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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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历史还他们清白——记机械专家杨仲枢教授(4)

让杨仲枢夫妇始料不及的是,二儿子周昂嵋偏偏赶上抄家的时候从沈阳回来了。

不放心父母的周昂嵋一进门,碰上哈军工红卫兵在翻箱倒柜,搜查父母的“罪证”,他吓坏了,失魂落魄,无处躲藏。杨仲枢夫妇最怕老二受刺激,劝他赶快离开家。

全家度过一个无眠的恐惧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昂嵋悲愤地直奔火车站,返回沈阳。

哈军工的红卫兵连在长春读书的杨昂岳也不放过。“八八团”派人到吉林工大,当面威逼他揭发父母“罪行”,提示的内容无非是“四清”运动中基础部揭发的所谓“罪证”:穿什么衣服,看什么书,再重新分析上纲,要杨昂岳签字画押。

1967年10月,掌大权的“文革”新贵们加大了迫害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的力度,刘居英家、杨仲枢家等七家人都被扫地出门,强令搬进两处“牛棚”。安排给杨仲枢家的房子最差——55号筒子楼靠厕所的潮湿单间里,王禄臻争辩了几句,被打得鼻子流血。之前,杨仲枢的工资已被扣发,每个月只给老两口各15元的生活费,给正在读书的杨昂岳18元生活费。杨家几乎陷于绝境。

除在挨打受骂遭批斗之外,杨仲枢每天的功课是到王字楼扫厕所和打扫卫生。他扫厕所如同做理化实验,非常认真,还特地从生活费里挤出点钱,买了小铲子和钳子,把王字楼的所有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异味。有一天他睡下了又爬起来,要去王字楼,老伴不让他去,杨仲枢说:“我的铲子和钳子洗干净晾在外边,不收拾起来要长锈的。”他还是披上衣服去了王字楼。

入秋的时候,杨仲枢被派到滨江火车站抢运冬储煤,年过花甲的病弱老人要和膀大腰圆的山东盲流一起挥锹干活,山东盲流们非常奇怪:我们年轻力壮的都累得不行,军工这个大单位怎么让个瘦老头子当苦力?杨仲枢挺住了,没有倒下,他依然心底坦荡,回到牛棚也不叫苦,只对王禄臻淡淡地说了句:这些山东小伙子可真能吃啊。

严冬来临,各个锅炉房的大烟囱都喷出黑烟,人们发现,戴着白袖标的杨仲枢佝偻着身子,吃力地推着独轮车,为锅炉房运煤。上面交代:“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杨仲枢不准接触锅炉。”于是,杨仲枢每天从大煤堆把煤运到锅炉房,又得自觉远离“国防要害设备”——锅炉。服苦役以折磨所谓的“阶级敌人”,这是“文革”通行的革命行动。

平时55号楼“牛棚”静悄悄的,孩子们怕受欺侮,很少出去玩,昏暗的走廊里听不到孩子们的笑声,大人们都是愁眉苦脸的,孩子们也不多说话。

10月末的一天傍晚,两名造反派“解差”把刘居英押回“牛棚”,“解差”刚走,刘居英就来拜访新邻居。

“哎呀,老杨啊,我们作邻居了!”刘居英依然谈笑风生,一年多戴高帽、挂黑牌的批斗生活,他竟能看得开,放得下。他看杨仲枢的房子实在太差,二楼厕所渗下的水洇湿了顶棚,隔壁厕所漏水又洇湿了一片墙,满是灰土的房间里霉味扑鼻,刘居英皱着眉头,骂道:“这群玩意儿,简直没有一点人味儿!”

自刘居英回来以后,“牛棚”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他和孩子们说说笑笑,又找来围棋、象棋,拉着杨仲枢摆上。开始杨仲枢不敢,因为“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把他与“走资派”刘居英捆绑在一起,说他是刘居英“招降纳叛的对象”,他害怕被造反派逮着又得挨斗,架不住刘居英的“引诱”,也下水了。每天晚上9点以后,他们俩对弈,杀得难解难分,不久,刘居英又拉上住在隔壁的锅炉工人打扑克。白天,刘居英“上班”到一号楼扫厕所,随时接受批斗;晚上回来,杨仲枢还经常给刘居英提点意见:“你一号楼的厕所扫得不好,今天又有一号楼的人来我的王字楼上厕所了!”刘居英哈哈大笑。接着就开始娱乐活动,把一切烦恼暂时抛在脑后,苦中求乐,人们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谈及“文革”,刘居英自然感慨万千,他问杨仲枢:“老杨,你怎么还没杀我回马枪呢?许多人都杀了我的回马枪,把学院工作中发生错误的责任都全推给我。唉,推就推吧,我全担着,这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有的人无中生有,不实事求是。”

1968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以巨大的惯性向前猛冲,头戴“东北新曙光”光环的潘复生,向中央报送《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2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潘复生这份蛊惑人心、谎报军情的报告,中央的批示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3月,声势浩大的“彻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哈军工全面铺开。

重新被关进一号楼里的刘居英和一大帮院部系领导干部再次成为“俎上鱼肉”。重新成立的“刘居英专案组”在深挖“特务”、“叛徒”上下工夫。有人揭发,在55号楼牛棚里,刘居英常和杨仲枢下棋,这还了得!这是刘居英招降纳叛的新罪证!在俱乐部召开的揭发刘居英新罪行大会上,杨仲枢夫妇和三个锅炉工被拉上台陪斗,杨仲枢的问题也升格了。随后基础部召开“宽严结合大会”,杨仲枢是从严处理的唯一典型,当场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回到家里,杨仲枢精神沮丧,他对老伴说:“又给我戴上帽子咯,没有个好了!给孩子们写信吧,让他们与我划清界限!”

王禄臻依然沉稳淡定,她宽慰杨仲枢说:“以前摘不摘帽一个样,现在戴不戴帽也是一个样,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3月,刘居英被潘复生下令逮捕,关进大牢。不久,夫人许良毓也被关进监狱,刘家只剩下四个孩子。

秋天来了,刘居英大女儿刘捷和两个妹妹要下乡插队了,王禄臻伸出援手,为三个姑娘做了新被褥。刘捷放心不下年幼的小弟弟,王禄臻说:“有我呢,你们放心走吧!”刘捷的眼圈红了:“王姨,你们家也够难的啦!”“唉,我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王禄臻坦然地说。

“牛棚”岁月里,让杨仲枢夫妇最感到恐惧是一个外号叫“疯婆子”的65级女学员。

“文革”中,空军工程系部分65级学员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叫“65兵团”,因其成员打人行凶、残暴成性而恶名昭着于哈尔滨市。这名女学员就是“65兵团”的典型代表人物。

这个福建山区长大的女孩身材矮小,黑黑瘦瘦,其貌不扬,但因为天天都要打人且出手凶狠而闻名全院。她的特点是独来独往,边打边骂,累得翻了白眼之后才离开。

“疯婆子”经常光顾55号楼“牛棚”,她一进门,高声一骂,许良毓吓得直打颤。

许良毓的头发被她一把一把揪下来,孩子们为了保护妈妈,奋起反抗,多次和她交手,“疯婆子”不敌,只得落荒而逃,但有时孩子们不在家,她可就打遍“牛棚”无敌手了。她进入杨仲枢家,随手摸到什么算什么,擀面杖、炉钩子,抓起来就劈头盖脸打下来,边打边骂“死右派,打死活该”!而且不允许杨仲枢和王禄臻用手臂遮挡,一定要见血才罢手。有时候,她打累了,就逼迫杨仲枢和王禄臻互相扇耳光,她站在一边狞笑。那时候,王禄臻帮水暖工看小孩,那孩子总趴在窗口向外张望,一看“疯婆子”走来,就连滚带爬大喊:“奶奶奶奶,她来了!”杨仲枢和王禄臻被毒打时,孩子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疯婆子”无动于衷。王禄臻不禁暗自叹息: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狠心的女人!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杨仲枢老夫妻就这样在苦海里煎熬着。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二儿子在大学里承受他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被对立一派骂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父母的政治问题如大山般压在他的身上。大学毕业前夕,他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1968年底,周昂嵋被分配到吉林化工机械厂,工厂领导看过档案,把他分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和劳改释放犯、小偷小摸之徒为伍,他只有饮泣叹息;到了找对象的年龄,谈了两次朋友,女方一听他的父母是“右派”,吓得六神无主,赶快分手走人。这是压垮周昂嵋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精神分裂了!

1973年,在北京齿轮厂当工人的杨昂岳请假到吉林看望有病的二哥。一见面,周昂嵋直勾勾地瞪着弟弟,盘问道:“你从哪里来的?干什么来的?”后来,他又反复对杨昂岳说:“咱们父母都是蒋介石特务,要害我们,你可要小心!”对时局,周昂嵋噤若寒蝉,守口如瓶。一天杨昂岳从厂区读报窗看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回去告诉二哥,周昂嵋吓得面色苍白,一把揪住杨昂岳的领口说:“你可别乱说!”杨昂岳带他去看报纸,他嘟囔道:“谁知道真的假的,可别瞎说!”

杨昂岳陪二哥一个月,知道二哥病得不轻,回去报告父母。那时杨仲枢夫妇已经随哈军工搬迁到长沙,王禄臻到吉林,把二儿子送到舒兰精神病医院治疗,后来又接到长沙继续治疗。周昂嵋的病情时好时坏,在这一段时间,有人介绍一个对象,是吉林师大毕业的,在白城师范教书,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周昂嵋也喜欢她,两人终于喜结连理,成了家。

1974年下半年,周昂嵋的精神病又发作了。一天半夜,周昂嵋突然惊醒,他把身边的妻子看成要害死他的恶魔,他要反抗求生,遂操起钝器,把妻子砸死。

杀了人的周昂嵋懵懂不知自己干了什么,可害苦了两家的亲人。经过法院判决,周昂嵋是精神病急性发作,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杨仲枢夫妇痛苦不堪,觉得愧对儿媳妇和亲家,善后事宜,费尽心思。