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假定这是一辆空车，车里装满的必定是我民国年间的忧伤。然后，枪声响起来，汪伪、军统特务、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共产党地下人员，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开始暗战。那种平静之中的惊心动魄，是一种比曲别针还弯曲但却闪亮的人生。2010年的某一天，我开始创作电视剧《旗袍》，一个叫丁默群的清瘦男人，一直都坐在极司菲尔路汪伪特务机关的某张皮沙发上，一坐就坐过去他的一生。我不知道是为王志文而写了一个丁默群，还是丁默群本来就为几十年后的王志文活过一回。总之《旗袍》就这样粉墨登场，女一号马苏不停地变换着旗袍，在这部剧集里走来走去，仿佛她有用不完的力气似的。
我十分害怕她纤细的腰肢，有一天因为高跟鞋的鞋跟儿突然折断，而在百乐门舞厅里折了她的腰。
我想我是迷恋旗袍的。我认为专做旗袍的裁缝，一定会有一只藤箱，里面装满了皮尺、剪刀、画粉、布料、盘扣，以及一应俱全的各式工具。他去为太太小姐量体裁衣，民国才会显得丰盈起来。他的藤箱如同我的电脑包，同样是为谋生而使用。我总是背着电脑包风尘仆仆地赶往剧组，在那儿住下来开始我的生活。所有的演员都在演戏，我有时候也去拍摄现场看看，可是我怎么都觉得我一步步走过去，走进的不是片场是我的人生。
《旗袍》是写得很辛苦的一个剧，我留下的纪念不是一袭旗袍，而是拍戏的某个夜晚，我在片场捡起的日本宪兵枪膛中跳出的子弹壳。现在这枚子弹壳躺在我的书房里，见到它时，我总是仿佛能听到一声枪响。多么响亮啊，像一记生活的耳光。
电视
在我十分年少的时候，我认为电视机是一种妖怪。
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在上海龙江路75弄12号低矮的房子里，一个少年目光呆板，盯着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机没有遥控器，换台需要转动旋扭，旋转的时候啪啪作响。那时候电视机的屏幕是外突的，闪着灰色的光，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乡村孕妇。这个哈着腰长得壮实肉感土里土气的少年，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盯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他看电视都要看到半夜，直到屏幕上雪花纷纷扬扬。这让少年想到了故乡枫桥寒冷的冬天，他在上海里弄外婆家狭小得转身都困难的房子里，十分坚定地认为电视机是一个妖怪。如果它不是妖怪，它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间悲欢装进一个小小的匣子里。
少年就是我，那时候的我肯定不是玉树临风，我很肉，长得很像小兵张嘎。
那时候我检阅的电视大部分都只有上下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三十年就是一个呱呱降生的八零后突然间娶妻生子，这需要多少的光阴啊。接着我看到的是《虾球传》《蛙女》《上海滩》《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许多睡不着的夜晚，我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穿着短裤汗背心趿着拖鞋。我完全地顺着路灯光铺成的马路走，手里捏着一根捡来的短棍。短棍在墙体上行走，划过了高大的围墙，划下一道细碎的白色印痕。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少年是如此地充满忧伤，我一个又一个地数着路灯，一直走到离开外婆家很远很远，一直走到摆渡的码头，一直走到天色发白，一直走到可以看到“牡丹牌”电视机的巨大广告。然后我站住了，像一个马路上突兀的标点符号。
我就那么顺着许昌路走，一直走到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然后回头的时候选择另一条路，转个弯是怀德路，接着是龙江路。我把这些角角落落都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向延安》中，我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
那时候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
《代号十三钗》《向延安》《捕风者》《旗袍》……我笔下的这些小说或者电视剧，一个又一个地把发生地选择在了上海。上海是一个产生故事的地方，当然也产生大量的工人。我喜欢看到的旅行包的图案是工厂正在冒烟，上面有两个字：上海。我的大舅是国棉十三厂的，大舅妈是上海拖拉机厂的。
我的小舅和小舅妈都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的。二阿姨和二姨父都是上海钢铁二厂的。我的四姨是上海医疗设备器械厂的，四姨父在一家金店工作。我的小姨和小姨父是环卫管理处的。我的母亲是老三，她戴着大红花上山下乡，雄赳赳地来到了丹桂房村。她看到辽阔而贫穷的田野时，觉得上海反而是她一个刚刚发生过的梦。那时候她十分青春，但是她很快就明白，青春逝去的速度，如同闪电。
这就是普通的上海家庭的成员，他们都是工人。我少年的辰光也希望成为一名工人，我在外婆家的屋子里，能听到不远处“新沪钢铁厂”巨大的机器声。这样的声音像潮水一样，缓缓地漫过来，将我整个的少年都淹没了。
我见证了那时候十分年轻的舅舅阿姨们的恋爱，他们的脸上闪动着光洁的笑容。现在我回头想想，他们生活得多么像一部电视剧。
我开始恋爱的时候，女朋友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我从部队回来没多久，我傻愣愣地坐在她家里。我们有时候谈天很热烈，我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谈起了文学。我们有时候一言不发，坐成一张照片的样子。我觉得一九九二年真是一个十分好的年代，我们穷得只剩下大把的时间了。
那时候我用28寸的自行车把她驮来驮去，那时候我们的样子简直比风还要嚣张。我穿着旧军装敞着怀，露出雪白的衬衣，她穿着自己做的棉布裙子。
我们开始看一部叫《过把瘾》的电视剧，每天都会在午夜播放。我喜欢上王志文的演技，但是我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一个叫《旗袍》的剧本，有一天王志文会来演这部电视剧，有一天会和王志文在横店影视城的一个饭店里喝酒。
妈的。电视真是一个妖怪。
极司菲尔路76号以及上海歹土是我梦里面最深的黑白底片很多次我啃着碎面包，或者吃半碗黄酒，在潦草生活中看《色戒》。我对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镜头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76号这个汪伪特务机关里，电影一开场就出现的那条狼狗。我喜欢那条狼狗的眼神，那是一种电一样的攻击性眼神。我还喜欢那辆黄包车，蹬车的汉子屁股离开车座，这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骑车姿势。当然我也喜欢看那辆有轨电车，我觉得我一半的魂一定丢在那辆车上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辆车可以有另一个名字，叫往事。
也许你已经明白，我把这部电影当作纪录片来看。我总是觉得我前世的所有梦都埋在了旧上海的光影里。我固执地爱着上海，偶尔会梦见外祖父和外祖母，梦见火车，梦见火车里下雪天的爱情。这些碎梦构成了可以拼凑的一个剧情。
我疯狂地钻研着极司菲尔路76号的结构，我发现这里面有刑讯室，有办公室，有机要室，有译电室，有图书馆、医院，也有行动大队、警察大队……
这多么像是一个十分正规的单位，而这个单位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易先生在文件上签下了命令，他十分平静地告诉手下，把王佳芝给毙了。
扣动扳机是容易的，听到枪响也是容易的，但是签下这个字不容易。我能想象王佳芝在泛着银辉的月光下，会流下眼泪和干净的鼻涕。她一定在想着，青春和爱情是多么的懵懂啊。
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屋子是杭州城西的一间叫布鲁克的酒店。酒店的219房十分狭小。这个阴雨连绵的夜晚，我的头发蓬乱眼睛血红，我甚至还喝了三两五年陈的黄酒。我实在搞不懂是我梦见了我的一生，还是我的一生都是在梦中。我想，壁虎也会回忆往事的，这种尾巴很脆的动物，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宠物来养。我不相信它比那些宠物蜥蜴会逊色多少。我想完全可以在壁虎的身上贴一张小的标签，上面写上：正在回忆，请勿打扰。
所有的电视剧，必定是一些人在集体回忆。
遥远是因为我害怕走近，走近是因为我害怕遥远
我认识两位上海导演，他们一位要拍我的《向延安》，一位要拍我的《代号》（龙一老师的小说原着）。很多时候我都想选择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坐着高铁去上海和他们聊聊剧本。最后我没有成行是因为，我十分害怕我坐在高铁车厢的座位里，一个小时不到列车就把所有的路程全部走完了。而在我少年的辰光里，坐着棚车从绍兴到上海要十一个小时，坐着绿皮火车从诸暨到上海要九个小时。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那么快，让我来不及做好思想准备，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父母，妹妹，以及一些亲人都生活在上海。我十分害怕和上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年少轻狂时候唱过的歌，其实还跌落在外滩上。但是我知道上海的一切都变了，当我查到我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更不愿意站在高楼的面前，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
我相信我更愿意站在那片黑压压的低矮的旧民居前，家家户户都在上演着柴米油盐的电视剧。
我不再去想象上海。只愿意在电视剧里重新构架我梦想中的旧时上海。
我喜欢《暗算》里最后一个镜头，年迈的柳云龙白发苍苍，看到有人在拍一个戏，戏里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正打算去执行任务。他看到的不是电视剧了，看到的是从前。我在写《捕风者》的时候，一开始就写到一个女人来到拥挤的上海，在里弄的一间房里，有人把一只包着白布的骨灰盒扔在了她面前，说这就是卢加南同志……
女人没有哭。她替卢加南同志活了下去，她完成了一项项任务，她在上海的任务，是捕风……
女人叫苏响。她没有哭，而我自己写着写着号啕大哭。我被小说中的人物打动，她和我打招呼，她说我们都寻找过爱情的不是吗？我们都愿意去死的不是吗？于是我想，我们都生活在无尽的忧伤中啊。我和我的夫人正在老去，女儿正在青葱。我觉得我们就像一粒被风吹来吹去的草籽，或者就是风本身，在春天里徜徉。
像祖母一样生活
昨夜窗外落了一夜的雨，淅沥的雨声中，我又梦见我的祖母了。
祖母有过锦衣华食的大小姐辰光，也有过落魄与苦难。战争的硝烟中她跟在逃难的人群后面经历过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艰辛。但不管怎么说，当苦难与战争离我们远去，祖母的脸上盛开平和的笑容。
美国七十年代曾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像祖母一样生活”的生活方式。他们住木屋，用陶罐去河里汲水，自己动手劳作，驾着马车越过丛林。我们不能说有多少诗情画意，但却是一种平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每一个夜晚来临时往往都会做上一个好梦。而同是那时候，美国涌现了“朋克”部落。
他们抽大麻，厌恶劳动，打架嫖娼，今朝有酒今朝醉。当“朋克”们在若干年后猛醒时，才突然发觉那段岁月对他们来说是死去的岁月。
我们住进高楼，装上电话，配置电脑。我们的科学发展到这也“克隆”那也“克隆”，我们可以为一句话而打官司，为一席酒而散千金，我们买来名贵的衣装把那堆肉体包裹起来，以靓丽的风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街头。
霓虹闪烁的时候让我想起祖母。祖母在最苦难的时候把金银首饰当了出去，她曾经在饥荒时刻施舍过一个同样饥寒交迫的女人一斗米，而受了那女人跪拜在地的大礼。根据父亲的描述那个女人离去时泪流满面仰天长号不止。
而我的祖母一直用一种平和的目光，目送那个女人的离去。
许多年后这个会抽烟的女人向我说起了这件事，她说那时候你父亲还小，你祖母的一斗米救了几条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深秋初冬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那时候我的祖母刚走完她的一生，长明灯在她的脚后“噼啪”燃烧。
那个老妇人终于再一次跪倒在我祖母面前，磕了一个头后已是满面泪痕。
我忽然想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已很不易，面对泥泞，我们理所当然地该昨夜窗外落了一夜的雨，淅沥的雨声中，我又梦见我的祖母了。
相互搀扶。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用不着像祖母一样去河里汲水，我们可以饮纯净水，而且一个电话送货上门。我们用不着像祖母一样在豆油灯下缝制衣裳，我们可以去时装店里选购时装。我们用不着像祖母一样生活了，但是是什么东西把人与人之间隔开了一条河。透过防盗门上的猫眼看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精彩吗？
祖母和她的岁月一起化为岁月的尘埃，但又有谁能说她的世界不精彩呢？！无数个日子里我都奢望在一个临水的小土坡上筑一间木屋，屋前种草，屋后种花，让我年轻的妻在木屋里纺线，重复我祖母那样的纯朴生活。但这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完完全全的不可能实施，我们已经离不开牛奶面包以外的现代文明了。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血腥的画面还在重演，枪声隐隐传来。有一天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是不是让人类消失，地球毁灭，所有一切化为云烟呢？
已经拥有的东西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在阳光还在，希望就会同在。我地下的祖母，请你再用平和的笑容，轻轻笑一笑吧！
摇滚路上的碎片
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叫《摇滚路上的碎片》的短小说，他哑着嗓子在电话中告诉我小说的大概情节。小说里充斥了爱情与性，现实与理想，以及许多矛盾的东西。他说我们是矛盾的。这时候话筒里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那大约会是一辆火车开过了他上班的那个小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