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湾舆论研究领域
大陆对台湾的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陆有对台湾的传媒研究，但传媒研究不等于舆论研究）。迄今为止，大陆对台湾的舆论研究既没有专着，更没有标志性作品。而台湾也几乎没有以“舆论”为题的学术专着，但这并不表明台湾的舆论研究一片空白。台湾学者不喜欢用“舆论”这个概念，他们愿意用“民意”这一术语代替之（舆论与民意的概念并不等同，本书将在下一节“相关概念及理论”中对此详细讨论），比如李普曼的《舆论学》，在台湾就译成《民意学》。即便如此，以“民意”为题的学术专（译）着也不多，主要有：翁秀琪等译，《民意：沉默螺旋的发现之旅》；王石番，《民意理论与实务》；游盈隆，《民意与台湾政治变迁——1990年代台湾民意与选举政治的解析》；胡幼伟译，《解读民调》；郑贞铭，《民意与民意测验》；余致力，《民意与公共政策——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赖世培、丁庭宇等，《民意调查》；谢邦昌，《探索民意——民意调查技术之探索》；陈义彦、洪永泰、盛杏湲、游清鑫、郑夙芬、陈陆辉等，《民意调查》。
扣除译着，台湾舆论学的专着屈指可数。从台湾喜欢用“民意”来代替“舆论”，可以看出台湾的舆论界基于民意调查的学术倾向，这使得台湾的舆论研究偏向于实证与实务，这从上述专着的书名就可看出。
喜欢实证实务的研究倾向，使台湾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难以形成大部头的学术专着，而更多地表现为短平快的学术论文，而从这些论文的内容形成，更能看出实证与实务的研究倾向。台湾的舆论学研究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民调基础上的，论文中堆积着大量的图表，问卷的设计、统计的方法、结论的总结，这些构成了台湾舆论学论文的主体。
台湾舆论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广泛建立在民调的基础上，与台湾的民意调查业非常发达密切相关。据统计，目前台湾有60多家民调机构。众多的民调机构以及民调对社会生活的到处渗透，给舆论研究者搜集资料和数据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台湾，几乎任何一次选举、任何一个大事件、任何一个舆论议题都有民调，甚至有不同种类的民调。这样的民调资料可以像编年史一样每年都为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证基础。用数据说话，是台湾舆论研究者不二的选择。
数字比文字更不容易骗人，但在台湾，数字的公信力却打了折扣。多如牛毛的民调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背景。由于民调的泛滥，不断受到调查骚扰的民众不堪其累，拒接电话、拒绝回答的现象屡有发生，使民调的样本数越来越少，直接影响到民调的可信度。
特别要说明的是，开展民调是要花钱的。要让民调的样本数够大、问卷的设计更全面，需要的花费则更大，这使得只有有钱的机构才能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即使学者自行调查，选题和方向也受到提供课题资金机构的掣肘，所以客观与中立的理想值到底能坚持多少？学者们要想挣脱利益集团对民调的阴影，仍不容乐观。
台湾民调业的发达，是和台湾选举的发达分不开的。只有选举这个大利益，才能养活这么多民调机构，支付这么多民调成本。这使得台湾的舆论研究的选题大多和选举有关。
“选举实务”成为台湾舆论学研究论文压倒多数的选题，显示台湾“泛政治化”现象也在向学术机构进行渗透。台湾舆论研究的风气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而台湾民调又具有主题泛政治化、时间短周期性和结论偏功利性的特征。跟着民调走的台湾舆论研究也普遍具有如下特点：调查事件普遍单一，很少有比较研究和背景研究；调查时间普遍很短，一般跟踪几个月，很少跨年度；调查项目普遍简单，一般只针对事件的某一个特定项目。
由民意而民调，由民调而实证，由实证而实务，这一关系链条构成了台湾舆论学研究的基础模式。
故台湾舆论研究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第一，倾向实证实务的台湾舆论研究缺乏对台湾舆论的总体把握。由于民调总是一事一调、一题一调，其时空及议题都限制在微观与局部层次，因此，台湾舆论研究鲜有对台湾舆论的宏观把握，尽管某一个具体的实证研究可能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能，但客观上，台湾迄今没有出现可以给人有关台湾舆论总体想象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第二，倾向实证实务的台湾舆论研究缺乏对台湾舆论的长时段的梳理。台湾舆论研究绝大部分是共时态的横切面式的研究，历时态的舆论研究不是主流，跨度10年以上的台湾舆论研究几乎是个空白，更遑论对台湾舆论60年以来的梳理。
第三，倾向实证实务的台湾舆论研究缺乏对台湾舆论进行政治文化的解读。台湾舆论研究往往就舆论而谈舆论，普遍依赖数字说话，一般满足于民调结论，对无法用数字表现的政治文化自然忽视，而为选举服务的策略性研究更不愿也不必把研究引入政治文化层面，迄今为止，用政治文化系统全面地解释台湾舆论的研究亦属空白。
三、研究对象
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台湾的舆论议题。两岸对台湾舆论议题的研究除了前述台湾舆论研究普遍存在的缺乏总体性（系统性）、历史性（长时段）和政治文化性研究的薄弱环节外，还存在以下特殊的盲点：由于台湾舆论议题缺乏细化研究，没有对台湾舆论议题进行分门别类，以致一些论着在涉及台湾舆论议题时，往往笼而统之，混为一谈。特别是在有关族群议题方面，研究者往往将“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统独议题”当作相同的议题混杂在一起研究，尽管上述三大议题往往被泛绿阵营操弄成族群议题，但是其产生的缘起、发展的过程、议题的特点、作用的人群以及对应的政治文化上都有明显不同，而且上述三大议题常常互为表里，互为策应，互为转换。事实上，议题的操纵者特别希望混淆这三大议题，以便他们在三大议题上暗渡陈仓地相互置换，实现其政治目的。揭示这三大议题的不同及联系，有助于将台湾舆论议题演变及政治文化变迁的研究引向深入。遗憾的是，虽然理论界与实务界可能已意识到这三种议题不同，并出现用三种不同的概念命名之，但迄今为止台湾研究尚未对台湾舆论议题这三大体系进行系统地细化地历史考察，导致对这三大议题等而视之的误区。
故本书的研究对象——台湾舆论议题研究存在着一大盲点，即对台湾的舆论议题分类模糊且界定混乱。
综合上述讨论，本书拟从本研究的学科背景的一大空白处着眼，从研究领域的四个薄弱环节处着力，从研究对象的一大盲点处着手，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度上重新出发。
第一，将历史学与舆论学结合起来，尝试对历史舆论学的学科建设进行前期的案例式的摸索。
第二，将舆论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从台湾舆论的长期变化观察台湾政治文化的长期变迁，用台湾政治文化解读台湾舆论的本质，探讨台湾政治文化与台湾舆论互动关系的长期演变，并从台湾的个案研究中概括出舆论与政治文化互动的一般模式。
第三，将台湾舆论议题分门别类予以细化研究，探讨台湾舆论议题转化为政治文化符号的转换机制，考察与梳理“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统独议题”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三大符号的历史缘起、发展演变、当代特征及其对台湾政治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相关概念及理论
本节将按照一定的逻辑将本研究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理论作一番梳理。在介绍这些概念和理论时，本节并不满足于对概念的简单定义和对理论的简单说明，而是将之置于本研究的整个逻辑框架中进行讨论。
本研究遇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舆论”。
笔者对舆论的定义如下：舆论是由多数人表达，或向多数人传播，或在多数人反应的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关注。
这个定义反映了舆论的以下特点：
第一，定义强调了舆论主体的多元性。一切向多数人传播或在多数人反应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党团、政府、媒体等，都可以具备舆论主体的资格，只要这些主体能够通过受众或传播使对某一对象的“关注”获得“集合性”特征即可。过去，绝大多数舆论定义把舆论主体限定为“公众”，并明确排除政府、政党、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个人）作为舆论主体的地位，许多人正是由此认定“舆论”等同于“民意”。这样不但容易把复杂的舆论简单化，而且会将“操纵的舆论”正义化。事实上，特别是现代社会，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不断争夺舆论的主导权，无论是政府、政党还是媒体、意见领袖都在积极地制造舆论、参与舆论和影响舆论，揭示舆论主体的多元性，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舆论背后争夺与操纵的真相，有助于我们理解舆论的生成机制。只有认识到舆论主体是多元的、开放的，我们才能进一步分析台湾舆论怎样受到政府、政党、媒介和少数意见领袖的影响。本研究将在考察台湾政治文化对台湾舆论议题的影响时，讨论不同时期主导台湾舆论议题的舆论主体的变化。
第二，定义突出了舆论特性的“集合性”。它表明舆论是一种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不仅可以来源于主体，也可以来源于舆论传播的对象以及传播的途径。舆论的这种群体性，表明即使它是一个人的“言论”，也可以通过发言人的代表性或听众的广泛性或传播方式的大众性，使得这个言论不再是纯粹的自言自语，而变成一个具有群体性特征的行为。正是这种群体性特征使舆论可能与政治文化相联结，因为一种群体性行为往往是某种社会文化的反映，而群体性行为也反过来比个人行为更容易对社会文化造成冲击与影响。
第三，定义开启了舆论客体的“广延性”。这有助于我们扩大舆论客体的范围。传统的舆论定义对舆论客体往往予以限制，或者以不同的概念限定客体，或者用不同的定语对舆论的对象予以限定，以强化舆论对象的某种特征。
这样的定义限制了舆论客体的范围，比如强调事件和事务，那么观念就不构成舆论的客体，这就会把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排除在舆论客体之外，而事实上情绪上的“省籍情结”，认知上的“台湾意识/中国意识”以及评价上的统“独”倾向，恰恰是台湾舆论最活跃的舆论议题。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客体的某种性质也会窄化舆论客体的范围，比如强化现实性，就有可能将历史题材排除在舆论的客体范围之外，而翻历史旧账常常是舆论的拿手好戏，比如“2·28事件”就不断成为台湾舆论的议题。定义强化了舆论客体的广泛性，也显示了舆论客体的一致性。舆论的客体具有无穷的可能，但是一旦和舆论主体相联结，它总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性表明舆论总是就某事（对象）论某事（对象），受此影响，舆论研究也往往就事论事，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前述学术史回顾所述“为什么舆论研究容易就事论事而难以出现总体和历史的研究”的原因。
第四，定义标注了舆论活动的“公开性”。公开性是舆论开始活动后才产生的属性，是舆论活动存在的一种标志。而政治文化属于心理层面，一般是看不见听不着的，舆论的公开性和政治文化的内在性，使二者正好构成一种表里关系，当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需要表现形式时，公开的舆论就很容易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
第五，定义明确了舆论本体的“关联性”。定义用“关注”二字作为舆论本体基础概念，在所有的舆论定义中，如果不是首创，至少也属罕见。使用“关注”二字作为舆论本体术语的意思在于：“注”字强化了舆论本体是舆论的主客体互动的产物，而“关”字强化了舆论本体是舆论的主客体关联的产物，如果没有这种关联性，舆论的主体就不成其为主体，舆论的客体也就不成其为客体，同理，舆论的本体更不成其为本体。因此，无论是舆论的主体、客体还是本体都不是先天的产物，而是在关联框架中互动生成的产物。这就解决了舆论学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舆论开始的标志是什么”？定义明确地回答就是“关注”，舆论始于“关注”，终于“关注”。“关注”的产生就是舆论的产生，“关注”的发展就是舆论的发展，“关注”的变化就是舆论的变化，“关注”的高潮就是舆论的高潮，“关注”的消失，就是舆论的消失，而“关注”的重新出现，就是舆论的新周期的开始。舆论的过程就是“关注”的过程，舆论的一切必须围绕“关注”这一核心，正是“关注”将舆论的主客体联结在一起，创造了舆论。此外，用“关注”来表达舆论本体，也否定了舆论一定是有倾向性的成见，也剥去了舆论一定是有正当性的华丽外衣，还原了舆论本体的本来面目。
定义用“关注”作为舆论本体的基础概念，引出了“舆论议题”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