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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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逼上梁山(3)

这段话使我感觉他们都有一个根本上的误解。梅任诸君都赞成“文学革命”,他们都说“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他们赞成的文学革命,只是一种空荡荡的目的,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没有下手的途径。等到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他们又都不赞成了。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之争而已”。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应该有“他方面”,应该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面”是什么方面呢?究竟那“大道”是什么道呢?他们又都说不出来了;他们只知道决不是白话!

我也知道光先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现在反对的几位朋友已承认白话可以作小说戏曲了。他们还不承认白话可以作诗。这种怀疑,不仅是对于白话诗的局部怀疑,实在还是对于白话文学的根本怀疑。在他们的心里,诗与文是正宗,小说戏曲还是旁门小道。他们不承认白话诗文,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白话可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

白话可以作诗,本来是毫无可疑的。杜甫、自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陆游的白话诗都可以举来作证。词曲里的白话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们还不能承认白话诗的可能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白话诗确是不多!在那无数的古文诗里,这儿那儿的几首白话诗在数量上确是很少的。第二是因为旧日的诗人词人只有偶然用白话做诗词的,没有用全力作白话诗词的,更没有自觉的做白话诗词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还不能光靠历史材料的证明,还须等待我们用实地试验来证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说:

总之,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但白话诗尚不多见耳。古之所少有,今日岂必不可多作乎?……

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高腔京调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调著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则诚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日之高腔京调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高腔京调之不幸也。……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亚,即当时唱京调高腔者乎?……与莎氏并世之培根著《论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两种本子;书既出版,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当赖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则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传诵耳,不足轻重也。此可见当时之英文的文学,其地位皆与今日京调高腔不相上下。……吾绝对不认“京调高腔”与“陶谢李杜”为势不两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学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京调高腔的陶谢李杜,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何也?时代不同也。

4.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游》《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龛,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

此四者,乃适梦想中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也。

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颇能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我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棘荆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轻重。”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封信是我对于一班讨论文学的朋友的告别书。我把路线认清楚了,决定努力做白话的试验,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我的主张的是非。所以从此以后,我不再和梅任诸君打笔墨官司了。信中说的“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也是我当时心里感觉的一点寂寞。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