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也有一些记载历史事件和人物行迹的段落，如《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写出牧野决战前周武王的英姿。《金滕》：
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这里记叙了周公旦的一片忠心。但总的来说，《尚书》确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文章的语言古奥、简朴。又因为它所记的大多是官方的文书文告和君臣之间的谈话，所以又显得典雅、庄重而且谨慎。同是记言为主的书，拿《国语》与《尚书》相较，便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别。《国语》的记言，多是士大夫的谠言高论，所以显得生动活泼。如《国语·晋语四》：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这样的对话，多么风趣幽默。它甚至使《左传》中同一事的记载也为之失色。
二、《春秋》
记事的史书为《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订。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最早的私家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从鲁隐公元年起开始记事，就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按照这十二公的次序来记载历史大事，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春秋》的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作为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著作，《春秋》的首要特点是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作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按时序将历史事件排列起来，有所取舍，有详有略。这一点，比之《尚书》是一大进步。《尚书》没有时序，给后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带来许多不便。不过，《尚书·无逸》中周公引述历史事实论述“无逸”的重要时，是按照历史顺序在叙述周民族的历史，表现出已呈萌芽状态的历史演变观，只是这种观念还相当模糊。而《春秋》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根据，客观上也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它不但是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观的发展与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记事“谨严”
。所谓“谨严”，指的是遣词用字一丝不苟。这个风格，源自《春秋》的“书法”。举例来说，《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左传》中有一段解释经文的话：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为共叔段与兄争国，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经文不称之为“弟段”。郑庄公与叔段之战，宛如两国之君交战，郑庄公打败了对方，所以说“克”。经文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意在讥讽郑庄公有失教弟之责，有意养成其恶。叔段败后逃亡共地，经文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也有罪，史家又难以下笔，为尊者讳，所以不说“出奔”。可见《春秋》的用语是非常谨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要以一字之褒贬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因此特别重视遣词造句。《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通过对历史事件尤其是人事的记载，达到“劝”与“惩”的目的，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春秋》中的“书法”，在孔子以前的史官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只是到了孔子在依鲁史记修《春秋》，把这种手法加以系统化和模式化，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惩恶劝善”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以至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春秋》谨严的特点，其弊在于记事过于简略。《春秋》所记之事，少者一事仅一字，最多者也不过四十余字。如此简略的记载，只类似于今天的标题新闻。作为一部史书，它无法使人们了解历史运动的全过程，更无法使人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乃是春秋初年发生于郑国的一件大事，但《春秋·隐公元年》仅以上述六字记之。这样简略的记载，读者不但对于郑庄公兄弟阋墙、母子构怨的经过无法了解，更无从知道春秋初年的小霸郑庄公在暴兴于诸侯之前为巩固君位、肃清内部障碍而消灭共叔段势力所起的历史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尚书》和《春秋》，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言事分书的原因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史官分工之细。如第一节 所述，周代之时有太史、外史、左史、右史、女史，还有守藏室之史，也叫柱下。史官不同，职责各异。根据《周礼》：大史掌建邦之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女史掌书内令，等等。分工既细，各有司职，各依所记，自成典册。其二，是与当时的书写工具有关。在书写工具还相当简陋的情况下，要完成像《左传》那样大部头的鸿篇巨制还有困难，更无法像《史记》、《汉书》那样，“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史通·载言》）。其三，最重要的，是与史学发展的本身规律有关。上层建筑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中国史学的发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技发展的落后，人们的思维方式还处于比较简单的状态，只能从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方向去审视历史。尽管人们已意识到社会历史的变化，然而，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样纵览古今、包举宇宙的宏阔壮伟的历史观还未形成，因此，它局限了史家审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结果只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出现了记言与记事分开的现象。
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构成了历史过程。所以，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人创造着历史，创造着人自身；同时也认识着历史，认识着自身。要全面地反映历史，就应该展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活动与作用。即如《尚书》与《春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二者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尚书》多是训诰，其目的在于训诫，极少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
《春秋》簿录式地排列历史事件，同样看不到人物的行动，而且《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实在难以显示历史的详细面目。就以作者著书的“惩恶劝善”这个目的来说，没有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褒贬既无充分的事实根据，劝惩也就软弱无力。早在汉初，桓谭就说过：“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论·正经篇》）表示了对《春秋》记事过于简略的不满。刘知幾《史通·载言》说：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可见分司其职，《尚书》与《春秋》各有阙失，这就是记言与记事分书所带来的必然缺陷。
然而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用刘知幾的话说，即所谓“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同样也在发展和变革。“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史学的进步，融合记言与记事两种体例的特长，而又可以克服二者之不足的“言事相兼”的历史著作必然出现。这就是成书于战国初期的伟大历史著作《左传》。
《史通·载言》云：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刘知幾对《左传》这种“不遵古法”、“言事相兼”的著史方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左传》作者摈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成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记事于一身，展现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在记事方面，《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大量的历史事实。作者将这些历史事件具体化，不但增加了事件的情节，甚至丰富了许多细节描写。在《春秋》中寥寥几个字的事件，在《左传》作者的笔下，常演绎成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如前所举之例，《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简单的记载，在《左传》中却是一篇内容充实、首尾完整的郑国宗室内部斗争故事。拿《左传》和《春秋》对照，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记言方面，《左传》保留了大量的各国史书所留传下来的文告、训辞，有的变成了历史人物的语言。作者还增加了许多绘声绘色、神形毕肖的人物语言描写。《左传》是一部记载“君国大事”的历史著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是，其中却记载了众多的家庭轶事、民间传闻，甚至床笫之事、枕边之语，还有数量不少的神怪灵异之事。正因为这样，《左传》的叙事最富于特色。刘知幾说“左氏之书，叙事之最”（《史通·模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左传》“言事相兼”的另一重大特点，就是特别善于写人，善于生动地描绘历史人物。像春秋五霸的形象，一个个都写得栩栩如生。再如子产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孔子虽然对他表示钦佩，但在《春秋》中几乎未提一字。而《左传》作者对他的思想、道德、学识、行事、辞令乃至才情风貌，都有细致生动的描述。这样，作者不但通过子产这一历史人物具现了春秋中期郑国与诸侯国的历史，子产这一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成为历史舞台上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左传》作者总是尽量避免简单平面地记载历史事件而采用故事化的手法，从对言论和行动的立体把握中去描写历史人物，这样，不但可以细致地反映历史，同时也写出了历史的深度，而且作品具有生动性和可读性，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反对采用自然科学或社会学、经济学那种“科学式”的或“法则归纳式”的表述方法，而提倡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个别描述”的方式，并且强调运用修辞学的艺术和叙事性体裁，写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历史著作，他们甚至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其实中国史学强调文史结合，以文学手法写历史，与西方学者的主张正不谋而合。我国的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何尝不是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历史著作。即以《左传》一书而论，它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创造了富于魅力的精练流畅的语言，它善于渲染故事情节，善于对人物作细致入微的描绘，还能揭示出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包括战争，都能写得曲尽其详、引人入胜，它无疑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史学的发展从言事分记到言事相兼，不但是史家在著史方法论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史家在审视历史与把握和认识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唐代刘知幾做《史通》的时候，里面有一篇叫《二体》，是论述“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两种体例的特点。刘知幾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踰此！”这段话前面还有一段话，是说《尚书》体例还不完备，刘知幾说：“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而《春秋》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这是其优点，但只反映王朝兴废，是它的短处，而到了《左传》、《史记》，却使记史的体例完备了，后来的史家，虽然有所变化，但大体没有超越此二者。从体例上来讲，当然是这样——《左传》是编年体，《史记》是纪传体，后来历史著作的体例，最主要就是这两者。这段话着重说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二体的开创之功。其实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左传》的“言事相兼”也具有开创之功。随着《左传》这一历史巨著的出现，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