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9”枪击案的发生地，我没有兴致模拟和想象枪击案发生的情形，相反吸引我的是两边的骑楼和商业街。街并不宽，我这才明白站在车上的陈水扁和吕秀莲可以这么近地和两边的民众接近，民众和车几乎混在一起，乱成一团，便于开枪，也便于逃遁，这就是政治人物在选举时讨好民众的最佳途径和最容易发生故事的现场。在台北，朋友好意安排我们在赵建铭内线交易的事发点——一家着名的日本料理店用膳，不起眼的外观，里面却装饰豪华，私密而高档，让我见证了幕后交易的现场。
走进台湾，使我对台湾的政治人物与民众的互动有了亲身的体验，从而了解在这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里政治人物的生存智能和惨淡经营。在“立法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王金平“院长”特地请假从接待外宾的活动场所赶回来和我们一行见了面，而是在等候期间，“立法院”参事、王“院长”秘书特别是始终微笑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对我们的照顾，见我们站在走廊一再邀请我们进去喝咖啡吃茶点。温馨而得体的举止让我见识到王“院长”手下人的待客之道，体会到政治人物的公关形象不但在于自己也在于自己身边人，不但在于外界的曝光，也在于每一个和人打交道的细节，从另一个侧面体会到王金平的工作作风和理解王金平人脉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因为不仅是我们，另外一拨等候拜见王“院长”的不知哪里来的乡亲，也同样受到礼遇。
走进台湾，使我对台湾的选举文化大长了见识。和一些“立法委员”的饭局也同样让我大开眼界。不断有人离席也不断有人进入，他们直言告诉我，当“立法委员”命最苦，一个晚上吃五个饭局是平常事，特别是年终尾牙宴期间，请客的希望有“立法委员”到场来提高排场，被请的“立法委员”不敢轻慢任何一个做东的，害怕失掉任何一张选票。“票就是这样一张张积累起来的”，同桌的蓝绿“委员”互不见外，跑了五六场还没吃饱饭，感叹现在还好，到时“立法院”改选，单一选区只有两个“委员”，“那还不要把人跑死”。这就是台湾特殊的选举文化和社交文化。
走进台湾，使我对台湾的泛政治化的政治文化有了切身的体会。2004年“大选”前，从南到北每个城市的户外广告包括沿街的电线杆都挂满了候选人的广告，让我感受到台湾的泛政治化如此浓厚，也让我发现台湾经济的衰退，因为最好的户外广告位置都被政治广告占领了，看不见商业广告，除了证明政治广告的购买力强，还证明商业的不景气。几个造势晚会给我的印象是灯光、音响非常专业，说明有支专业的队伍在服务。造势晚会除了政治人物上台亮相，就是一些明星上场，也有民众自己的舞龙舞狮，把造势晚会变成一个嘉年华会。晚会的旁边还有医务人员义诊，这也是拉动人气服务乡亲的手段。台湾政治文化的娱乐化现象值得关注。
走进台湾，使我对台湾普通民众对台湾政治文化的感受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在台湾中部，我和一名来自南部的小公务员和中学教师在湖边泡他们带来的茶，聊起选举时的劳民伤财，聊起老师们已不知道该怎样教学生历史，他们说自己都弄糊涂了。在高雄我问一位出租车司机看哪一个台的电视，他说什么都不看，看了生气。我再问他是蓝还是绿，他反问：“我爸爸是河南人，我妈妈是山东人，你说我是蓝还是绿？”
走进台湾，使我对台湾与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异同可以进行体验式对比。在台湾南部，刚好和三个初中生的“毕业之旅”旅游团在同一个地点吃饭。他们吃完离去后，我到每一个餐桌看了看，发现哪些菜吃得精光哪些菜几乎一动未动，联想自己女儿的饮食习惯，对比两岸孩子的饮食差异。而在日月潭时，我们这个大陆团的几位北方客人与台湾导游发生了争执，北方人一路上充满了不屑：“不就一个水库吗？大陆随便拿一个小湖就比它强多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这几位北方的大陆游客多了一份陌生，而对台湾导游更近了一些距离……斯土斯民，只有走进台湾，才能对它在心灵、情感和理性上有更深一层理解。
让本书受惠良多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长时段的写作”。1958年，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描述了历史中时间节奏的多重性并优先重视了最为缓慢的节奏——即结构的时间节奏。”长时段概念的提出，不仅改变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改变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如今，在对长时段理论的批评与改进中，长时段概念已被史学界广为接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长时段不是包医百病的历史分析工具，但是许多历史领域，只有运用长时段理论才能予以突破；许多历史现象只有用长时段概念才能予以解释；那种被显而易见的表面事件所掩盖的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得以显现，长时段这一方法成为人们进一步把握历史时间的手段。长时段理论对本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对台湾的舆论议题研究，笔者就没有陷入对那些时过境迁的舆论议题的纠缠，而选择了长时间一直影响着台湾社会的三大舆论议题——“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以及“统独议题”进行讨论。笔者并不是把光复以来的台湾舆论议题看成是一个几乎不变至少是变化缓慢的历史，相反，这三大议题60年历史变迁中有着显着甚至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本研究重点考察这三大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的各自演变与相互转换及其阶段性与要素性特点。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发现，不仅考察历史对象需要有一个长时段的区段，而且进行历史研究本身，最好也要有一个长时段的积累，这实在是笔者歪打正着的收获。由于种种原因，笔者的博士论文写作一再延宕，但这不得已的选择却让本研究受益良多。笔者发现，每推迟一年，笔者对台湾舆论就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2003年笔者发现了台湾舆论“沉默的螺旋”现象，仅想以台湾的舆论现象来验证“沉默的螺旋”理论；2004年笔者又发现了台湾舆论的“双声道”现象，对“沉默的螺旋”进行修正；2005年笔者从台湾舆论总结出舆论的层级效应理论，2006年笔者发现了台湾舆论的媒体即政治现象，舆论的专业人士从幕后走向前台；2007年，笔者从台湾舆论的议题研究深入到台湾政治文化研究。也许是笔者的才疏学浅，笔者不由地质疑历史学博士研究生的三年学制究竟有无合理性，以笔者的实践看，几乎每过一年，笔者对台湾舆论的认识就比往年进一步，甚至觉今是而昨非，对过去的认识进行颠覆性的否定。这固然和台湾的舆论正在变化有关，但更多的是笔者对历史对象的心智有一个成长期，这绝不是简单靠勤奋就可以缩短时间，研究历史的长时段可能需要历史研究自身的长时段。
最后，特别要总结的是，本书所有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来源于两大学科，一个是有着深远渊源和深厚积累的古老学科——历史学，一个是充满诱惑、充满挑战的新兴学科——舆论学。本研究分别从前者枝繁叶茂的沃土中吸取营养，从后者亟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找到灵感。令人惊叹的是，在本研究中，来自不同理论体系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舆论学研究方法居然可以如此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相得益彰（如果有生硬之感的话，那只是笔者的功力不够，而绝不是两种方法论的龃龉），证明了无论是古老的学科还是新兴的学科，二者都因界面的友好而有广阔的开口和无限的远景。由此笔者相信，跨学科的结合必有善果，在历史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语言学、历史文化学、心态史学、计量史学……这样一长串链条中，终将会诞生一门崭新的学科——历史舆论学。
一切还刚刚开始，甚至还尚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