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最后的二胡
江南的小巷深处，藏着那久远了的琴音。我没有到过无锡，但我知道那是鱼米之乡。1893年的一个清晨或是黄昏，一个叫琴嫂的寡妇生下了儿子，儿子的名字叫华彦钧，儿子的父亲是一个叫华清和的道士，他除了有一间道观，还会许多种民间的乐器。他手足无措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在那时，他和琴嫂的故事在民间有了一种不太雅的说法，叫作私通。
很少有人叫华彦钧的名字，大家都叫他阿炳。1918年华清和去世了，留下来的除了道观，就是那很多种民间的乐器。阿炳在道观里看着这些乐器，突然明白，他余下来的岁月，将和这些乐器有关。
阿炳成了雷尊殿的当家。
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耳畔始终有二胡的声音在响着，那是隔壁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在拉琴。寂寞而漫长的夏天的午后，他细细碎碎的琴音钻进了我的耳膜。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叫阿炳的寂寞男人，他像一个诗人一样，奋不顾身地频频光顾花柳场所，除此之外，他还喜欢上了一种叫“乌”的烟。
我想象他抽鸦片的样子有些腾云驾雾的味道，他浪迹花柳场的样子有一些像辛勤的蜜蜂。突然有一天，因为他迷醉在花柳场中的生活，他的眼睛瞎了。
雷尊殿里的香烟被他挥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的眼里不再有那种叫“光明”的东西。他的堂弟骗走了他的血汗钱，并且买下了雷尊殿。这时候，阿炳只剩下一把断弦的二胡和无边无际的孤独。花柳场中的娇笑离他远去，然后，像秋寒一样能深入骨髓的音乐一步步走近了他。
二胡的弦是一截一截接起来的，但这并不能妨碍阿炳拉出动人的音乐。
阿炳开始为大家说新闻，站在一张凳子上，讲一些田头地角常能听到的笑话，和一些大家都认为有些绝密的国家大事。他从不摘下的墨镜镜架是断了一条腿的，这就让他有了一种像艺术家的味道。大家围在一起，听竹板响起来，阿炳说新闻就开场了。那时候，他的知名度相当于现在的播音员。
一直陪伴着阿炳的是一个叫催弟的人，我想象她的父亲一定是希望再生一个儿子所以把她的名字叫成催弟。催弟成了阿炳的眼睛，阿炳的手就搭在她的肩上，走过泥路和小桥，一大段的人生被他们抛在了身后。
这个有着三年私塾背景的瞎子道士，他的卖艺生涯中总是掌声雷动，他老是说随便拉一个吧，一拉就是一曲哀伤的曲子。他站在店家门口的一张小凳上拉琴，让来往的行人都认为他必定是一个落寞的人。他不可以再纵情狂欢了，他是一个半流浪的艺人。风从他的额头吹过时，他感知到寂寞了吗？
隔壁办公室里的老师其实能拉得一手好二胡，让我很荣幸地生活在音乐的氛围中。许多个下午我什么也不干，只是坐着喝茶和听琴。我出神的时候，窗外墙角的狗尾巴草在风中肆意地摇摆着。1950年的某一天，阿炳在三圣阁大厅里录音。当时杨荫浏是录音小组的成员，他们像抢险队员一样抢下了即将像水一样流失的音乐。阿炳不知道自己随便拉拉的曲子应该叫什么，杨荫浏在抽了一口烟后，轻声说，那么，就叫《二泉映月》吧。
阿炳还录下了《听松》、《大浪淘沙》等琵琶曲，这时候他像一支燃尽的蜡烛一样，就快熄灭。他吐了许多次血，他捧着钢丝录音机欣喜若狂，他说，仙气，这个匣子里面有仙气。
录完音20多天后，突然之间因为录音而成了名人的他，唯一一次登台演出。此后不久，阿炳与世长辞。29天后，催弟也随他而去。
江南最后的二胡，那把闪亮的胡琴，那用断弦造就的音乐，曾经让平凡的我心生感动。无数个月夜，我会看到远方的沙漠和沙漠的远方，以及一棵孤零零的树。学会生活就该学会热爱音乐，苏格兰风笛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二胡，我想象一队乐手行进在英国的大道和庄园铺满落叶的小径上。是什么让我如此沉默，沉默如海边的礁石或墙角的野草，沉默如一支在夕阳下整理羽毛的孤独的鸟。
我边听二胡边写下了这篇文字，琴声停下来时，我走过去问隔壁的老师，说，刚才你拉的是什么。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二泉映月》。我又问，你知道催弟姓什么吗？他很惘然，我告诉他，催弟，她姓黄。
是黄催弟牵引着阿炳，走过一生并且让他留下闪闪发亮的音乐。江南最后的二胡，让我想起我乡下老家一个同样郁郁寡欢的老人，在白杨树下吹起唢呐的情景。江南最后的二胡，让我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感知无处不在的忧伤和寂寞，让我能听到从遥远之地滚滚而来的、悠长的音乐。
南货店
南货店坐落在小镇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店面很陈旧，所以看上去像是一个在阳光下晒太阳的老妪。我的祖母一年之中总要踮着小脚去几次南货店，每次去都得我搀着她。祖母买走了冰糖，买走了柿饼，还买走了一种叫“华夫”的饼干。祖母的老年喜欢吃零食，她的床头放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南货店里，后来都成她的了。她在南货店付钱的时候，总是将一张张碎票小心翼翼地从一只塑料袋里往外数，很有一种舍不得的味道。南货店里有好几个店员，那个二十挂零的短发姑娘每次都很热情地接待祖母。祖母悄悄对我说，你给我记住，你长大了，就娶这样性子好的女人。我的脸红了，走出店门时，我看了短发姑娘一眼，脸又红了。
南货店的廊檐下挂着一块电影牌，电影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画的，他的画画得很不错，画上男人，画上女人，再画上其他一些什么，很漂亮地挂在大街上。看上去他是一个很伤心的男人，老是喝醉酒。有一次又喝醉了，挂电影牌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下来，断了手骨，所以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十字街口少了电影牌。许多人都说，他的女人跟人跑了，所以他就把酒当成了女人。
女人是女人，酒是酒。如果把酒当成女人了，他的一生也就醉了。醉了也就醉了，可醉的时候他会想起他的女人，那就比不醉的时候更难受了。
电影牌被风一吹，总是晃晃悠悠的。走过十字街口的小镇的人，总会不约而同地抬头望一望牌上的内容。我很担心电影牌会掉下来，砸在某一个行路人的身上。结果电影牌一直都没掉下来，可见我许多年前的担心是多余而且可笑的。倒是那个短发的姑娘，被她的男朋友，那时候还叫对象，被她的对象杀死了，就在南货店的木楼上。她的对象也自杀了，对象杀她是因为她对每一个顾客都很热情，是因为她笑起来有一对酒窝，所以一些留着长发穿着红衬衣的时髦青年有意无意接近她，这让她对象很担心，担心这么漂亮的女人有一天离开他。据后来那张县城的小报介绍，那天他们吵了一架，后来她对象就恼羞成怒杀了她。我一直都弄不明白这么文质彬彬的人也会恼羞成怒。他是新华书店里的职员，经常可以看到他戴着一副眼镜，腋下夹着一本书匆匆赶路的样子。他走到哪里，书卷的气息就弥漫到哪里。那时候我希望自己长大了也能像他一样的文质彬彬，出事以后我就很失望，失望自己看错了人。而那个画电影牌的醉鬼却突然不再喝酒了，他说男人女人的事总是讲不灵清的。他戒了酒专心地作画，后来在小镇乃至县城都有了名气。我几次都托人索画，结果仍没要到。
后来祖母年岁越来越大，走不动了，去南货店买柿饼的任务就落在孙子和外孙身上。直到她大去的时候，她的枕头边还有半包柿饼。那个麻脸的店员有一次叫住了我，说你们怎么突然不吃柿饼了？我很认真地告诉她，吃柿饼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不喜欢吃柿饼，其实我喜欢吃的是那种稍稍有些酸的苹果，吃完了满口留香。听了我的话，麻脸店员很失望，好像从此柿饼就会滞销一样。
日子一晃就晃过去许多，当多年后我偶然经过小镇时，我看到南货店改成了小超市。超市发了统一的服装给营业员，营业员中有许多涂着指甲油和口红的姑娘。我很遗憾我没能再见到那个短发的姑娘，同样也遗憾超市里我没能买到柿饼。小街上的行人匆匆走着，这许多年，街上走过了许多人，发生了许多故事，其实都很值得回味。超市的对面竖着一块电影牌，上面画着许多跳舞的女人，说是来献演劲歌热舞的。她们的衣服穿得很少，让人觉得她们买不起衣服穿，所以才从很远的地方到这儿来跳几场舞。我很担心这幅画是多年前画电影牌的那个人画的，不知为什么，就是担心，打听了一番才放心了。电影牌是一位刚从美专毕业不久、留着披肩发的小伙子画的。我长吁了一口气，轻轻笑了。我很欣赏那个戒了酒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画师，也很欣赏他不随便给人画画。一阵风吹来，电影牌晃了晃，又晃了晃，一大片的从前涌过来紧紧包围我，我看到了旧南货店的模样。一个短发的姑娘在店堂里轻笑，她美丽的容颜和旧南货店被小镇的人们所遗忘，记起她和南货店的，只有一个从小镇走出去，很久不曾回来的忧伤的人。在某个寂静的下午。
热爱博物馆的男人
走进博物馆，就是走进时间隧道，你会看到一大把的从前，会看到金戈铁马，会看到才子佳人，会看到一场宋朝的雨淅淅沥沥地下到今天。这是一个处处弥漫着慵懒气息的地方，就连青草的生长也显得疲惫和无力。在这样的地方小坐片刻，你会把许多东西看淡，淡得像对面山头的一抹云烟。
在杭州回小城的列车上，我倚在列车连接处的玻璃窗边看一张报纸。那是一个午夜，晃荡的车厢里灯光显得扑朔和迷离。一个叫杜明的女人写了一篇《热爱博物馆的男人》，我的目光落在这篇文章上时，忽然想，我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男人。我想起两年多前，小城的博物馆还在大兴土木，我一次次地站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抬头看那些工人们刷白墙壁，盖上琉璃瓦，并筑起一级级石阶。现在顺着石阶，一路走下去，你走到的，会是小城的从前。
小城的从前是美丽的，只不过没有现在的繁华与喧嚣。小城的从前大约是一叶扁舟，一个村姑或是两只在阡陌中行走的黄狗，有风吹动路边的黄花，埠头捶衣的声音清晰可闻。不过这些遥远的景致都存放在博物馆里了。看到一件积满岁月尘埃的农具，就会让你和古代的农夫有一段穿越时空的对话。
他们曾经种植过的玉米和高粱都深埋在地下，锄头和犁铧腐烂在农田里，幸存的一把柴刀，静静躺在博物馆里，回忆成百上千年前，它曾是怎样寒光闪闪地放倒柴火。这些柴火塞进灶膛，我祖先们烟熏火燎的生活就开始变得嘹亮如歌了。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我热爱的事物，小城的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博物馆很静，静得像深深的宫廷。如果下一场雨，将那些草木淋湿，将那些石板路淋湿，你会看到湿漉漉的故事在空旷之地上演。站在廊檐下避雨，你就会看到多年前的嫁娘从一顶花轿中款款下来，看到八仙桌旁的大师椅上坐着表情严肃的老男人或是缩在阳光下取暖的小脚老太婆，看到握剑的男人为土地而战，痴心山水的老人挥毫泼墨……
这座博物馆成了点缀小城的一处小小的景致，本来这里是一座不很高的山，现在拔地而起的一幢幢房子，像是一个很大的家，里面装满了岁月的故事和遥远的爱情。我们爱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像我们爱阳光、爱土地、爱家园一样，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我曾经幻想，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上班，推开朱漆的门，顺着石阶一路走一路走，腋下夹一册线装的书，那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在石阶的每一级弥漫，是温文尔雅？还是充满感伤？或者仅仅是一首纯朴的乡谣掠过耳畔时才会有的一种心灵的震颤？
每个男人都可以爱许多东西。我固执地爱上了小城的博物馆并不是因为学到了不少未知的东西，而是找着了一种感觉，仅此而已。就像杜明女士一样，她守着她父亲和先生两个热爱博物馆的男人，就会像守着一份家业一样。阳光很好的某一天，一位长者手指间夹着纸烟在博物馆的石阶上和我不期而遇，我们的目光稍稍作了停顿。那一刻我想，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热爱博物馆的男人？真傻啊！
热气腾腾的岁月
老三在邮政局门口的拐弯处摆了一个摊，是专卖热辣辣的豆腐干、茶叶蛋的。老三的摊牌子不大，简易的推车上放着两只炉子。老三的样子看上去很瘦弱，他窝在摊子后面，许多人不注意还看不到他。老三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捧着一本书，在昏黄的路灯下看书。老三并不很老，也就五十来岁年纪。
有人问他为什么出来摆这个摊儿，老三说儿子要结婚了，自己没钱支持他，所以就想多赚些钱给儿子。老三的话说得很中国味很中肯，因为有许多和老三差不多年纪的人都为了娶儿媳妇正弯着腰鞠躬尽瘁。老三毫无怨言地守着他热气腾腾的摊子，就像守着即将到来的儿媳妇。
老三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在半夜，那时候没有睡的肚子肯定饿了，工厂的交接班也是那时候，所以半夜时分老三的生意就很红火，蒸腾的热气中他忙得有些不可开交。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所以有时候从单位步行或骑自行车回家，路灯下常能看到他的摊子旁围着一圈人。我从不吃这种东西，不是说不好吃，而是觉得没有家里的干净。
有一天老三却突然叫住了我，他叫我海老师，这让我很受不起。我说你就叫我海飞吧，大家都叫我海飞。老三递给我一些稿子，是他写的古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