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杨仲枢夫妇始料不及的是，二儿子周昂嵋偏偏赶上抄家的时候从沈阳回来了。
不放心父母的周昂嵋一进门，碰上哈军工红卫兵在翻箱倒柜，搜查父母的“罪证”，他吓坏了，失魂落魄，无处躲藏。杨仲枢夫妇最怕老二受刺激，劝他赶快离开家。
全家度过一个无眠的恐惧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昂嵋悲愤地直奔火车站，返回沈阳。
哈军工的红卫兵连在长春读书的杨昂岳也不放过。“八八团”派人到吉林工大，当面威逼他揭发父母“罪行”，提示的内容无非是“四清”运动中基础部揭发的所谓“罪证”：穿什么衣服，看什么书，再重新分析上纲，要杨昂岳签字画押。
1967年10月，掌大权的“文革”新贵们加大了迫害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的力度，刘居英家、杨仲枢家等七家人都被扫地出门，强令搬进两处“牛棚”。安排给杨仲枢家的房子最差——55号筒子楼靠厕所的潮湿单间里，王禄臻争辩了几句，被打得鼻子流血。之前，杨仲枢的工资已被扣发，每个月只给老两口各15元的生活费，给正在读书的杨昂岳18元生活费。杨家几乎陷于绝境。
除在挨打受骂遭批斗之外，杨仲枢每天的功课是到王字楼扫厕所和打扫卫生。他扫厕所如同做理化实验，非常认真，还特地从生活费里挤出点钱，买了小铲子和钳子，把王字楼的所有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异味。有一天他睡下了又爬起来，要去王字楼，老伴不让他去，杨仲枢说：“我的铲子和钳子洗干净晾在外边，不收拾起来要长锈的。”他还是披上衣服去了王字楼。
入秋的时候，杨仲枢被派到滨江火车站抢运冬储煤，年过花甲的病弱老人要和膀大腰圆的山东盲流一起挥锹干活，山东盲流们非常奇怪：我们年轻力壮的都累得不行，军工这个大单位怎么让个瘦老头子当苦力？杨仲枢挺住了，没有倒下，他依然心底坦荡，回到牛棚也不叫苦，只对王禄臻淡淡地说了句：这些山东小伙子可真能吃啊。
严冬来临，各个锅炉房的大烟囱都喷出黑烟，人们发现，戴着白袖标的杨仲枢佝偻着身子，吃力地推着独轮车，为锅炉房运煤。上面交代：“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杨仲枢不准接触锅炉。”于是，杨仲枢每天从大煤堆把煤运到锅炉房，又得自觉远离“国防要害设备”——锅炉。服苦役以折磨所谓的“阶级敌人”，这是“文革”通行的革命行动。
平时55号楼“牛棚”静悄悄的，孩子们怕受欺侮，很少出去玩，昏暗的走廊里听不到孩子们的笑声，大人们都是愁眉苦脸的，孩子们也不多说话。
10月末的一天傍晚，两名造反派“解差”把刘居英押回“牛棚”，“解差”刚走，刘居英就来拜访新邻居。
“哎呀，老杨啊，我们作邻居了！”刘居英依然谈笑风生，一年多戴高帽、挂黑牌的批斗生活，他竟能看得开，放得下。他看杨仲枢的房子实在太差，二楼厕所渗下的水洇湿了顶棚，隔壁厕所漏水又洇湿了一片墙，满是灰土的房间里霉味扑鼻，刘居英皱着眉头，骂道：“这群玩意儿，简直没有一点人味儿！”
自刘居英回来以后，“牛棚”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他和孩子们说说笑笑，又找来围棋、象棋，拉着杨仲枢摆上。开始杨仲枢不敢，因为“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把他与“走资派”刘居英捆绑在一起，说他是刘居英“招降纳叛的对象”，他害怕被造反派逮着又得挨斗，架不住刘居英的“引诱”，也下水了。每天晚上9点以后，他们俩对弈，杀得难解难分，不久，刘居英又拉上住在隔壁的锅炉工人打扑克。白天，刘居英“上班”到一号楼扫厕所，随时接受批斗；晚上回来，杨仲枢还经常给刘居英提点意见：“你一号楼的厕所扫得不好，今天又有一号楼的人来我的王字楼上厕所了！”刘居英哈哈大笑。接着就开始娱乐活动，把一切烦恼暂时抛在脑后，苦中求乐，人们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谈及“文革”，刘居英自然感慨万千，他问杨仲枢：“老杨，你怎么还没杀我回马枪呢？许多人都杀了我的回马枪，把学院工作中发生错误的责任都全推给我。唉，推就推吧，我全担着，这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有的人无中生有，不实事求是。”
1968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以巨大的惯性向前猛冲，头戴“东北新曙光”光环的潘复生，向中央报送《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2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潘复生这份蛊惑人心、谎报军情的报告，中央的批示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3月，声势浩大的“彻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哈军工全面铺开。
重新被关进一号楼里的刘居英和一大帮院部系领导干部再次成为“俎上鱼肉”。重新成立的“刘居英专案组”在深挖“特务”、“叛徒”上下工夫。有人揭发，在55号楼牛棚里，刘居英常和杨仲枢下棋，这还了得！这是刘居英招降纳叛的新罪证！在俱乐部召开的揭发刘居英新罪行大会上，杨仲枢夫妇和三个锅炉工被拉上台陪斗，杨仲枢的问题也升格了。随后基础部召开“宽严结合大会”，杨仲枢是从严处理的唯一典型，当场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回到家里，杨仲枢精神沮丧，他对老伴说：“又给我戴上帽子咯，没有个好了！给孩子们写信吧，让他们与我划清界限！”
王禄臻依然沉稳淡定，她宽慰杨仲枢说：“以前摘不摘帽一个样，现在戴不戴帽也是一个样，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3月，刘居英被潘复生下令逮捕，关进大牢。不久，夫人许良毓也被关进监狱，刘家只剩下四个孩子。
秋天来了，刘居英大女儿刘捷和两个妹妹要下乡插队了，王禄臻伸出援手，为三个姑娘做了新被褥。刘捷放心不下年幼的小弟弟，王禄臻说：“有我呢，你们放心走吧！”刘捷的眼圈红了：“王姨，你们家也够难的啦！”“唉，我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王禄臻坦然地说。
“牛棚”岁月里，让杨仲枢夫妇最感到恐惧是一个外号叫“疯婆子”的65级女学员。
“文革”中，空军工程系部分65级学员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叫“65兵团”，因其成员打人行凶、残暴成性而恶名昭着于哈尔滨市。这名女学员就是“65兵团”的典型代表人物。
这个福建山区长大的女孩身材矮小，黑黑瘦瘦，其貌不扬，但因为天天都要打人且出手凶狠而闻名全院。她的特点是独来独往，边打边骂，累得翻了白眼之后才离开。
“疯婆子”经常光顾55号楼“牛棚”，她一进门，高声一骂，许良毓吓得直打颤。
许良毓的头发被她一把一把揪下来，孩子们为了保护妈妈，奋起反抗，多次和她交手，“疯婆子”不敌，只得落荒而逃，但有时孩子们不在家，她可就打遍“牛棚”无敌手了。她进入杨仲枢家，随手摸到什么算什么，擀面杖、炉钩子，抓起来就劈头盖脸打下来，边打边骂“死右派，打死活该”！而且不允许杨仲枢和王禄臻用手臂遮挡，一定要见血才罢手。有时候，她打累了，就逼迫杨仲枢和王禄臻互相扇耳光，她站在一边狞笑。那时候，王禄臻帮水暖工看小孩，那孩子总趴在窗口向外张望，一看“疯婆子”走来，就连滚带爬大喊：“奶奶奶奶，她来了！”杨仲枢和王禄臻被毒打时，孩子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疯婆子”无动于衷。王禄臻不禁暗自叹息：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狠心的女人！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杨仲枢老夫妻就这样在苦海里煎熬着。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二儿子在大学里承受他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被对立一派骂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父母的政治问题如大山般压在他的身上。大学毕业前夕，他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1968年底，周昂嵋被分配到吉林化工机械厂，工厂领导看过档案，把他分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和劳改释放犯、小偷小摸之徒为伍，他只有饮泣叹息；到了找对象的年龄，谈了两次朋友，女方一听他的父母是“右派”，吓得六神无主，赶快分手走人。这是压垮周昂嵋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精神分裂了！
1973年，在北京齿轮厂当工人的杨昂岳请假到吉林看望有病的二哥。一见面，周昂嵋直勾勾地瞪着弟弟，盘问道：“你从哪里来的？干什么来的？”后来，他又反复对杨昂岳说：“咱们父母都是蒋介石特务，要害我们，你可要小心！”对时局，周昂嵋噤若寒蝉，守口如瓶。一天杨昂岳从厂区读报窗看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回去告诉二哥，周昂嵋吓得面色苍白，一把揪住杨昂岳的领口说：“你可别乱说！”杨昂岳带他去看报纸，他嘟囔道：“谁知道真的假的，可别瞎说！”
杨昂岳陪二哥一个月，知道二哥病得不轻，回去报告父母。那时杨仲枢夫妇已经随哈军工搬迁到长沙，王禄臻到吉林，把二儿子送到舒兰精神病医院治疗，后来又接到长沙继续治疗。周昂嵋的病情时好时坏，在这一段时间，有人介绍一个对象，是吉林师大毕业的，在白城师范教书，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周昂嵋也喜欢她，两人终于喜结连理，成了家。
1974年下半年，周昂嵋的精神病又发作了。一天半夜，周昂嵋突然惊醒，他把身边的妻子看成要害死他的恶魔，他要反抗求生，遂操起钝器，把妻子砸死。
杀了人的周昂嵋懵懂不知自己干了什么，可害苦了两家的亲人。经过法院判决，周昂嵋是精神病急性发作，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杨仲枢夫妇痛苦不堪，觉得愧对儿媳妇和亲家，善后事宜，费尽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