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
迄今为止，有关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研究，其注意力多集中于起义、讨伐和招降等问题上，而忽略了抗日武装斗争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以及基于这种联系，日本殖民者所采取的对策。下面我们将从台湾总督府谋求确立治安秩序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并分析由此引发的总督府面对福建的“对岸经营”活动。
一、台湾抗日运动及其与大陆的关系
甲午战后，日本攫取了台湾，但由于遭到台湾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于1895年10月21日进占台南。11月18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如释重负地向大本营报告：“今本岛全归平定。”
然而，就在日本人打算欢度其在台湾的第一个新年之时，台北城外的枪声打碎了他们的迷梦。1895年底，北部各地的抗日武装集团首领陈秋菊、詹振、林李成、林火旺、胡嘉猷等秘密商议，决定乘元旦日人松懈之机发动起义。他们袭击宪兵屯所，包围宜兰，直指台北，响应民众达两万多人。由于台湾总督府从日本国内调集军队，进行报复性大讨伐，起义最终失败，但北部各地的战斗却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南部，柯铁等人推简义为首，在铁国山聚集各路人马，号称天运元年，决定将日军牵制在中部地区，然后乘虚分袭南北两路。他们围歼日军侦察队，包围南投，袭击斗六，突入鹿港，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南部的温水溪、十八重溪、蕃仔山地区，黄国镇等12人号称“十二虎”，率部进攻嘉义，袭击各地派出所和弁务署；凤山地区的林少猫、下淡水溪右岸的魏开、陈鱼等，也接连攻击宪兵屯所及阿公店、赤坎、阿莲等地。
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迫使台湾总督府调集大量兵力进行镇压，军费开支节节高涨。1896年的台湾岁出预算，支出2339万元，军事费为1267万元，占54.1%，1895年至1904年间，各种民政费用中，警察费的比例高达40%-50%，其中还不包括有关警察的其他各种费用。而这一时期的台湾财政主要是依赖日本国内特别会计补助来支持的，这就给日本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为了开发台湾资源，总督府所致力的土地、户口调查和对日本国内资本的招徐，也由于台湾社会治安的动乱而困难重重，失败、悲观论调嚣尘直上，正如总督府官员横贝次郎所说的：“台湾统治相当困难，土匪横行、行政无法贯彻，…故以一亿元将台湾卖给法兰西的意见，在朝野间相当盛行。”后藤新平也承认：当局者陷于相当的“苦境”。有鉴于此，台湾总督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力图迅速扑灭抗日武装力量。就在日本殖民者苦思焦虑谋划对策的时候，他们的情报网很快就发现，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斗争活动，与对岸的福建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衰成败，是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早在林李成、詹振等人在台北附近策划大起义时，台湾总督府就事先接获情报：“厦门附近不逞之徒航海来台，将谋举事。”保良局也报告说：“夏秋之战败北而潜伏于关渡、沪尾、基隆、新竹、大嵙嵌、三角涌或新店等地者，此次与厦门地方新来的不逞之徒相汇合，在阳历元旦我内地人（日本人）祝新年醉酒之机举事。”但总督府认为是无根据的流言而未予置信。以后事实表明，这些情报是正确的。1897年台湾人民国籍决定日，北部地区爆发又一次大起义，义军首领詹振事前派遣池肚前往厦门，“催促应援之兵”，池肚与原台湾营官林良一同招募数百人潜返台湾，与陈秋菊、詹振部会合，然后散处各地，或伪装成茶工，或将埋藏的枪支弹药取出，于5月7日大举进攻台北。以上可见，台湾北部的两次大起义，均与对岸福建省有关联。
在中部，柯铁、简义等人集结各地义军于铁国山聚义。在此前夕，总督府已得到情报：“曾由台湾逃遁福、厦、泉、漳等地流寓之顽迷之徒，为发泄其不逞之郁闷，捏造一种妖言以之在岛内散布，且将兵器弹药等重要物资秘密输送到此贼巢，频频煽动匪类蜂起。”此外，以宜兰地区的草湳庄、小金面庄、猴洞尾庄等地为根据地的林火旺、蒋老福、林小花等部，“其枪支弹药则由在清国的林李成，许绍文两人送来，自头围堡头围港附近沿岸秘密输入”。
在南部，林少猫、黄国镇等部，与各地抗日义军保持联络，试图进攻嘉义，消灭日本军，以“回复清政”。他们也同样与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台湾宪兵队报告：“台南陈某在去年中（1897年）赴清国北京，两度向清国政府陈情，抨击日本政府在台湾的失政；又游说驻清俄国公使，唆其应取台湾。其他近来台湾匪首渡厦门者，自清民获赞助，再归来为台湾匪贼助势者不少。此类传说，充斥巷间。”1898年8月，从厦门获取资金和武器后秘密返台的林少猫，率义军在万丹与日军展开激战。同年12月，再次联合万峦社的粤人，凤山厝庄的闽人及万金地区的番人组成抗日联军，英勇抗击日军。
台湾总督府所保存下来的资料中对抗日运动与大陆的联系有更详尽的记录。以1899年下半年北部地区为例，其情形如下：
1.1898年9月3日，士林支署长在一份“土匪状况内侦报告”中说：“匪首简大狮部下林老赤当时不在北山，依匪徒的传言，为购买铳器弹药渡航去清国福州。”
2.1899年6月24日顶双溪弁务署长报告：“与林李成（现在厦门）最保有关系者为林庆、卢阿野、王秋煌、王石头、赵四贵、林火旺等，早已由清国来信。”
3.1899年7月21日新埔弁务署长报告，“鉴于简大狮有潜回归台之意向，严控巡逻红毛港等附近海岸，并特别注意游民、鸦片吸食者及密航船舶等，但迄未发现异状”。
4.1899年7月23日，据邱心源自厦门获得的情报：“林李成、陈博于六月下旬由清国泉州乘商船，在台中县鹿港登陆，并曾赴台南、凤山向降匪索取经费，闻将于八月上旬经台中、新竹来台北密会降匪。”
5.1899年7月23日大稻埕支署长报告：“简大狮与部下三人于旧历四月由漳州归台……简在厦门有部下两三百人，正准备待机渡回台湾。上述风说固不足信，仍报请参考。”
6.1899年7月25日基隆弁务署长报告：“有携带卢阿野、林李成之密书将渡航厦门者，为缉捕此人，水返脚二课长向山警部已赴淡水。”
7.1899年7月25日台北县知事发出通知：“归顺匪首卢锦春者假装恭顺，与林李成及在厦门简大狮暗通之形迹明显，本月二十四日逮捕同党十二人，正调查中。”
8.1899年7月25日台北县知事的另一项通知强调：“匪首林李成、林维新、林庆、王秋煌等四人由于卢锦春已被捕，且追缉严密，图谋逃遁对岸为必然之势，为此淡水、基隆、旧港等应随时警戒，千万不得疏忽，其他地区亦应提高警惕。”
9.1899年8月6日顶双溪弁务署长报称：“（在厦门之原匪首）游金龙称：为招募部下一千人，小匪首两人已于七月卅日出发，自厦门来台。”
10.1899年10月17日台北县警部长通告：“（活跃于金包里一带的匪首）王秋煌等似有逃走对岸之形迹，请加注意。”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发现。台湾抗日武装斗争在其爆发之初（至少在1900年以前）就已显现出下面几个基本特点：其一，福建是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资金和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其二，台湾抗日武装集团与在福建的流亡首领间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并接受其指导；其三，在得到对岸物力支援的同时，台湾抗日武装力量还得到了来自福建的人力支援，譬如总督府曾发现“清国人身份不明者数百人托词茶工或打工而渡台，忽然晦其形迹，有潜入匪群的迹象”。其四，福建成了台湾抗日分子的理想庇护所，在斗争失利时，抗日首领（如着名的简大狮、林李成、林少猫、许绍文等），往往逃至大陆躲藏，尔后又伺机潜回台湾，继续指挥抗日斗争。上述特点集中反映出，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大陆的支持分不开的。
二、殖民当局对两岸联系的防范与阻隔
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与福建省之间的关系如此之深，引起了岛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指出：“由来福建地方与台湾有旧母国的关系，福建人民的好恶对台湾岛民的安堵及全岛统治影响不少，特别如厦门，作为苦于无良港的台湾之良港，数百年为台湾岛民所利用，因缘最深。”“台湾本作为福建省之一部分而存在，岛地之人大抵皆由福建移民而来，所谓土匪者，亦明为逃入岛地的福建人。由是之故，台湾当政者不可独将台湾放在眼里，若欲平定土匪，必须多少慑服对岸的厦门人。”因此，他们认为，仅仅将眼光放在岛内抗日武装集团之讨伐而忽视对岸支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对岸的安危与台岛直接休戚相关，故对岸形势不可一日等闲视之”。
实际上，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抗日运动与大陆的联系一开始就有所注意。首任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在日本国会回答议员质询时曾指出：“土匪骚动时，常有中国戎克船自厦门方向将火药等送来台湾。”后藤新平也十分关注流亡厦门的抗日首领动向，他在1899年7月10日指示台北县知事村上义雄：“林李成在厦门期间，曾与简大狮会晤数次为事实，或仍有书信之来往；林维新系林亦周异名同人，若有动静，希即急报。”而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更政策性提出：“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为了因应局势，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首先，加强对福建沿岸及内地的了解和侦察活动。台湾总督府中的许多官员都曾在福建任职或侦察旅行，如田中谦介曾于1879年派驻福州，1881年7月，经连江、白石、沙埕、福鼎、福宁至福州旅行，“蒐集兵要地志资料”，甲午战后，受大本营派遣到台湾，“倾其福州时代之丰富经验，担当领台之事”。曾于中法战争期间在福州从事间谍活动的山口五郎太，随桦山资纪赴台后，“协助领台军务，据说由于他在厦门时与该地法国人相交，故专任谍报勤务之责”。同时，台湾总督府还直接派遣人员到福建实地侦察，如总督府参谋长黑冈带刀，于1898年“被命出差华南到福州，踏查福建兵要地理，以资我对对岸之防备”。楠濑大佐也渡海“巡视华南，从厦门至福州”，并且会见了增祺和李兴锐等地方要员。另外，他们还利用台湾人中的败类充当间谍，如周步蟾、邱心源之流，他们经常出入厦门，搜集情报，提供给台湾总督府。
其次，竭力堵截海峡两岸的武器运送渠道。来自福建的武器弹药支援，是台湾抗日武装集团坚持斗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因而引起台湾总督府的加倍防范。他们在台湾沿岸强化对港湾和船只的管制，加强水上警备，检查民船，没收枪支弹药，逮捕可疑分子，并根据探得的情报，通知各口岸，随时予以拦截。以下一例便很可反映日本殖民者的高度警觉和严密防范：1903年初，日人逸见勇彦从广东到台湾，由于他一身中国人的打扮，引起了台湾警察的怀疑，于是如临大敌地派宪兵包围逮捕，幸遇一国内同窗在此任巡查，方才获释。
据记载：“由于土匪供给的火药，盛行秘密输入，尽管警方如何取缔，进行严密探查，仍无法了解其根据地，正当当局者大力注意之时，君到达此地，既无土民规定的旅券，亦无照片，其面貌、态度，恰如秘密输入武器弹药的主脑者。”上述险遇表明日本殖民者对对岸秘密输入武器是如何的神经紧张。专门负责此事的总督府官员是松本有信，通过种种情报分析，“揭露欧美诸国特别是英国频频向中国送秋波，将诸种军需品秘密输入台湾，受命予以防止之艰难任务。其以多年华南之经验，决定对策，使用了许多中国密探，最终达其目的，使台湾土匪尔后断绝兵器供应之道，最终全然结束”。此处言在松本任内断绝了对岸武器供应之道，属夸张之言，因为在此之后，仍有武器从福建输入台湾。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台湾总督府对如何阻绝海峡两岸的武器运送渠道，确是费尽了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