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说过，唐尧、虞舜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贤德之人，夏商周三代则将天子之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是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上天的意愿。孟子沿用了孔子的这一说法，他指出：帝王之位是“天与之”的，“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然而上天是如何选择贤君的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上三句均见《万章上》第五章）禹没有将天子之位传给贤人益，却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孟子说这不是因为禹“德衰”，而是因为“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以上两句均见《万章上》第六章）循着这个思路，孟子解释孔子、益、伊尹、周公诸贤未能得到天下的原因：“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万章上》第六章）对孟子这种“君权天授”的理论，是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的，这其中掺杂着仁政思想和民本思想等进步因素。
《万章》下篇共有九章。本卷的主要内容，是孟子对古之四圣的评述、对周朝爵禄制度的阐说及其对人际交往原则的看法。
在古代之君子中，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是最受尊崇的“四圣”。伯夷的特点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的特点是“治亦进，乱亦进”，自己以“天民之先觉者”自任，立志以尧舜之道帮助民众觉悟。柳下惠的特点是“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的特点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最后评述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以上六句均见《万章下》第一章）
推崇古制，认为上古三代的制度是最理想的制度，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征。在《万章下》第二章中，孟子向问学的北宫锜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周朝通行于天下的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等级，通行于诸侯国的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爵位等级，以及与爵位等级相应的俸禄等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孟子所论述的周朝古制，同后世出土的两周彝器的铭文载录有很大差别。孟子的这种论说，实际是托古改制，为其仁政理想设置可资效仿的爵位、俸禄体制。
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是儒家众贤追求的主要目标。孟子曾反复阐释自己的理想人格：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以期建立一个海清河晏、安宁祥和的理想社会。在《万章下》的好几个章节里，孟子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交往原则一一作了阐述。
孟子认为国君应当虚心接受卿的规谏。卿分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两种。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以上两句均见《万章下》第九章）。不在政府为官的士人，有责任为国服役。但是随便接受国君的召见，却是不适当的。因为君主召见平民，或“为其多闻”，或“为其贤”。“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以上三句均见《万章下》第七章）。孟子指出交友的原则是“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万章下》第三章）。“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最重要的是“恭也”。（以上两句均见《万章下》第四章）他还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第八章）提出士人不仅要与当代的优秀人物交友，还要与古代的优秀人物交结。
《告子》上篇共计二十章。本卷集中论述了孟子的性善说，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孟子养仁修义，求放心的道德修养观。
人性论是人类对自身特性的认识，是人类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对人性的理解直接影响着政治经济的政策制度，所以人性问题是诸子各家论说的一个焦点问题。当时影响较大的人性论是告子的“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上》第二章）。“生之谓性”（《告子上》第三章）。“食色性也”（《告子上》第四章）。孟子批驳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反对把自然生理本能作为人性根本。他指出如果那样的话，人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并斥责告子之说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告子上》第一章）。在驳斥告子之说的同时，孟子建立了自己系统的“人性本善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先天固有的道德意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第六章）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
二、由于后天环境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第六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第八章）即使是有过不善之举的人，如果能悉心保养纯真、清明的“平旦之气”，严格自律，改邪归正，是可以恢复本性，回到善路上来的。
三、君子修身养德成才的途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第十一章）。修养身心之道在于不以小害大，不以贱害贵。“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第十五章）。注意培养心之大体，明性向善，可以成为高尚之人；只知满足耳目之小体的物欲，就会成为卑下的小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如果弃天爵而追人爵，则“终亦亡而已矣”（以上两句均见《告子上》第十六章）。
与其人性道德观相联系，孟子提出了他的生死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第十章）
《告子》下篇共有十六章。本卷在上卷性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孟子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