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我能理解台湾吗？这是当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伊始就一直煎熬着我的问题。那一年是2002年，我尚未到过台湾，而且短期也没有去台湾的计划和条件，直觉告诉我，也许博士论文写完了我都无法踏上台湾这块土地，一个从未到过台湾的人能写好一篇关于台湾的博士论文吗？你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你所写的台湾就是真实的台湾？当时我不禁感慨，古代史研究者隔了时间的距离，尚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回到历史的现场，从空间相同或相似的点，找寻重构历史的支撑点，可是作为一个当代史的研究者，隔了空间的距离，我却未能自由地越过那一湾浅浅的海峡，直面和置身于我的研究对象。所幸的是，博士论文的写作期间，我得以在2004年年底，2007年年初，两次踏上台湾这块土地，尽管两次都只有短短的十天，却已让我受益匪浅。不过，这仍然无法减轻我对台湾研究的诚惶诚恐：和那些与斯土斯民始终生活在一起的台湾学者，我会比他们更了解台湾吗？如果没有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我会比他们更理解台湾吗？我有什么力量可以让自己相信我所做的台湾研究比台湾学者做的台湾研究更可靠或更有价值？
其实这种困惑，不是一种个体的困惑，而是一种群体的困惑。这不仅困惑着大陆的台湾研究学人，也同样困惑着台湾的大陆研究学人；不仅困惑着中国的外国研究学人，也困惑着国外的汉学界学者。这个困惑还可以从空间延伸到时间，所有的古代历史研究者都将面临这样一个诘问：你不是古人，你可能比古人更了解古人吗？国外的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抱怨自己在中国遭遇到的尴尬，太多中国人质疑他的汉学研究：你不是中国人，你可能理解中国吗？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子非鱼”的古老悖论：“你不是鱼，你怎么可能知道鱼的快乐”，“可你不是我，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这种“你不是×××，所以你不理解×××”的思维，转化为另一个语式就是：“只有×××，才能理解×××”。故前述的疑问就变成“你不是台湾人，你不可能理解台湾”，“只有台湾人才能理解台湾”，“你不是中国人，你不可能理解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如果把这种话语模式推到极致，就出现了“你不是希特勒，所以你不理解希特勒”，“只有希特勒理解希特勒”，“你不是神经病，你不理解神经病”，“只有神经病才能理解神经病”的荒唐结论，这种思维模式足以颠覆一切学术研究。要求一切研究者必须类同于研究对象或者源自研究对象是十分荒谬的，研究对象是“肉”，研究者是“刀”，要求研究者同样也是“肉”，研究者是无法处理那“肉”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道出了研究者置身于研究对象之间也有可能出现的软肋。研究者来自研究对象有其所短，研究者不来自研究对象也有其所长。事实上，研究者无论其身份如何，实质上在学术研究上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史学研究一直强调“如实直书”，“史学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记叙历史，他的最高追求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观察者对观察对象的影响无可避免，而史学研究作为研究人类的科学，研究者更不可能不在研究对象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一些强调主体性的学者甚至将之推向极致：“我写作的就是我”，“我所研究的就是我”。
每一个研究者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是他理解的对象。所以台湾研究不仅有大陆人的台湾研究与台湾人的台湾研究之别，甚至每一个人的台湾研究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历史来建构历史，但是历史仍然是历史，而不是自己，尽管对象可能体现了自己对象化的本质，但对象仍然是对象，没有对象的研究就和没有主体的研究同样不可思议。你可以在对象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你不可能在没有的对象上打上自己的烙印，无视对象的特质，这种自大狂式的研究，无疑是痴人说梦。
可以允许不同的人对台湾有不同的理解，不仅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即本来不存在着一种绝对地对台湾的“完全的理解”，而且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对台湾的不同理解有助于创造彼此之间的联系。“互相之间不能完全地理解，无论如何不是个灾难，忘记了我们习惯性地缺乏理解，这才是灾难”。
所以，既必须承认不可能对台湾“完全地理解”，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决不能“习惯性地对台湾缺乏理解”。我们的一切选择就是对台湾尽可能地理解。但是对于一个海峡此岸的人，他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克服空间与内在的距离去理解彼岸呢？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对本书的助益，历史文献构成了本书主要的资料来源。
报纸杂志是研究舆论的重要史料，作为印刷媒体，便于保存。报纸的各个版面甚至广告启事都记录了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存有从1980年到2007年的台湾报纸共18种，特别是由于电子储存技术的进步，一些大报把以前的报纸输入光盘，尽管光盘没有印刷纸质的质感，但它便于查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购买了一套《中国时报》的光盘，内容从创刊到2005年的报纸内容，笔者曾用编年史的方式逐日逐页翻阅几十年来每一天的报纸版面，它带给笔者的新鲜体验非笔墨所能形容。它与一般的编年体的史书大为不同，虽然都有对史料的编辑，但史书的编辑有纵向的架构，但报纸的编辑只针对当日，而且其编辑常常不是体现个人的意志，而是反映编辑部的集团思想，编辑部也随着世事变迁而不断进行人事变动，所以报纸的积累只有时间的原始链条，而没有历史的编辑体例。这样从某一天的报纸可以看到当时的话语权掌握者对史料（新闻）的选择与表述，但是在历史纵向这一维中不同年月日的报纸又处于话语权失控的状态，这样就保留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历史信息。新闻的版式、社论的标题，包括遣词造句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从新闻的头版可以看到当时舆论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从广告的版面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使是一些文字习惯，比如“两蒋”年代报道“总统”名讳时前面要空格，也能折射“威权时代”的媒体地位与舆论导向。特别是结合当时的另一份主要报纸《联合报》的相关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和对比，看看哪些新闻是共同的，哪些社论是有差异的，就能对当时的台湾舆论环境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对台湾的社会历史变迁，有一种比翻阅历史学家编写的史料或档案馆散存的史料更为不同却同样有益的感受。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笔者有条件每一天下午可以看到台湾当天的几份主要报纸，它们是《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自由时报》、《台湾日报》、《经济日报》、《工商时报》、《民生报》，将这些有着不同党派色彩、受着不同利益集团影响的报纸对比看，能够最直观地感受台湾舆论环境的风生水起，而且可以即时地掌握这些舆论信息，使笔者的研究能够同台湾舆论的发展同步。
在杂志方面，笔者利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图书馆及网络资源，查阅了台湾与舆论相关的主要刊物，它们是《新闻学研究》、《民意》、《广告学研究》、《广播与电视》、《传播文化》、《台大新闻论坛》、《中国广告学刊》、《卫星与有线电视杂志》。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民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存有1987年至2000年的各期杂志，这是一本由“中华民国民意测验协会”主办的以“民意”为主题的杂志，基本上每期都有“专论”、“民意调查”、“民意文摘”等民调文章，附有大量的民调资料，包括各种图表及数据分析，是掌握台湾社会“民意”变迁最集中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在国民党执政年代，许多民调具有“政府”主导的官方色彩，但仍然记录了那个时代真实的一面。
除了报刊外，那些经过史家编纂的资料，虽然不够具体，但十分集中地记录了当时一些重要的人物、事件和文献，特别是一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和汇总。它们是与舆论有关的一些年鉴，主要是《中华民国出版年鉴》、《中华民国电视年鉴》、《中华民国广播年鉴》、《中华民国广告年鉴》、《中华民国电影年鉴》、《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及《中华民国广播电视年鉴》，特别是《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对新闻通讯事业、报业、广播、电视、海外新闻事业、广告事业、新闻教育、杂志事业，包括大陆新闻事业都有详细的介绍，对传播机构、行政机关、新闻团体、新闻法规都有全面的记载，既是台湾比较全面的新闻事业史，也为舆论研究留下了许多重要史料。
在历史文献中，笔者特别喜欢传媒机构自己编纂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不对外广泛发行，仅仅是作为同行交流或自我纪念，里面的文章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暴露”传媒机构的秘密，比如新闻背景、编辑思想及采编过程。在台湾朋友的馈赠下，笔者有《联合报四十年》一系列纪念文集、《联合报五十年》一系列纪念文集、《中国时报四十年》一系列纪念文集、《中国时报五十年》一系列纪念文集、《台湾时报五十年》一系列纪念文集。这些纪念文集除了有《纪念册》外，还有图片（如《中国时报四十年（画史）》、《联副插画五十年》），有社论选，（如《我们的信念与主张——中国时报五十年社论选辑》、《漂流的台湾——联合报社论一百篇》），有作品选（如《时代小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集》）。将这些资料对比研究很有意思，五十年的纪念文集与四十年的纪念文集时间有所重叠，就会出现对同一历史事件（比如“2·28事件”）的两个不同的记忆与表述，历史的重构就在同一媒体的不同时代有了不同的演绎，时代的变迁影响了“历史”。除了报纸的纪念文集外，电视媒体的文宣资料也提供了电视节目之外的“有意义”的信息。这些一般不面向大众只供利益相关人或同仁阅读的材料是研究舆论重要的“民间”资料，可以和“台湾新闻史”或“新闻年鉴”这样的“正史”资料对照来研究。东森媒体集团、TVBS、民视、年代、中天、三立、公视等媒体还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地寄送其收视宣传册，这对于笔者了解台湾舆论的运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是有关媒体人的传记或回忆录，如《报人王惕吾：联合报的故事》、王惕吾的回忆录《我与新闻事业》、《中文报业王国的兴起：王惕吾与联合报系》、《提笔为时代——余纪忠》、《文茜半生缘》。这些传记或回忆录，尽管可能有为传主矫饰与虚美的一面，但也揭示出报业内幕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为一则新闻惊动“总统府”，既从一面反映台湾当局对新闻的“钳制”，另一面也显示地位显赫的报纸老总与政治人物的互动密切；又如李登辉上台风波，《联合报》、《中国时报》不仅在报纸舆论上大加支持，这是呈现给读者看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两大报业的老板身兼国民党中常委在最高决策会议上挺身而出、鼎力支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力，这不为人知的一面更可见报业介入政局的一斑。后来李登辉渐露“台独”嘴脸后，两位报人又不同程度表达“后悔”之意，这些幕后的操作与当事人的情境对理解台湾舆论背后的机制很有助益。
还有一类媒体人的文章值得留意，它们是媒体人经意不经意间写成的随笔，这些随笔提供了媒体人以个体身份观察台湾的另一种角度，它不同于传媒人在传媒机构所进行的传播，而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私人传播，但由于作者又具备传媒人的身份，因此分外引人瞩目。此外，这些随笔或多或少记录了传媒人的生活以及各种所见所闻，这些带故事性的“民间”资料可能从另一面看到台湾的传媒生态，比如在《只怕陈文茜》中陈文茜记录了她和赵少康、施明德、李永萍的互动；又如胡忠信的《解读年代》；陈凤馨的《遇见百分之百的连战》。这一类的书非常多，有心（耐心、细心和用心）去读，会有很多收获。媒体人的文章还有一类特别珍贵的，是内部的讲话或留言，这些讲话隔了许多年后可能从内部转为公开，比如《联合报》的几次危机，王惕吾的讲话，透露出媒体人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困境与智能，这些讲话随着事过境迁，时代变化，借由《联合报》40年、50年的社庆得以面世。2006年东森媒体遭遇一“劫”，笔者也有幸从好友处得到东森媒体集团总裁王令麟先生的致内部员工的一封信，得以窥见台湾媒体危机处理时的内部作业。类似的珍贵资料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这些的确使我对台湾传媒的生态及台湾的舆论环境有更深的了解。
上述历史文献是我理解台湾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它仍然属于傅衣凌先生所说的“死文字”，而不是“活材料”。要想尽可能地接近台湾，就必须将“死文字”和“活材料”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