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些台湾人的交流是很随意的，很自然的，有一对一的访谈，但更多的是多人在一起的闲聊，有时只有一个台湾人，他就必须应对不同的大陆人对台湾的好奇；有时只有我一个大陆人，我就能够轻松地作为旁观者，他们最初还会对我客气和礼貌，但不久他们就会忍不住讨论台湾人自己喜欢的话题。在绝大部分交流时，我没有像一般的博士论文作者准备一系列问题来一个深入访谈，这样也许可以很快找到对论文有利的答案，但这样刻板的访问，常常让被访者在紧张的状态下进行职业的回答。相反，笔者在与绝大多数台湾人交流时，彼此都是比较放松的，所谈的话题也是兴之所至，各取所爱。在这样的交流气氛下，谈话者都可以以接近“原生态”的方式表现自我，有争论，有切磋，有交集，有笑声。我特别喜欢那种不时有笑声的交流，这种有笑声的交流常常是交流者最愿交换信息的交流，也是最有效应的交流。
我对台湾非常多问题的认识来自这些交流，至少是在这些交流启示下改变了我对台湾的看法。比如我曾认识到台湾媒体被政党色彩光谱化，曾得意于发现了台湾舆论的走向不仅被政治人物所操控而且取决于事业团队的竞争。直到2007年，我和尹乃菁的经纪人交流时，才惊奇地发现他们也是《大话新闻》郑弘仪的经纪公司，许多极绿极蓝的政治名嘴都同属该公司的麾下，他们同时经营着《大话新闻》、《龙凤配》等极蓝极绿的政论节目。我十分好奇他们这些名嘴和团队有没有互相交集？他们的舆论议题有无共享？他们的神秘爆料有没有事先透露？这些工作团队的政党倾向是否真的认同谈话节目的调性？他们的酬劳是根据什么发放的？经纪公司十分友好地回答了我一系列的问题，并告诉我十分难忘的一句话：“新台币是没有颜色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专业团队对舆论的介入已经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大部分民众只看到电视节目的大打出手，水火不兼容，却不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幕后却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左右手互搏，无论蓝绿谁当政，也无论哪个节目收视好，按下葫芦涨起瓢，经纪公司是不会倒的，这使我对台湾舆论生态和政治生态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再如我曾接触一位来自台湾南部的地下电台主持人，谈起他为什么会改变“台独”主张而认同“一国两制”。他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东南亚某国，恰逢中国总理出访，他看到红地毯从机场一直铺到城里，问当地的市民为什么铺这么长，答曰中国总理来了，再问别的国家总理来了会不会铺这么长，对方摇头，他顿时悟道：原来是“老大”来了，他一下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是一等公民，从此大力向南部民众用地道的闽南话宣传统一以后做中国人的好处。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逻辑的确是符合台湾中南部农民的思维，对于台湾中南部农民用官方语言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们是听不进去的，而一句“老大来了”这样的句式，才是最适合他们口味的舆论。
走向历史现场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现场”就是目前我从事的职业——媒体，媒体不仅是最为活跃的舆论主体，也是影响力最大的舆论传播工具，尽管我是在大陆媒体工作，与台湾媒体大相径庭，但纵然二者千差万别，毕竟还都是媒体。从我与台湾媒体的合作交流看，我发现我们仍然有许多共同语言：从新闻的选题，到标题的拟定，再到编辑的审核，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新闻来源的核实、SNG车的运用、直播公共信号与单边信号的分配、节目的编排、字幕的运用、嘉宾的取舍、收视率的调查、记者工作量与绩效的考核……仍然有共同的术语和共同的难题，也有共同的规律可循。我们对彼岸新闻从业者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也比一般民众能够更看透彼此舆论背后的规则与运行机制。我不能不说，同样是看台湾电视，我不仅能比一般的大陆民众看到更多的东西。甚至能比一般的台湾民众看到更多的东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是一名媒体从业人员：我知道媒体的基本运作的环节，从而不被舆论的表象所迷惑。为什么走向历史现场可以引发兼具历史感和现场感的学术思考？是因为历史感的培养未必全部来源于历史，它同样可以来源于“现场”，而这个现场未必就是历史事件真正发生的“现场”。马克·布洛赫就一直强调“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他以自己为例，尽管他多次读过或叙述过战争，却直到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对战争有了真正的理解。谁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是规模、武器，都与古代战争相差甚远，但作者却只有亲身经历了这一现代战争，才能对古代战争的“惨败”和“胜利”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同样，笔者虽不是在台湾从事媒体和舆论工作，但是在大陆从事媒体和舆论工作的经历，却使笔者对台湾舆论的理解有了更近的距离。所以说，笔者所从事的职业同样是理解台湾舆论的另一种意义的“历史现场”。
当然，走向历史现场，最理想的状况还是能够回到历史事件曾经发生过的地点和环境，在这样的地点和环境，有可能把一切“现场”的“点”集中起来，可以感受当地的自然风貌和地理气候，可以在当地和当地人们交谈，可以在当地看当地的电视，甚至在当地看当地的文献也会和在异地看当地的文献大有不同。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有幸分别于2004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两次踏上台湾，虽然两次都只有十天的短暂停留，但它们使我对台湾的理解都具有点睛之笔的意义。
走进台湾，使我对台湾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如何影响台湾人的文化性格有了直观的感受。当我来到台湾的中央山脉，看到许多小溪的河床裸露着一颗颗鹅卵石，这才知道由于山脉横贯南北形成中间突起东西狭窄的地理结构，一旦山洪暴发，洪水便往东西两个方向排泄，没有湖泊可聚集，很快就流向大海。由于既没有持续不断的水源也没有蓄水的地形，平时的小溪就是一条“干河”。我相信这样的地理会培养台湾人特殊的性格，比如刚烈，易激动，也易消褪，敢于打拼，豪爽，有爆发力，不信邪，敢于冒险，不计后果，勇往直前，先闯出去再说等等。广阔的海洋给了台湾人民博大的胸襟，但易涨易退的山溪水有时也会产生易反易复的小人。再比如：2006年“百万倒扁”运动“红衫军”的走上街头，很像这种山洪暴发，而死不下台的陈水扁认定“头过身就过”，大概也是看透了这种“山洪”的易涨和易退。
走进台湾，使我对台湾的街头政治的政治文化有了切身的感受。以前吃过从台湾移种在厦门的莲雾，觉得并不好吃，一直奇怪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吃莲雾，直到在高雄的六合夜市买了黑糖莲雾，那种水果的甜，彻底颠覆了我对莲雾的感觉。其间吃到许多好吃的水果，比如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甜的梨，从而感佩台湾果农改选品种的能力和精神；在台南的许多夜市上，看到许多摊点上摆着政治人物与摊主的合影，成为摊子的招牌广告，才切身体会台湾选举时的扫街拜票为什么要走到小摊里来。在大街的摊子上吃小吃，和酒店里吃小吃感觉大不一样，难怪台湾媒体批评马英九总吃便当而不到街上吃小吃拉远了与台湾民众的距离。如果在大陆，一个吃盒饭的官员本来是一个平民的形象，可是在台湾，在车上吃便当的马英九就会被南部民众不认同为“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