道德所指均已大不同于从前。我从北京的名与实之间看出了距离。而名与实，或称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恰恰是想像的巨大空间。名与实，或词与物，永远只能有瞬间的叠合。那叠合的一刹那，便是创造的一刹那，其余时间，名与实的距离越拉越大，这对想像的好处也越来越大，直到它们之间再也无法维持对称的关系，于是想像的琴弦绷断。
我曾经居住和工作在公主坟、王府井、崇文门、宣武门、蓟门等地。但是公主坟既没有公主也没有坟，王府井既没有王府也没有井，而站在崇文门、宣武门或蓟门的十字路口，则根本看不到古代的城门。那些实的东西早已灰飞烟灭，剩有一派空名咬住我头脑中“有名无实”的寂寥。这“有名无实”，多么富有诗意！而同样富有诗意的当然是“有实无名”。我有一位朋友，满族人，长相一如郎世宁《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中骑在马上、注目前方的阿玉锡。满清入关前，八旗主被封为亲王，又称“铁帽子亲王”，而他的祖上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爷之一。据我这位朋友讲，当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并未如史书所记被地主武装杀死，因为负责押解李自成进京的就是他家祖上那位铁帽子王爷。半道上王爷与李自成喝酒，发现两人武艺竟出于同一师门，王爷便放走了李自成。回京后自己被皇上赐死，其后代被降为头等男。如今我这位朋友，头上既无那顶“铁帽子”，也无“头等男”的封号；他一副王爷相，却成了个赛马师，往来于北京和瑞典南部某城市之间，玩的还是他祖上的玩艺儿。他养着数匹高大的黑色的英国纯血马，个个膘肥体壮。骑在马背上，沉浸于“有实无名”的状态中，他心中的诗意海阔天空。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名诗《忽必烈汗》，前五行曰：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第一行中地名“上都”，原文Xanadu，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柯勒律治为使声音悦耳，由Xamdu一词自造出来的。Xamdu，上都，即开平，忽必烈起家的地方，在今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但我也看到有人把Xanadu译成“大都”，如果是“大都”，则指的是北京。可能是误译，但也不一定，因为Xanadu一词本来就是柯勒律治自造的，不一定非指上都。写到这里，我倒觉得，译成“大都”对我更亲切。但这难道真是一首写北京的诗吗？北京哪有什么“圣河亚佛”（Alph，the sacre driver）？其实柯勒律治本人大概也不知道他写的是哪里，Xanadu之名是他自造的，实更无从谈起，他就凭着他“无名无实”的幻觉，建造了一首幻觉之诗。而这首诗竟然比忽必烈的宫殿活得更长久。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李白在写《蜀道难》时并未走过蜀道，全凭想像展开奇迹。关于北京，我就想写一首这样的诗，我的难度当然比李白、柯勒律治更大，因为我生活在我想像的地方。有了这个念头，我对那些一般化的描摹、叙述北京的作品，就有些瞧不上眼了。
2005.5.30
注释：①选自《水渍》，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西川（1963-），诗人。著有《大意如此》、《让蒙面人说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