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冲突实质”。本节在“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省籍议题”与“统独议题”的关系框架中讨论“台湾/中国意识议题”的冲突实质，借鉴族群认同理论的“本质论”、“结构论”与“建构论”，分析得出台湾族群的三大认同——“省籍认同”，“统独认同”及“台湾人/中国人认同”都是刻意建构的产物。这种刻意建构是族群政治的产物，正是族群政治的推波助澜，使台湾三大议题的认同冲突越演越烈，也正是族群政治的需要，“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与“省籍议题”和“统独议题”一样，成了相互配套、并不可相互替代的舆论工具。
本节通过分析“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中的“中国”符号如何被妖魔化而成为舆论假想敌，进一步揭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冲突实质——表面上其指向台湾与祖国的“冲突”，实际上，舆论的推动者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分化台湾与祖国的关系，而是要借台湾与祖国的“冲突”来分化台湾内部的关系，内部权力斗争（选票利益）的需要，才是“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制造一组在台湾内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族群的真正动因。
第四节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对台湾政治认知的影响”。本节以民调资料为据，讨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对台湾的政治认知的影响，1992年至2003年的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对“台湾人/中国人认同”所做的民调，间接支持了在“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影响下，台湾在“台湾人/中国人的认同”上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本节通过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地区的台湾人对“台湾人/中国人认同”的变化，细化研究“台湾/中国意识议题”对不同特征的台湾人群的影响，提出利益关切、文化认同的“舍远求近”理论，解释台湾人在不对称的议题操纵下，政治认知出现的“弃中就台”现象。
第三章为“统独议题——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评价符号”。“统独议题”指的是有关两岸统一或台湾“独立”的舆论议题，是台湾人的“统独倾向”在台湾舆论的反映。台湾人的“统独倾向”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政治评价，以“统独倾向”为指向的“统独议题”是台湾政治评价的代表性符号。本章论及“统独议题”的缘起演变、当代特征、发酵过程及其对台湾政治认知的影响。
第一节为“统独议题的缘起与演变”。本节首先分析“统独议题”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背景。“统独议题”属于两岸关系议题，其现实基础是台湾与大陆的事实分离，没有这种分离，就没有“统一”或“独立”的议题存在。因此，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才有可能出现“统独议题”。但“统独议题”常常会把台湾的移民、迁徙、政权变化，国际公约作为其历史背景。因此，“统独议题”的缘起是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两个框架中的产物。
在历史变迁方面，本节述及“统独议题”经过三个阶段；一是“统一议题”独尊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台湾主流舆论只有“统一议题”没有“台独议题”，“台独议题”被严厉禁止。二是“台独议题”抬头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到20世纪末，“台独议题”松动，并出现“统独议题”的逆转。三是“台独议题”横行阶段。从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至今，“统独议题”出现“台独议题”代替“统一议题”成为最高上位性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台独议题”一直保持着以“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台独”为主流的“台独”舆论、以“去中国化”与“为台湾正名”为次主流“台独”舆论显隐共生的奇特现象，“中华民国已独立”成为“独”派阵营相当多人可接受、中间阵营相当多人不反对和统派阵营相当多人能容忍的最大公约数。政党轮替后，“台独议题”更是形成了以“打着中华民国为旗号的台独”为主体，以“文化台独”和“法理台独”为两翼的特殊结构，并形成两翼的“台独”舆论议题比主体的“台独”舆论议题更活跃的现象。
第二节为“统独议题的历史特点与当代特征”。本节论及“统独议题”一直具有两大历史特点：第一个历史特点是舆论主体的两岸性与国际性，即“统独议题”不仅是台湾内部的舆论议题，也是两岸的舆论议题，甚至是国际的舆论议题，“统独议题”并非是仅由台湾单方面所主导的舆论议题，而是由两岸共同作用、国际参与的舆论议题；第二个历史特点是舆论层级的高上位性。“统独议题”发展到当代，出现台湾主流舆论几乎没有“统一议题”只有“台独议题”的一边倒现象，而此时的“统独议题”在舆论层级上的高上位性就演变成“台独议题”具有高指标、高污染性、高能量性、高危险性、高敏感性等五大当代特征。这使“台独议题”成为禁忌最多、敏感最大、危险性最高的议题。
第三节为“台独议题的发酵过程”。本节用舆论的层级效应理论来解读“台独议题”的发生发酵过程。通过对舆论议题不断地转换，特别是将“台独议题”转化为“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中的“爱不爱台湾”的议题之后，“台独议题”变成深绿很狂热、浅绿很欢迎、中间人士能认同、浅蓝不排斥的从深绿到浅蓝通吃的现象，实现了舆论在由内向外的传播扩散过程中其舆论效应不仅没有出现层层递减的现象，而且出现了层层叠加的效应。本节论及“台独议题”的发生发酵往往以民主议题为先导和借口，以选举议题为实质和归宿，对其舆论层级叠加效应的解构亦应对症下药。
第四节为“统独议题对台湾政治评价的影响”。“统独倾向”为台湾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政治评价，本节根据民调资料，论及1992年至2003台湾民众的“统独倾向”的重要变化，间接支持了“统独议题”对台湾政治评价的影响，并分别从不同年龄、性别、省籍，教育程度、职业和地区的台湾人在“统独倾向”的变化，讨论“统独议题”对不同人群政治评价影响的敏感性。
第四章为“台湾的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本章重点讨论台湾的舆论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的关系，首先从台湾的舆论议题的变化揭示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反过来，从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分析其对台湾舆论议题的影响，并以媒体政治为契点，考察台湾舆论与台湾政治文化互动媒介的演变。
第一节为“从台湾的舆论议题的内容结构看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本节论及光复以来台湾的舆论议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的政治文化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本研究从台湾舆论议题的演变透视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发现：60年来，台湾的舆论议题内容由禁忌到开放再到放纵，其结构由一元到多元再到二元对决；而台湾的政治文化也从“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经由“民主化”、“自由化”发展到“民粹主义”的政治文化，从“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经由“本土化”发展到“族群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型后的台湾政治文化是“民粹主义”加“族群主义”的复合型政治文化，笔者将其命名为“群粹主义”的政治文化。
第二节为“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对台湾舆论议题的影响”。本节论及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对台湾舆论议题的影响。60年来台湾政治文化从“民族主义”加“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经由“民主化”、“自由化”与“本土化”的转型发展到民粹主义加“族群主义”的“群粹主义”政治文化，它给台湾舆论议题的主体带来的最主要的变化就是舆论议题的主体，从单极到多极再向多极并存的两极分化发展，具体表现为舆论议题的主体从一党独尊到多党争雄，从行政主导到议会主导，从政治人物唱主角到意见领袖抢风头，从精英阶层堃断向普通民众开放的转变。
第三节为“媒体政治——台湾舆论与台湾政治文化的互动媒介的演变”。在现代社会里，媒体政治是舆论与政治文化互动关系中最重要的媒介，传媒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反映出舆论与政治文化互动框架的变迁。本节以媒体政治为切入点，考察光复以来台湾舆论与台湾政治文化互动媒介的变化。作为台湾传媒与台湾政治关系的反映，台湾的媒体政治经过了从“媒体政治化”到“政治媒体化”的转型，并向“媒体即政治”方向发展，而与此相适应的是台湾舆论议题最有代表性的形式也发生了从社论到政治广告再到电视谈话节目的转变。
结语部分。本书将对台湾舆论议题的演变及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进行归纳，总结其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特点与要素性特点，并试图在台湾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的互动个案上，进一步揭示政治文化与舆论互动关系的一般模式。
第一节将台湾舆论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总结其变迁的过程，分述其各阶段性和要素性的特点。光复以来的台湾60年历史，台湾的舆论议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台湾舆论议题的内容从禁忌到开放再到放纵，舆论议题的结构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二元对立，舆论议题的主体由单极到多极再到多极并存的两极分化，舆论议题的形式也从社论到政治广告再到电视谈话节目。与此同时，台湾政治文化也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变迁，它从“威权主义”加“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经由“民主化”、“自由化”与“本土化”的转型发展到“民粹主义”加“族群主义”的“群粹主义”政治文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发现台湾舆论议题与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既大致合拍却并不完全同步。总体来看，议题的转变先于政治文化的转型，而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三大符号的三大舆论议题，其演变过程虽然方向相同、阶段类似，但其起点，转折点及变潮期却不尽相同，各有错落，显示出台湾政治文化符号演变过程的复杂性。
第二节将试图从台湾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互动关系的例证分析中，建构起一般的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的互动模式。主要内容是舆论与政治文化存在两个方向的互动关系。第一个方向是从政治文化出发落脚到舆论，第二方向是从舆论出发最后归宿到政治文化。第一个方向的逻辑关系是：政治文化将其内容与内涵投射到舆论中，用政治文化将舆论中现有的议题进行解读，从而把不是政治文化议题的舆论议题转化为政治文化的符号，由此将政治文化符号的“所指”指向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内涵，最后引导舆论。第二个方向的逻辑关系是：舆论直接反映政治文化，使自己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并将政治文化符号转化为舆论议题，从而使舆论的关注得以聚焦在政治文化设置的议题上，而长期的舆论也使某些议题积淀下来成为政治文化本身，甚至成为政治文化的代码。
结语的最后部分笔者将总结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五节资料与方法
在运用理性的语言和严肃的风格对本书的问题意识、学术史回顾、相关概念与理论以及思路与框架进行学理式说明之后，接下来笔者试图换一种论述笔调对本书的资料与方法做一个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在导论中尽可能地“还原”本书的“写作现场”。如同历史学家千辛万苦寻找机会试图置身或重建“历史现场”，许多读者一旦对一本书感兴趣的话，肯定同样对作者的“写作现场”感兴趣。笔者正是这样的读者，尤其是读到那些晦涩难懂、高深莫测的论文，或者是高山仰止、其趣难穷的巨篇，我就止不住想象那用语词、材料、逻辑和观点建构起来的思维大厦中隐匿的思考者的灵魂与个性，就会想象作者是在什么时空、是在什么境遇、用何种心情写下这些文字，就会想象除了文本告诉我们之外的任何东西……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开宗明义，要求阅读该书的读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布洛赫也说：“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他推崇历史学家要亲身感受探索历史时的喜悦：“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布洛赫甚至认为：“每一本名符其实的历史着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
如果说任何论文的写作过程都是从问号开始的，那么回答这个问号的过程首先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只有理解历史，才能解释历史，才能评判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