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大埭到八大埭
六大埭和八大埭是上海的两个小地名，从六大埭到八大埭再到我外婆家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一九八〇年的六大埭和八大埭其实还很破旧，懒懒地瘫在柔弱无力的阳光下，而我是阳光下一只矫健的兔子，东奔西突，在马路上捡起一只只香烟壳子。那时候我的生活内容大抵就和香烟壳子有关。我把鼻子贴在烟壳上深深地呼吸，这种气味弥漫了我整个的童年。
六大埭和八大埭是我童年时代的生活路线。我到上海后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欢就跟着我一起在这条路上行走，电车缓缓移动像一只只甲虫。我们看着一辆车开过去，又一辆车开过去，就会莫名地相视一笑。有一天我们偷了面包房里的一个面包，那是一个刚出炉的热面包。我一手捏着它一手牵着欢拼命地跑，跑到一条小弄堂里然后你一口我一口地将面包吃掉。我早已淡忘了面包的滋味，只记得它是温热而且柔软的，但却异常清晰地记得欢掏出一块方格子的手帕擦了擦嘴，一小缕阳光披在欢的肩头，她脸上的绒毛细细密密，在阳光下像刚探出地面的青草。
欢是对门的小女孩儿。
欢的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从绍兴搬来的一个木匠。欢的父母亲都在商店里工作。许多时候我都想成为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去上班后，可以和欢一起坐在桌边吃大饼和油条。上海人的早餐喜欢吃大饼油条，其实这是一种烟熏火燎的人间烟火。这种本真的烟火生活在大城市里流传下来，并且经久不衰，成为一种荡漾着慵懒气息的城市特征。
在六大埭到八大埭之间的马路两边，林立了许多的商店和水泥电线杆。
我们不知疲倦来回地走，数一个又一个电线杆。欢脑后的马尾巴在我们数数的过程中迅速地生长，唰唰的声音在一九八〇年的阳光底下异常清晰地叩击着我的耳膜。有一次一个高个子但很瘦的十来岁男孩儿拽住了欢的马尾巴，恶作剧地牵着向前走。我们都认识这个脸上有一条疤的男孩儿，他叫大麻，也住在同一条弄堂里，只不过比我们年长好几岁。那天我看到六大埭的大街忽然抖动起来，我抓起地上的半截黄砖狠命砸向大麻的肩头。大麻的尖叫让所有在六大埭行走的人都吓了一跳，然后他们都看到一个脸孔扭曲的人的一条胳膊，像一条软蛇一样耷拉下来。
外婆终于把我送回了乡下，因为大麻的父亲好几次找上门来说让外婆支付他们医药费。外婆说我是讨债鬼，她牵着我的手上了电车，我看到六大埭和八大埭两个熟悉的地方一晃而过。然后我们又上了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中，我知道我离上海越来越远了。
许多年后我在南通服役，服役期间去过一次外婆家。老迈的外婆坐在昏暗的房子里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外孙，她告诉我大麻已经是一名警察了，对门的欢在一家快餐店里做事，他们两个还在谈恋爱。我突然觉得十来年前的事多么荒唐，我从六大埭再一次走到八大埭，两旁的房子变新变高了，路上行驶的车辆变高级了，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没有变的是六大埭和八大埭两个朴素的地名，地名和地名之间，隐没着我遥远的童年。
离开外婆家的那天，我听到对门传来一阵笑声。在门口我看到了大麻和欢，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他们只是蹲在地上剥几株冬笋，却发出了最为愉悦的笑声。他们看了我一眼，嘴角的笑还没来得及隐去，我也朝他们笑了一笑，然后走出长长的弄堂。那天下着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我从六大埭开始走，一直走到八大埭，重新走了一回童年的路。然后我上车，我和我的童年，和两个朴素的地名告别，再然后我忽然想到，大麻和欢一定没有认出我，一定的。
若干年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会淡忘路过的一个地方、见过的一处风景或是曾经认识并且热烈相交的朋友，在大饼油条的气息里过一种最纯朴的都市生活。我也一样，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很安分地生活在小城里谋一份最普通的职业。然而在某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六大埭到八大埭的一条马路和路旁的电线杆，会一下子跳进我的脑海，触痛我的神经。一首怀旧的歌曲响起来，我会想起纯真年代我为一个叫欢的人而奋力扑向一个叫大麻的人，没有半点的犹豫，在一条从六大埭到八大埭的路上。
龙江路的人间烟火
我一直都知道，那一带叫龙江路，低矮的房子和窄窄的弄堂，弄堂里经常被生炉子的烟弄得像天宫一样，让穿过弄堂的人都有一种成仙的感觉。
弄堂附近是一家叫新沪的钢铁厂，那里面的噪声传过来，让我们无路可退。
我还知道20号那户人家有一个呆儿子，他的皮肤很黑，像非洲人一样。他总是赤身裸体地走在大街上，于是家里人只好把他绑起来，然后去上班。
下班的时候又见他赤身裸体在街上闲逛。他与生俱来就是逃跑的天才，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挣脱绳子投奔自由的，只知道有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它的局部地区看上去有些破烂，就像人一样，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20号那个呆儿子的失踪，让龙江路的所有居民都吃了一惊，成为龙江路所有老太太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她们总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谈论一些神秘兮兮的话题，阿拉隔壁那个小姑娘穿的裙子短得来，啧啧啧，像啥个样子噢。阿拉楼高头一只小猢狲半夜进半夜出，勿晓得搞啥个名堂，会勿会跟上趟子格杀人案有关。老太太们的想象力很丰富，我的外婆当然也介入了其中。有时候她们在弄堂中不期而遇，于是打酱油的忘了打酱油，倒垃圾的忘了倒垃圾，摆一个不怎么吃力的姿势，长谈一通后稀里糊涂地拎着空油瓶或满满一畚箕垃圾又回去了。
每天晚上十来点钟，轮到值日的老太太就会胳膊上戴着红箍箍，摇着一个小铃铛，一边摇一边喊，门窗关关好，提防小偷最重要，当心火烛，炉子熄掉。苍老而又千篇一律的声音在弄堂里回荡。那只锃亮锃亮的小铜铃，我也是摸过的。每每轮到外婆值班的那天晚上，我会一手搀着外婆一手摇着铃铛。外婆则用苏北口音的上海话提醒各位邻居，防盗和防火这两件至关重要的事。
最热闹的是早上，老太太或小媳妇们拎着马桶去公厕排队倒掉那些已经用不着的东西，然后她们在阴沟边用很长的刷子用力刷马桶。马桶里还会放些蛤蜊壳，于是稀里哗啦的声音传过来，像一章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而我则见识了一种上海人除了买早点要排长长的队外的另一种也要排队的景观。它深深地烙进我的脑海，永生难忘。
20号的呆儿子失踪的事终于淡了下去，人们已经不屑于谈论这件事了，于是另一件事又跳出来补了缺，以至于不让老太太们的嘴闲着。她们都在大惊小怪地说着志强的事，志强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原来是新沪钢铁厂的轧钢工人，可是他偏偏喜欢轧闹猛，到人家剧组里跑龙套。他对住在龙江路的所有人说自己马上要出名了，已经演了好几部戏。他终究没有成为明星，却被同一个剧组的女剧务迷倒了。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两个人的事很快就传开了，结果女剧务的丈夫找到剧组来和志强打了一架。志强把一把刚想切西瓜的刀插进了那人的肚子，幸亏抢救及时，那人没死。志强判刑八年。
老太太们都说，那个女剧务一定是看上了志强的手臂，志强的手臂是轧钢工人的手臂，差不多能提得起地球。
龙江路的家长里短因为有了老太太们的宣传而变得色彩斑斓，异彩纷呈。我告别上海回诸暨去念书的那天，外婆还坚持和隔壁的老太太谈了一个上午的话，谈话的结果是志强是好人，那个女人不是好人，三十多岁的女人不应去勾引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然后外婆很从容地对我说，海飞，阿拉去乘火车。
这么多年过去了，龙江路的居民区好像变化不大。外婆早大去了，外公告诉我这地方要拆，他要住到老高老高的楼上去了。志强早就从劳改农场回来了，并且开了一家面馆，讨了一个从郊区来的老婆。他老婆以前在菜市场里摆摊卖菜，他们的认识是因为志强常买她的雪里蕻咸菜。她家的雪里蕻卖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就嫁给了他。志强不太爱说话，苦心经营着一份赖以生存的营生。他的一生失去了八年，他不可以再失去太多。
倒是20号那个傻儿子，一直都没回来，一直都没有。很少有人提起他了，只有我这个外乡人想到龙江路的人间烟火时偶尔顺便想他一会儿，想他黑黑的裸露在大街上的样子。我知道，那一带叫龙江路，有低矮的房子和窄窄的弄堂。弄堂里，生活着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有我的童年。
在细雨中呼喊
我记得昏暗的房间里那张金丝绒罩面的沙发已经很陈旧了，甚至，我在某一个清晨发现有几根弹簧已经要撑破薄薄的罩面了。我忽然开始喜欢这张旧沙发，当然还有沙发旁那张用不是很粗的圆钢管制成的巨大眠床。这张钢床上睡着我的两位舅舅，他们都比我年长十多岁，晃着两条长腿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像是很忙的样子。我总是仰头望着他们忙碌的样子，羡慕得不得了，却忘了我其实只比小舅小了十岁。
大舅喜欢听唱片。他抽屉里就有许多塑料唱片。他总是把自己埋在那张旧沙发里，托着腮帮听唱片，一听就是半天。他还经常上别人家听，在听唱片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位在拖拉机厂上班的女孩子，于是他就请她到自己家里来听唱片。他们听唱片的时候很认真，都不说话。有一回我看到他们听着听着忽然开始流泪。他们一定是被音乐的某一个章节打动了。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听了几年唱片的他们结了婚。
小舅和大舅不同，他喜欢足球。他总是说小时候他和邻居范志毅经常踢球。我知道范是上海人，但绝不相信范会和小舅踢过球，经常踢破人家的窗玻璃倒是真的。外婆告诉同一条弄堂里住着的邻居们：我的工资差不多都买了玻璃赔给人家了，为什么？就因为小金喜老是踢破人家的玻璃。小金喜是谁？小金喜就是我的小舅舅，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和一帮小混混横冲直撞，在龙江路一带弄得名气很大。我亲眼见过一个下雨天他带着一帮人和另一帮人在许昌路一带开战。许多人都倒在满是泥浆的大街上，小舅舅没有倒，但却满身血污。他仰起头，雨水冲刷着他蓬乱的头发，喉结一下一下翻动着。
后来，小舅舅被外公赶出了家门达一年之久。
一年以后的小舅舅回到了龙江路。他已经在一家自行车厂办的技校里念书了。技校毕业后，他做了一名热处理工，并且结了婚，做了父亲。他不再打打杀杀了，却喜欢上了喝酒，每天坐在电视机前边看足球边喝酒。小舅舅说，这应该算是好的表现。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差点步了小舅舅的后尘。我在老家农村横冲直撞，小舅舅知道后从龙江路赶到我所生活的小镇枫桥。他说还是喝酒好，别打打杀杀，他还说人是不可以走错一步的，走错一步就后悔一辈子。为了不后悔，我去当兵了，在一家劳改农场执勤。许多时候我站在哨楼上都在想，一念之差，我可能也是围墙里头的人了。
一九九一年，我的大舅舅因为患病去世了。拖拉机厂的女工、他的妻子领着小孩子依然生活在龙江路。母子俩的生活太平淡了，许多个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们都在阁楼上听旧唱片。舅妈告诉我，不是为了怀念，是为了一种心境。我很钦佩舅妈的豁达和她的为人，音乐响起来时，我总会想起一位白白瘦瘦的高个子青年窝在金丝绒旧沙发里听音乐的样子。
我的小舅舅依然做着工人，不过不做热处理了，在单位里开行车。他的老婆下了岗，他肩头的担子就更重了。有一天他让我从诸暨赶到上海，原因是旧房子要拆迁了，让我再看一看，那里面遗落着我的童年和懵懂少年，当然也遗落着他的童年和青年。大舅妈搂着我大舅的遗孤站在木楼梯旁，朝我笑了一下，笑得有些忧郁。外公坐在日光灯下，苍白的头发像一丛怒放的野白花。一切都很静，但时间还是像湿漉漉的水一样淌着，我看到从前的影子，看到两位舅舅在旧楼里怎样成长和在细雨中呼喊的情景。旧沙发和钢床统统丢掉了，丢掉的不仅仅是物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我知道告别一个时代我们用不着后悔，但是却不能完完全全做到毫不留恋。秋后的阳光其实比夏天更能温暖我们的心房，我却想到了在细雨中横冲直撞的日子，小舅舅的和我的。我们都曾经在细雨中呼喊，现在又以忧郁的目光回望着我们留下的足印。该告别的，我们告别了；该上路的，就上路吧！
这世上最美的，除了花朵，就是生活。
我们曾经在细雨中呼喊，算不算一种真实的生活。
外祖母在弄堂里思念家乡
外祖母喜欢坐在弄堂里，很寂寞的样子，看着年轻男女从她身边走过。
在旧上海喧嚣而躁动的夜，晃动的有轨电车拖着隐约的铃声远去，就有穿着粉艳旗袍的女人走过，指间燃着一支“美丽”牌香烟或是捧着一纸袋尚有余温的糖炒栗子，款款地用高跟鞋在弄堂里的石板路上踩出一串风韵。某户人家的收音机里周璇的歌声响起来，一段悲喜交加的浮生故事缓缓拉开序幕，这是陈逸飞先生拍的电影《逃往上海》。而我的外祖母曾经也用她青葱一样的年岁，编织过美丽的上海旧梦。可惜的是她没有穿上旗袍去历经上海滩的纸醉金迷，她只是在日本人办的纱厂里做了一名普通的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