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我和他和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的关系。
那年我们同时放洋的共有七十一人，此外还有胡敦复先生，唐孟伦先生，严约冲先生。船上十多天，大家都熟了。但是那时已可看出许多人的性情嗜好。我是一个爱玩的人，也吸纸烟，也爱喝柠檬水，也爱学打“五百”及“高低，杰克”等等纸牌。在吸烟室里，我认得了宪生，常同他打“ShtlffleBoard”；我又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明复从不同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见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或是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趣味，只好走开，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
到了绮色佳（1thaca）之后，明复与元任所学相同，最亲热；我在农科，同他们见面时很少。到了一九一二年以后，我改入文科，方才和明复元任同在克雷登（Prot．J．E．Creighton）先生的哲学班上。我们三个人同坐一排，从此我们便很相熟了。明复与元任的成绩相差最近，竞争最烈。他们每学期的总平均总都在九十分以上；大概总是元任多着一分或半分，有一年他们相差只有几厘。他们在康南耳四年，每年的总成绩都是全校最高的。一九一三年，我们三人同时被举为PhiBetaKappa会员；因为我们同在克雷登先生班上，又同在一排，故同班的人都很欣羡；其实我的成绩远不如他们两位。一九一四年，他们二人又同时被举为SigmaXi会员，这是理科的名誉学会，得之很难；他们两人同时已得PhiBetaKappa的“会钥”，又得SigmaXi的“会钥”，更是全校稀有的荣誉。（郭复先生也是PhiBetakappa的会员。）
明复是科学社的发起人，这是大家知道的。这件事的记载，我在我的《藏晖室札记》里居然留得一点材料，现在摘记在此，也许可供将来科学社修史的人参考。
科学社发起的人是赵元任胡达（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杨铨任鸿隽金邦正章元善。他们有一天（1914）聚在世界会（CosmopolitanClub）的一个房间里，——似是过探先所住，——商量要办一个月报，名为“科学”。后来他们公推明复与杨铨任鸿隽等起草，拟定“科学社”的招股章程。最初的章程是杨铨手写付印的，其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