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第二类议题的分析，发现这些生命期长的议题绝大部分都指向了台湾的政治文化。纯粹的政治议题可能难以长久，比如“立法院”改革议题，“行政院”人事任免议题，如前所述随着问题的解决或时过境迁，难以再吸引舆论的关注，其议题的生命力自然短暂。而纯粹的文化议题却难以进入舆论中心，比如古迹保护议题、传统艺术存活议题，由于不被政治权力所青睐，缺少了政治的推波助澜，也难以被广大民众所切身感受而关注，往往处于舆论的边缘地位，生命力的微弱，使其存活期也不长，甚至进入大众视野的可能性都很低。只有那些既关乎政治又指向文化的议题，由于政治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使之成为舆论关注的兴奋中心；同时，文化冲突的长期性和广泛性，使之成为舆论长久关注的焦点。
跟政治有关的文化或者跟文化有关的政治，就成了进入话语中心又被长期关注的舆论议题，比如台湾的汉语拼音方案问题，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议题，由于涉及“台湾/中国”的认同，就有了政治议题的属性；再如陈水扁想当“总统”，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议题，却由于被舆论的操纵者操弄成“选本省人自己的总统”议题，涉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认同，就了有文化议题的属性。又如“台湾人/中国人”的认同，“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认同，本身就属于政治文化的认同，其兼具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成为舆论长期关注的焦点。而那些表面上看属于政治或文化的议题，经过政治文化的转换，变成了政治文化的议题。正是通过这种转换，政治文化将那些表面上生命期短暂的“一过性”的其他议题，转化为自己历久弥新的政治文化议题。政治文化议题借助一个个不同时空的小议题的外壳，使自己不断复活，像一个可以不断轮回的灵魂，或借尸还魂，或投胎新生，长久地成为台湾舆论议题的主轴和台湾社会关注的中心。
60年余来，台湾舆论中不断出现、不断积累、不断变异并一直在影响台湾的舆论议题主要有三个：它们是“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和“统独议题”，这三大议题共同构成台湾舆论议题的三大主轴。如前所述，两岸的台湾研究者往往把这三大议题混为一谈，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类议题，只是概念和称呼不同而已，在理论和实践中更多地看到这三大议题的共性而忽视其相互之间的区别，从而影响了对台湾舆论议题研究的深入。事实上，“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和“统独议题”尽管紧密相关而且相互交叉，但并非完全重叠，它们可以相互呼应甚至相互转换，却不影响它们是性质不同、各自独立的议题。在舆论的实践操作中，李登辉、陈水扁等最擅长将这三类不同的议题混杂在一起，希望民众将这三种议题误以为是相同的议题，这样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根据不同的形势有针对性地抛出不同的议题，或单挑，或组合，并娴熟地在这三大议题中进行转换，以最大限度地遮人耳目并最有效地动员力量。因此，将这三大议题区别开来，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台湾舆论战的战术战法；更重要的是对舆论议题的细化研究，将把台湾政治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以及“统独议题”这三大议题在以下方面有所区别：
第一，这三大议题所对应的关系不同。“省籍议题”属于台湾内部族群关系的舆论议题，其对应的关系是台湾内部的族群关系；“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属于台湾与祖国关系的舆论议题，其对应的关系是台湾与祖国的关系；而“统独议题”属于两岸关系的舆论议题，其对应的关系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台湾内部的族群关系，台湾与祖国的关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跟台湾有关的最重要的三组关系，这三组关系构成了台湾基本的内外环境，沿着这三组关系，产生着一系列的议题，并分属不同的舆论议题谱系。比如说台湾内部族群关系的议题有：“省籍议题”、原住民议题、客家人议题、外籍新娘议题。“省籍议题”属于台湾内部族群关系的议题，尽管“省籍议题”常常被操弄成“统独议题”，但显然“省籍议题”不等于“统独议题”，将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台湾与祖国关系的议题包括一切台湾与祖国有关的议题，比如属于身份认同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议题”，属于文化认同的“去中国化/反去中国化议题”，属于情感认同的“爱台湾/卖台湾的议题”，属于价值认同的“台湾优先议题”，以上议题都建立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基础上，都属于“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而“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议题”则包括一切两岸关系的议题，比如属于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的“统独议题”，属于两岸经贸关系的“三通议题”，以及属于两岸交流的“大熊猫来台议题”。
第二，这三大议题所针对的族群不同。“省籍议题”针对的是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针对的是对“台湾人/中国人”认同有分歧的族群，“统独议题”针对“统独倾向”有差异的族群，这三组族群虽然相互关联，高度交叉却并不完全重叠。
第三，这三大议题的舆论特点也不同。无论是禁忌的程度，还是能量的当量、晕环的效应、地位的等级、适应的环境、接受的广度、影响的深度、表现的形式以及转换的机制和扮演的角色都各不相同。
第四，这三大议题形成演变的过程也不相同。无论是产生的背景、生成的条件、成形的时间、还是发展的过程、逆转的节点、高潮的阶段以及形成演变的生命周期都各不相同。它们有时同台竞艺，有时各领风骚，有时竞相开放，它们不仅与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阶段并不完全同步，而且其各自的发展过程也不完全等同。
第五，最重要的是，这三大议题所对应的政治文化不同。“省籍议题”对应的是“省籍情结”，它属于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情感；“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对应的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它属于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认知；“统独议题”对应的是“统独倾向”，它属于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评价。
如前所述，阿尔蒙德归纳政治文化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三大要素组成。而“省籍情结”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政治情感，“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政治认知，“统独倾向”则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政治评价。舆论议题作为政治文化符号化的表现形式，由“省籍情结”，“台湾意识/中国意识”以及“统独倾向”投射或反映到台湾舆论的三大议题：“省籍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和“统独议题”，就成为台湾政治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符号体系。分别沿着这三大舆论议题考察其历史演变及效应特点，就可以分别梳理出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情感符号、政治认识符号和政治评价符号这三大代表性符号的流变及特征。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在台湾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框架下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从台湾舆论议题内容与结构的变化揭示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反过来，再从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讨论台湾政治文化对台湾舆论议题主体的影响，并以媒体政治为切入点，考察研究台湾舆论与台湾政治文化互动媒介的嬗变。
最后，本书将总结台湾舆论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及要素性特点，并试图在台湾舆论与台湾政治文化互动关系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探究舆论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的一般模式。
按照这样的思路，本书的写作框架如下：
导言，分别从问题意识、学术史回顾、相关概念及理论、思路与框架以及资料与方法上，对本书的选题价值、学术背景、论述重点及研究方法与目的作简要的说明。
第一章为“省籍议题——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情感符号”。“省籍议题”是指有关“省籍情结”的舆论议题，属于台湾内部族群关系议题。“省籍情结”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政治情感，以“省籍情结”为指向的“省籍议题”，是台湾政治情感的代表性符号。本章将述及“省籍议题”的历史缘起、发展演变、当代特征、生命周期，并讨论“省籍议题”与台湾政治情感的悲剧性互动。
第一节为“省籍情结的历史缘起”。“省籍情结”是指台湾地区“本省人”与所谓的“外省人”之间互不信任、彼此对立、相互歧视的一种心理矛盾，是在台湾特殊的族群关系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族群意识。本节将从移民社会、日据隐患、“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国民党统治的先天性缺陷及后天性错误、文化的冲突及政治的操弄等诸方面，解读“省籍情结”这一典型的台湾政治情感的前因后果。
第二节为“省籍议题的发展演变”。“省籍情结”的公开化就转化为舆论议题，但转化为舆论议题的“省籍议题”并非与“省籍情结”亦步亦趋，尽管二者保持着高度的关联度，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本节将梳理“省籍议题”的发展演变，叙述其从“失语”到“悲情”再到“焦虑”的三个历史阶段。
第三节为“省籍议题的当代特征”。本节分析“省籍议题”的当代特征，围绕“省籍议题”肆无忌惮的公开性、不断发酵的可持续性、坐收渔利的绩优性、情绪煽动的宣泄性以及沉默螺旋的倒置性五个方面，讨论作为台湾政治情态符号的“省籍议题”发展到当代的新变化。
第四节为“省籍议题与台湾政治情感的互动”。本节将揭示“省籍议题”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悲剧性本质。“省籍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的互动是台湾的悲剧，这种悲剧既是历史的悲剧更是当代的悲剧，既是现实的悲剧更是想象的悲剧，“省籍议题”是舆论最好的舆论工具，却是最恶的社会乱源，它对于政治人物是最低的成本，对于政治文化却是最沉重的代价。
第五节为“省籍议题的生命周期”。本节讨论“省籍议题”的生命周期，根据“省籍议题”与民意基础的关系，可将其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省籍议题”的提出与民意基础一致，第二个阶段是“省籍议题”的提出与民意基础相对分离却大致合拍，第三个阶段是“省籍议题”的提出与民意基础完全对立。
第二章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认知符号”。“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政治认知。作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在台湾舆论的反映，“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认知符号。本章论述“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历史演变、当代特征、冲突实质，及其对台湾政治认知的影响。
第一节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历史演变”。本节述及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以及国民党“中央政权”空降台湾，使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性区域与祖国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是产生“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议题”的土壤与背景。“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变迁，大致走过以下阶段：一是日据时期的“亚细亚孤儿”议题；二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台湾与大陆争夺正统性议题；三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台湾优先还是中国优先”的优先选择性议题；四是“政治革新”与“解严”后的“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的认同选择性议题。认同选择性议题包括属于身份认同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议题”，属于文化认同的“去中国化与反去中国化议题”，属于情感认同的“爱台湾与卖台湾议题”。其中对“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议题”是核心的认同选择性议题，其他议题都是与之配套的议题，而“台湾人/中国人认同”的变迁，也发生了从蒋介石的“我是中国人”到蒋经国的“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再到李登辉执政前期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再到李登辉后期与陈水扁的“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以及游锡堃的“我是华裔台湾人”，以及到最近马英九再提“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样的戏剧性变化。
第二节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当代特征”。本节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放在与“省籍议题”、“统独议题”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发展到当代所出现的新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爱台湾议题”成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主导议题。本节论及“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以“爱台湾”议题为代表成为台湾所有舆论议题中最具有光晕感的议题。“爱台湾”议题成为民进党继民主、自由、进步后占据的第四座舆论高峰，从而使之置身于绝对正确、所向无敌的舆论制高点。这个议题在台湾无人敢质疑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台湾的三大族群议题中成为最无须禁忌、也最难以反弹的议题，并使台湾的三大族群议题逐渐形成向其靠拢的趋势。因为统“独”很敏感，“省籍”有争议，通过转换成“爱台湾”的议题，则变成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