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记述孟子言行的书。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公元前289年，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大师。相传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幼年家贫，曾有随母三迁的故事（见《列女传》）。《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得孔子学说的嫡传。他精通儒学，熟读诗书，十分推崇孔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圣人（《公孙丑上》）。还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者，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万章下》）。孟子在学成之后，曾游说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他去各国游说的时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受到各国国君的尊重和优待。孟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但终因他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各国执政者不按照他的治国之道去治理国家，他的主张始终没有实现。因此，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孟子》全书共分七篇（每篇分上下）：《梁惠王上》第一，《梁惠王下》第二，《公孙丑上》第三，《公孙丑下》第四，《滕文公上》第五，《滕文公下》第六，《离娄上》第七，《离娄下》第八，《万章上》第九，《万章下》第十，《告子上》第十一，《告子下》第十二，《尽心上》第十三，《尽心下》第十四。共计260章，34600多字。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为了适应政治上的需要，各种学术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各家之间展开相互的批判和论战，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中最著名的大师。他游说各国君主的目的，是希望当时的君主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孟子》一书就集中反映了孟子的哲学思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诸方面：首先，孟子系统地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他在《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至于人性是否本来就具备先天的善性，孟子曾与告子辩论了一番。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第二章）他认为，水确实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也没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正好像水性的向下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孟子主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都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使这些品质扩而大之，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孟子这种性善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孟子还在性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论”。他所谓“仁政”，就是“先王之道”，即古代圣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究竟怎样才能行“仁政”呢？孟子首先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认为，英明的君主规定人们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能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他们就容易听从了。在这里，孟子强调指出，只要人民有一定维持生计的产业，就容易接受为善的好思想，就不会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为了实现“制民之产”的理想，孟子又提出了“井田制”的主张。这是一种托古改制的主张，是夏、商、周三代古田制的变革。他认为，只要能实行井田制，就能实现他所构想的王道乐园。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取于民有制”以反对过分的剥削。他说：“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第三章）对人民过分地剥削，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实际上是执政者带领禽兽来吃人。他还认为，争取民心是实行仁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提出了“民为贵”的思想。他在《尽心下》第十四章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百姓最为重要，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国家的重要性次于百姓，君主是为百姓办事的公仆，所以“为轻”。此外，他还主张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救民。
再次，孟子还以性善论为根据，提出了修养论。他认为，人生下来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心，这是仁、义、礼、智的开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第六章）他认为仁、义、礼、智四种善行完全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为人心所固有的，他还把这种天赋叫做“良知”、“良能”。这种“良能”、“良知”，推广到社会就形成了“仁义”、“仁政”等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他还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第一章）尽心、知性、知天，就是孟子所谓扩充存养的过程。尽心即存心，保持心的完善无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不正当的欲念。一个人的欲望不多，即使善性有所丧失，所失也不会多；一个人的欲望多，即使善性有所保存，所存也不会多。因此，减少物质欲望，扫除私心杂念，就是修养心性最好的方法。所以，孟子主张君子不要勉强去追求富贵，应该努力去修养自身，努力保存自己善良的本性，这样才能得到“天道”。
孟子还认为，一个人要做到一切言行都自然而然地符合礼的要求，必须要效法商汤、周武王通过修身来保持仁义的善性。他在《尽心下》第三十三章中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君子应该按照这种法则去做，使一切言行都合于礼。
为了加强扩充存养，孟子还提出了“浩然之气”之说。就是用正义去培养一种最伟大最刚强的精神性气质。它必须与义和道配合，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产生的。孟子还论述了道德修养的等级，即“善”、“信”、“养”、“大”、“圣”、“神”。这六种等级的划分，是按仁、义、礼、智四种善性来衡量的，一级比一级高，说明人的道德修养是无止境的，应该不断努力修养，争取达到更高的境界。
复次，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相信有决定一切的“天命”。他曾在《万章上》对“天命”作了解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认为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而竟这样做了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们来，而竟这样来了的，就是命运。他认为仁者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都是按照上天的规律办事的，所以能收到好的效果。他还认为人的行止、君臣的遇合等，都受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他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第十六章）孟子的说法，就是承认天命对人事的主宰。他还认为，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低下的人为道德高的人所役使；政治黑暗的时候，力量小的为力量大的所役使，势力弱的为势力强的所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上天决定的。所以他提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下》）的“天命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