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漆器反映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观念
在漆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其功能不断完善，也在表达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精神追求。因而，漆器不只是实用的物品，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注入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纵观漆器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而这些风格更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早期漆器黑红交织的图案表现了特定时期社会性的巫术礼仪在人们观念中的神秘；汉代漆器丰富多彩、蒸蒸日上，与大汉的宏伟磅礴极其吻合；唐代漆器螺钿盛行、装饰华丽的艺术风格与大唐富丽堂皇、气吞万里的时代风格相一致；朴素无华的宋代漆器则表现了宋代人们推崇理学、提倡节俭、行为规范的鲜明个性；明清漆器争奇斗艳、纷繁复杂，与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殷实，达官贵人炫耀富贵、追求繁缛的社会风气极其相似。漆器不仅包含了材料的自然美、工艺的装饰美，还有重要的精神美，这不正是不同时期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的反映吗？
三、漆器是研究工艺美术史的重要资料
漆器是人类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是一门重要造型艺术，更是古代工艺美术史上光辉灿烂、举足轻重的部分。漆器绵延数千载，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庞大、种类丰富、造型各异的物质器具，为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漆器在古代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人们以拥有漆器为荣，并在漆器上留下文字记录，为工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而且，古代在手工艺部门实行物勒工名的责任负责制度，在漆器上烙印下工种、姓名、地点、部门等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进一步来印证、填补史书的记载。
四、漆器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漆器作为古代重要的手工业产品，起起伏伏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因而成为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首先，漆器由用笔描绘发展到用刀雕刻，反映了制漆工具的改进，铁质生产工具广泛使用，生产力不断提高。其次，漆器是赋税的来源之一。根据史料记载，周代民间产漆要征收1/4的赋税，汉唐宋也都将漆器列为重要的税收实物之一。而且历代都对漆树的种植十分重视，国家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第三，漆器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早在汉代，漆器就有了国营和私营之分。到了宋代，民间漆业更是得到广泛地发展，开设了很多的漆行和漆店。明清时期，除了官办的漆作之外，江、浙、蜀、粤、闽、晋等地的地方漆器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在市场上大量出售，反映出当时商品生产的繁荣。
第七节漆器的世界影响
跟纺织丝绸技术传播一样，中国漆器及制造技术也是由中国直接或间接传向世界各地的。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漆器工艺就开始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根据越南近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前5世纪的东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文明就在东南亚、西亚传播进行文化交流，并带去了先进的铁器和漆器制做工艺。
西汉时期，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的巩固，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漆器不仅是贵族生活的必需品，也作为礼品或商品进入周边临国，如朝鲜、蒙古等。在朝鲜北部出土大量汉代四川广汉郡官漆作坊生产的纪年铭漆器，记有元始三年和元始四年蜀郡漆工的铭文。蒙古的诺固乌拉古墓也出土汉代纪年铭金铜扣漆器，有漆杯、漆盘等，大多是蜀郡漆工的作品。
到了唐代，国力强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丰腴绚丽的大唐漆器受到外国友人的欢迎。大量漆器以及夹纻造像、金银平脱、螺钿等髹饰技法流传日本，日本正仓院至今还收藏着唐代漆器，有“金银平脱古琴”、“金银平脱八角镜”、“银脱墨斗”、“鸟毛立女屏风”以及柜、盒、盘等漆器，奈良唐招提寺供奉有鉴真圆寂时其弟子制作的夹纻“鉴真坐像”，是漆艺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见证。《新唐书·骠国列传》中记载，骠国（即缅甸）国王雍羌曾派遣其弟舒难陀率国家乐队至成都，他们所用乐器中的牙笙、三角笙等都作了髹饰。缅甸与我国云南接壤，可见，当时两国在髹漆工艺方面的交流。
宋元期间，日本又从中国引进剔黑、剔江、戗金漆器，备受推崇，如京都龙翔寺珍藏张成款绶带鸟纹香盒，被日本指定为国宝。镰仓时代，日本匠师模仿中国雕漆进行生产，称为镰仓雕。
明代永乐年间中国使臣出访日本也曾带去大量漆器。而日本在仿制中国漆器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反过来回传中国，对中国髹漆工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明代杨埙、方信川、蒋回回等都是仿制日本描金洒金等漆器的著名漆工。明末，居住长崎的中国剔红匠师欧阳云台的作品在日本很受欢迎，被誉为云台雕。中国漆器匠师还在日本传授朱砂的制作方法，促进了日本剔红漆器的发展。
漆器还经中亚、波斯、阿拉伯，向西传到欧洲一些国家。新航路开辟后，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等不断把中国漆器贩运到欧洲，深受欧洲人的欢迎。当时传入欧洲的漆器大多是屏风、家具和花瓶、酒具、茶具等，其中不少珍品现藏于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内。康熙时法国传教士李明等还曾在寄回本国的书信中介绍了中国漆器生产技术的情况。17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先后成功仿制中国漆器。18世纪英国著名家具工艺家汤姆·齐平特曾参考中国漆家具进行设计，并采用上好的福建漆，饰以龙、花草、佛像、塔等纹样，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盛行一时，因而开创了所谓的“齐平特时代”。当时法国的罗贝尔·马丁一家漆器作坊的制品享誉欧洲大陆。随后，德国、意大利的漆器业相继兴起。最初，欧洲人生产的漆器风格仍旧带有中国特点，欧洲人称之为“洛可可”艺术风格，就是中欧混合体。1852年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上有“中国漆器”的记载：“漆器因其表面涂有从树液体中提取的生漆而得名。漆器的高贵，制作工艺的复杂，需要几十上百层的修饰、阴干和退光步骤。这些漆器使用纯天然大漆，装饰精巧考究，手工式的加工工艺令人叫绝。”
和漆器一起，我国的桐油也从16世纪经葡萄牙人输入欧洲。在这以前，欧洲人从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已经知道了桐油。由于桐油的干性比亚麻仁油强，所以19世纪后半叶我国桐油运到美国后，便用来代替亚麻仁油制造油漆。1902年美国才开始种植桐树。
总之，漆器工艺的发明，极大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
知识小百科
漆器方面的著作
在我国古代长时期的重道不重器的儒文化氛围中，器物的制作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在历代的官方典籍和正史中，对于匠人的成就与贡献的记载极为少见。作为传统手工艺的漆器也是如此。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第一部漆器专著是五代时期青州藏书家朱遵度撰写的《漆经》数卷，但是已经失传。现在留存下来了第一部漆器专著，是明代漆工黄成著成的《髹饰录》。“髹”即涂刷之意，“饰”即装饰之意，它包含了镶嵌、雕刻、磨绘、描绘等等诸项技艺，含义十分确切。该书中全面叙述了自尧舜至明代漆器的各种技法，为古代漆器的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是后人研究古代漆器的种类、技法及发展历程的唯一史料。
黄成，号大成，安徽新安平沙人，是明代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一位非常著名的漆工。徽州漆工艺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徽洲的士大夫多由盐业起家，拥有巨赀、生活奢靡，习染成风，大到住宅房屋，小到生活器皿，无不讲究称心悦目。而安徽又盛产漆料，因而漆工艺人为投富人之所好，争奇斗巧，精益求精，因而徽州多髹漆能手。他们用胎鹿角灰打磨，用金银粒和蚌片嵌成各式花样，精美华丽，“皆绝古未有此”。黄成就是其中之一，《格古要论》和《清秘藏》称其剔红技术匹敌官营果园厂，称其为“一时名匠，复精明古今之髹法”。
《髹饰录》是黄成系统整理和总结前人及自己的实践经验而写成的。全书分为乾、坤两集，共18章186条。“乾集”主要讲漆器的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的禁忌；“坤集”主要讲漆器的分类和各个类别的形态、制作、髹饰和修复方法，把漆器分为色质门、纹门、罩明门、描饰门、填嵌门、阳识门、堆起门、雕镂门、戗划门、斒斓门、复饰门、纹间门、裹衣门和单素门共14大类。
《髹饰录》根据漆器特征和工艺特点为髹饰工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同时也为品种繁多的漆器定名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这部著作虽然讲的是明代漆器但又不限于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更早的制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工史的重要文献。书中记述各种漆器的形态和作法，其中有不少是现在已失传的品种；关于漆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漆器生产的基本工艺流程和应避免的弊病等方面的内容，也都很有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对挖掘、整理、继承和发展传统漆器工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髹饰录》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祖国漆工艺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彩。
明天启五年（1625年），浙江嘉兴西塘名漆工杨明（字清仲）为《髹饰录》撰写了序言，并逐条进行注释，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髹饰录》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很可惜在国内早已失传，三四百年来只有一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直到1927年，此书才由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根据日本抄本刊刻行世。著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先生因《髹饰录》“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遂进行诠释解说。经过10年的努力，1983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王世襄先生所撰《髹饰录解说》，1998年修订再版。《髹饰录解说》对《髹饰录》作了精辟的注释和讲解，并引用考古发现和传世漆器213件，插图30幅，书后附漆工术语和漆器门类表，使之内容更加详明完备，现已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经典之作。
除了《髹饰录》以外，春秋的《考工记》、汉代《淮南子》和《盐铁论》、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和文震享《长物志》、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等，都有关于漆器及工艺技法较详细的记载。此外，历代史志都将漆器作为一个门类加以修订，如《汉书·食货志》中就有论述漆器的专门篇章。近代郑师许《漆器考》、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等也是考证漆器的代表性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